马上，师大东门的“盛世情书店”就要被迫离开了。我的一位同学跟我讲，她第一次去是小学一年级，在里面偶然找到一本中文版的小熊维尼原著。于是就这样，她在这家装点不那么精致的学术书店里，读到经典而又感动的一段：“维尼，说你保证不会忘记我，甚至一百年后，也不会忘记我”，然后小熊维尼点点头，认真地对罗宾说道：“我保证。”

我想，我们的祖先或许也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向后辈们发问，而那时的炎黄子孙或许也是郑重地回答道：“我保证”。但是如今，在距离“轴心时代”已接近三千年的二十一世纪，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中国、在书店已经营不下去的中国，我们以什么理由再次郑重地向先祖的精神财富说“我保证”？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承诺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我们与古代文本面临着共同的难题，需要与它倾谈交流，并最终获得自身的启明。当然，这是我在参加论坛的一个重要环节之后才领悟到的。所以，就让我先来说说这个活动本身。

“嘉言共话”，是一场持续两晚的学术交流。全国各地的师生们齐聚一堂就四个热门话题发表演讲，并进行答辩讨论，最后由主场老师做总体点评。这听起来很是简单平淡，但事实却截然相反。

代表们在那两晚的交流氛围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捍卫学校的荣誉以及不可遏制的好胜心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能造就这种氛围的还有更深入、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我们常说的“对社会的共同关怀”。学校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为这两晚的交流定性为“公共讨论实践”，还起了个十分恰当的题目——“立言立德立心立命”。在“嘉言共话”活动中，没有代表在空谈，而是一齐秉承一个共同信念——我们的思考可以让社会更美好。就像另一位二附代表后来跟我感慨道：“这次论坛，不为私利，为的是那个共同的愿望。”南宋心学家陆象山曾有一句话，大概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吧：“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承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

田悟明同学于论坛认真聆听讲座

所以，我们究竟以什么理由来承诺记忆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僵死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安逸到可以高枕无忧地玩弄着这些古玩，享受着士大夫们的小品情调。事实上，传承传统文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着难以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在与古代历史文本的对话中寻求启发。就像这回“嘉言共话”探讨的四个议题那样：“自律还是他律？”、“净化网络语言是德治还是法治？”、“成大事与拘小节？”、“共享时代如何建设道德？”。

从这些焦点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文化生命出现了危机：随着家族本位社会的解体，我们进入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但这个人主义却没有精神基础，终于沦为物欲的个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物欲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帮助，这就是熟人社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探讨共享时代的道德，用王阳明的话讲，因为我们“人人心中有贼”，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去相信别人？我们讨论自律他律、拘小节与不拘小节，其实在思考自我的控制与管理，是如何安顿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讨论网络语言的净化，其实是在反观语言背后的心灵现状。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多数人可谓是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是左也不安，右也不安。人生树不起信念来，只有那个非常明确的功利的目标，并且将这个功利目标偷换为人生目标。用孔子的话讲，这叫“不仁者”，就是心没安顿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精神现状，人人为此痛苦不堪。而正是这样的文化危机导致了层出不穷而且十分棘手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然而几千年中国文化恰好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有关如何安顿心灵的人生哲学。

在参加论坛之前，我大概可以被称作一个彻底的“西方人”——我践行着黑格尔的世界观、索福克勒斯的人生观、穆勒的价值观。但当我置身于“嘉言共话”这一活动来真正思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实问题时，才突然发现从前信仰的西方文化在这里是多么的无力。而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剂十分及时的“对症药”，所以我才决心改头换面，重新做回“中国人”。我想，我们对祖先文化的承诺，是主要基于这一理由的。

梭罗曾在《瓦尔登湖》里这么写：“如果一个人与他的同伴步伐不合，那也许是听到了一个不同的鼓声。不管这是怎样的鼓声，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他都会随着那音乐声前行。”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炎黄子孙听到了文化关怀的鼓声。这是一种能让我们与他人同行的灵魂鼓声。这个鼓声来自每个人的内心，但它并不孤独寂寞，因为我们能互相听到来自他人的心灵回响。我想，这，就是学校最后一篇论坛推送的题目——“星火洪流”——的旨意所在。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现世的关怀和与传统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才会、也必须像小熊维尼对罗宾的承诺那样，坚定地对祖先的文化说：“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