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张良(热门2篇)

“豫让者,晋人也”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豫让者》，原文翻译为：豫让是晋国人，过去曾在范氏和中行氏那里做事，但并不知名。他离开后，供职于智伯门下，智伯很敬重和宠爱他。等智伯攻伐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和韩氏、魏氏合谋灭了智伯，灭智伯后又瓜分了智伯的土地。

赵襄子最恨智伯，把智伯的头颅漆了，作为酒器。豫让逃到山中，说道：“唉!士人为知己者献出生命，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修饰容貌。如今智伯了解我，我一定要为了替他报仇而死，以此来报答智伯，这样我死后的魂魄也就不会感到羞愧了。”于是变更名姓，冒充为判刑服役之人，混进赵襄子宫里涂饰厕所，身上挟带匕首，想刺杀襄子。襄子去厕所时，忽觉心惊，便抓住涂厕所的刑人审问，发现他便是豫让，身上带着凶器，口称：“要为智伯报仇!”襄子身边的侍从要杀他，襄子说：“他是个义士，我小心避开他就是了。再说智伯死了，没有后代，而他的臣下却想替他报仇，这个人是天下的贤德之人啊。”最终还是把豫让释放了。

不久，豫让又在身上涂漆，让皮肤长满恶疮，还吞炭使嗓子喑哑。他把自己原来的形状变得人们无法辨认之后，到市上行乞。他的妻子见了，认不出是他。在路上见到他的朋友，朋友却认出他来了，说：“你不就是豫让吗?”答道：“我是豫让。”他的朋友为之哭泣道：“以你的才干，投奔到襄子门下效命办事，襄子一定会亲近你宠爱你。他亲近你宠爱你，你再做你想做的事，这岂不更容易吗?为什么竟要伤残身体，受许多痛苦，想以此达到向襄子报仇的目的，这不也太难了吗!”豫让说：“既然已经投他门下效命办事，却又想杀他，这是怀着异心来侍奉君主啊。再说，我所做的确实是极难的事情，然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要使天下后世身为人臣却怀着异心去侍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啊。”

豫让离去之后，不久，料到赵襄子该出门了，便埋伏在赵襄子将会经过的桥下。襄子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襄子说：“此人必是豫让。”派人查问，果然是豫让。这时襄子便数落豫让说：“你不是曾经在范氏、中行氏门下做过事吗?智伯把他们全灭了，而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奔到智伯门下效命办事。现在智伯也已经死了，你为什么独独这样执著地为他报仇呢?”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门下做事，范氏、中行氏都把我当一般人相待，所以我就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国士相待，我因此要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襄子长叹一声，呜咽着说道：‘唉，豫子啊豫子!你为智伯尽忠，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赦免你，也已经够了。你还是为自己想想吧，我不再放过你了!”襄子派兵围住豫让。豫让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掩盖别人的美德，而忠臣理应为名节献身。上一次您已经宽赦过我，天下人无不称赞您的贤明。今日之事，我自然难免一死，可我还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衣服，击打它一下，以表达我的报仇的心意，这样我虽死而无憾。这不是我所敢期望的，我只是斗胆向您陈述我内心的想法。”这时襄子深感豫让义烈，便派人拿自己的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出剑来，跳跃多次击刺衣服，说道：“我可以在九泉之下报答智伯了!”说罢便横剑自刎。豫让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听到这消息，都为他流泪哭泣。

《史记·刺客列传·豫让者》的原文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一个《刺客列传》，记载了四位有名的刺客，专诸，聂政，豫让，荆轲，虽然说荆轲的名气最大，但是另外三位在当时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不过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刺客要离，他虽然长得很丑也很矮小，但是为人却有万人之勇，刺杀庆忌最终也成功了。但是为什么司马迁没有把他列入刺客列传当中呢?1.要离简介

要离[yāolí](?—前513年)，春秋时期吴国人，生活在吴王阖闾时期。其父为职业刺客，要离为屠夫，后由于成功刺杀庆忌，为春秋时期著名刺客。生得身材瘦小，仅五尺余，腰围一束，形容丑陋，有万人之勇，是当时有名的击剑能手。足智多谋，以捕鱼为业，家住无锡鸿山山北。今无锡鸿山东有要潭河，西南角有要家墩，是要离捕鱼、晒网的地方。

要离生平事迹主要记载于《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据《吴越春秋》所载，吴王阖闾在即位后第二年(前513年)派遣要离刺杀庆忌。

在吴国历史上，吴王阖闾时代是吴国最兴盛时期。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吴王阖闾成功篡位。吴王僚之子庆忌为报杀父之仇，筹集兵力，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备攻打吴国，夺取父亲的王位。当时，不管是吴王阖闾政权的稳定还是百姓和平生活都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要离用苦肉计成功刺杀了庆忌。要离回国后，吴王阖闾亲自迎接，并且要重重赏赐要离。

要离不愿接受封赏，说：“我杀庆忌，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吴国的百姓生活安宁，免受战乱之苦。”说完，要离拔剑自刎。要离刺杀庆忌是春秋时期的一件重大事件，庆忌的离世不但消除了吴国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使当时百姓避免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要离刺杀庆忌顺应了当时政治的发展，符合时代的要求，对于推动春秋时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有关要离的记载

有关要离的记载最早是《吕氏春秋》：“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亡其辱。”至于要离其人及其“义”和“廉”到底如何，文中没有讲明，我们也不得而知。

其次是西汉末年古经文学家刘向编纂的《战国策-魏策四》“唐睢不辱使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这里出现了“要离刺庆忌”的记载。

其三是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第四卷《阖闾内传》中，完整地叙述了“要离刺庆忌”的故事。这是“要离刺庆忌”故事的基本定型，之后的有关说辞皆以此为本。

有人认为“要离刺庆忌”是战国时流布在民间的传说。据《左传》记载，庆忌死于吴王夫差二十一年(前475年)，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这个事件根本就不存在。况且《吴越春秋》记载的铺张渲染，几类小说家言，很不可信。

但从《吕氏春秋》和《战国策》的记载看，历史上还是有要离其人的，而且早在战国时期要离就与专诸、聂政并列为三大“布衣刺客”之一，民间也有了“要离刺庆忌”的传说。至少司马迁编著《史记》的时候，应该是知道“要离刺庆忌”的故事的。《史记》在编写中对民间传说是不吝吸收的，相信专诸刺王僚、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也有很多传说的成分，那为什么司马迁将专诸、聂政写入其中，而单单放弃了“要离刺庆忌”呢?3.为什么司马迁没有记录要离

我想还是应该从“要离刺庆忌”事件本身来寻找一下答案。

如果认为《吴越春秋》中的记载是文学性的，文学的加工一般是在历史的“主干之外”“添枝加叶”，那我们就将《吴越春秋》中“要离刺庆忌”的主干剥离出来。

《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要离刺庆忌”的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阖闾刺杀吴王僚后，担心前太子庆忌带兵回吴国争夺王位，想派人刺杀庆忌。伍子胥便向阖闾推荐了身材瘦弱矮小的要离。要离主动向阖闾献上了“苦肉计”，让阖闾砍断自己的右手，待他投奔在卫国的庆忌后，阖闾又将要离的妻子儿女在街市上烧杀。要离因此取得了庆忌的信任，协助庆忌在卫国练兵准备伐吴。三个月后，要离在随庆忌伐吴的船上，趁机刺杀了庆忌。庆忌临死时放走了要离，要离因内心惭愧在回吴途中自杀。

《刺客列传》中刺客的行刺过程都是惊心动魄、鲜血淋淋的，为了达到目的，刺客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豫让为行刺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荆轲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也送上“投名状”——秦国叛将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但在谋刺过程中使用“苦肉计”的，要离要算第一人了。如果这“苦肉计”只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就罢了，要离却以妻子甚至儿女为代价，这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性。战国初期的吴起“杀妻求将”已经为人所不齿，要离竟连自己的儿女都牺牲，可见这个人的狠毒和冷血。

专诸刺杀王僚和聂政刺杀侠累，都是在侍奉自己的母亲终老之后，《刺客列传》中五人的刺杀动机都没有离开“知恩图报”这个基本的道德范畴，而尽孝本身就是一种“知恩图报”，而且是“知恩图报”的道德制高点。父亲对儿女的关系，是一种“天伦”之序，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同样是信用的道德制高点。要离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将妻子儿女交给阖闾虐杀的行为，丧失了人伦底线，也撕毁了父子之间的契约，与司马迁以孔子“仁”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完全相背离。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己的名声非常重视，出名的欲望比较强烈。要离就是一个为博取名声不择手段的人。伍子胥没有给要离什么恩惠，至少记载里没有。阖闾也没有给要离什么恩惠，反而不太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要离主动要求刺杀庆忌的动机是什么呢?只有两点，一是觉得阖闾瞧不起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二是因为他出名的欲望过于强烈。《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四回“囊瓦惧谤诛无极，要离贪名刺庆忌”，指出了“要离刺庆忌”动机是因为“贪名”，这再准确不过了。要离正是贪图名声，而不惜将自己的至亲骨肉以最为惨烈的方式毁灭掉了，这只能说明要离的极端自私与狭隘。

《吴越春秋》中有关“要离刺庆忌”的情节再怎么虚构，只要要离将自己的妻子儿女主动交由阖闾烧杀这一点是真实的，就说明要离是丧尽天良的禽兽之人，而司马迁是不会给这种人树碑立传的。

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没有将“要离刺庆忌”写进《刺客列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