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和数字货币技术十篇

本月英国央行发布了一份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报告，这是6年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以来，英国央行第一次选择放弃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英国央行最早开始着手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在2014年，英国央行就发布了重要报告《支付技术创新与数字货币的出现》，这应该世界上第一份讨论数字货币的报告。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员提出并开发了一个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中央银行加密货币——RSCoin系统。

之后的一段时间，英国央行一直在做这个系统的调试工作。

但是在2017年加拿大央行试验后认定分布式账本技术并不是非常贴合央行的有关需要。

2018年3月，英国央行将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分配给科技公司做实验

但是央行的数据连接并不顺利，只有2个团队能够成功做到系统的调试。而且只能够做到连接，完整运行系统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实验之后英国央行行长表示：央行对于CBDC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要推出一个完整的，可以投入使用的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性比较低，而且不是两三年就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还不是很成熟。

最近英国央行又开始有新的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开发经验的影响，认为是时候可以不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

英国央行认为，现在的金融支付系统都是中心化技术支持下进行的，中心化技术发展很成熟，为什么CBDC不能用中心化的技术呢？

英国央行对于分布式账本技术产生新的想法，他们认为分布式账本的相关技术完全可以拆分使用，比如密码学技术、智能合约技术都可以分别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当中。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重要创新产物之一，对整个金融业及其监管领域都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数字货币最初以私人数字货币的形式出现，这些私人数字货币改变了传统货币的形态、流通方式及支付方式，并根据其设计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内在价值。在私人数字货币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各国中央银行（以下简称央行）也纷纷试水主权数字货币，在降低发币成本的同时，实现了便捷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提高了支付和清、结算的效率，提升了供给和流通控制力；另一方面，各国监管当局面对数字货币带来的安全问题，完善了监管规则，细化了监管要求，也与时俱进地引入了新型监管理念，以应对数字货币对监管的挑战。

私人数字货币及其监督

私人数字货币是指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主要包括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瑞波币等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起源于2008年中本聪发明的比特币，拥有去中心化、匿名化等特点。在此之后，全球私人数字货币市场规模呈现指数级别的增长，根据cryptocurrencies网站数据，截至2020年5月27日，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种类共计5516种，私人数字货币总市值达到2505.8亿美元，其中比特币市值1174.6亿美元，头部效应显著。

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的主要类别

根据赋值方式的不同，私人数字货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区块链的原生代币，指依赖于区块链系统并在该系统内产生和使用的数字货币，又称加密数字货币；二是在区块链上发行运营，但以链外资产支持的数字货币，又称稳定币。

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存在去中心化、匿名化的特点，并无国家主权信用背书，内在价值为零，波动幅度较大。它们的价值仅来自公众认为它们能跨时间换取其他商品、服务或一定数量的主权货币，即价值共识。价值共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加密数字货币挖矿的速度和成本。数字货币的供应方式是通过区块形成奖励投放，需要消耗能源和时间，合理的区块奖励机制能确保加密数字货币供应量平稳。第二，暗网与加密货币在加密性和隐蔽性上天然契合，暗网交易中往往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对加密货币存在需求。一旦人们失去价值共识，加密数字货币构建的贸易体系将瞬间崩溃，这点类似于银行的挤兑。

稳定币。稳定币以一系列法定货币计价的资产为储备资产，币值相对于加密货币更为稳定。一方面，稳定币可以发挥分布式账本拥有的即时交易、可编程、开放和匿名等特点；另一方面，稳定币挂钩链外价值，提供“混合驻锚”的实践载体，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存在的“特里芬两难”（周永林，2018）。然而，由于稳定币的发行方为非官方机构且不受国界限制，在无全球统一监管框架限制下，未能有公信力确保储备资产的安全，未能明确储备资产管理的透明度，未能明确发行者和持币者的权责，这些都将导致稳定币的价值不稳定。例如：2019年4月，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Tether公司挪用稳定币USDT储备金弥补8.5亿美元亏损，造成USDT币值大跌。

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

一是去中心化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私人加密数字货币采用去中心化的点对点交易模式，不依赖于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提升效率。传统货币电子交易依赖银行等中介机构，通过央行提供的支付系统实现汇兑收支，国内的大额支付系统尚无法保证资金实时到账。国际金融交易中，全球金融电信协会提供swift系统，通过硬件、软件和人员组成的高度冗余烦琐的机制确保国际资金流转的安全性，支付效率低。私人数字货币以区块链形式运行记账，通过公私钥匙进行交易签名验证，消除对中介的需求，减少交易费用，让交易更加高效（Denis，2019）。

二是共识算法带来的可靠性。私人数字货币通过各种共识算法、机制（例如工作量证明或权益证明）消除对可信中介的需求，依靠预定的算法规则、完整可靠的数据库完成了信用背书，确保不存在“双花”等问题。这种自证其信的信用范式，极大地降低了信任成本。但在现实中，也由于使用场景的缺失，可能导致资产安全和公平仍存在问题。由于其通过工作量证明（POW）或股权证明（POS）等共识机制维护节点，POW机制导致需要大量算力进行节点确认，货币吞吐量有限，不能满足零售货币高并发需求，而POS机制则要求拥有一定数字资产才可参与记账，存在公平性问题。

三是加密算法带来的安全性。区块链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实现了透明数据后的匿名性，可保护个人隐私。区块链所采用的非对称加密机制，是使用一个“密钥对”，其中公钥和私钥成对出现，发送方使用公钥进行加密，接收方通过配对的私钥解密和签名，双方无须公开身份来获取对方的信任。公钥无法推算出私钥，后者既代表交易方的身份，也代表其账户里面的资产所有权，由此形成了密码保护与确权机制。然而，由于在现实中加密数字货币去中心化发行，比特币系统通过私钥识别个人身份，私钥只有账户所有者知道，所有者需要输入该代码才能将所有权转移给另一方。私钥的丢失或被破解即意味着加密数字货币的丢失，资产安全性亦将不复存在。

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督

目前，由于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存在去中心化与匿名化特点，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导致多国监管机构对私人数字货币持谨慎态度。2019年7月，G7集团一致认为，稳定币必须依据最高监管标准进行审慎监管，任何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都应该被填补。究其原因，一方面，私人数字货币进一步发展可能影响非主要国际货币国的货币主权地位，进一步影响当地金融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私人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与匿名化的特点给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其他非法的金融活动创造了沃土（龙白滔，2019）。

部分国家认为加密私人货币是合法的。例如，加密私人货币在美国是合法的。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FinCEN）将加密货币交易所归类为“货币发送者”，将私人加密数字资产定义为货币，受货币相关法律的约束；美国国税局将加密数字货币归类为具有价值的财产，属于应税商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为数字资产为证券，应受其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也将其及其衍生品归类为商品并进行监管。加密数字货币在欧盟也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具体监管规则在各成员国之间有所不同。目前，欧盟议会尚未通过欧盟层面有关加密货币的具体法律，只有反洗钱（AML）指令要求加密货币交易所遵守欧盟的反洗钱法规。

部分国家则严格禁止加密数字货币。例如，纳米比亚引述多个国际机构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研究，阐述加密货币并非法定货币，可能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地位产生威胁，所以明令禁止加密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比特币交易被视为违法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也早在2013年禁止金融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表明非货币当局发起的首次币发行（ICO）实际上是未经批准的融资，是非法的。在私人加密货币交易方面，该公告明令禁止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将法定货币转换为加密货币，禁止平台为加密货币设定价格或提供其他相关代理服务，不符合要求的平台将被整顿或取缔。

央行数字货币

面对私人数字货币对法定货币产生的威胁，为积极应对并在未来的国际货币领域占据主动，各国央行已积极参与到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中来。目前全球对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多是指央行发行的新形式货币，区别于实物现金以及央行储备资金或清算账户的资金。央行数字货币能够代替现金活跃在金融交易的各个场景中。根据受体和技术的不同，国际清算银行在相关报告中区分了三种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其中两种基于代币体系，一种基于账户体系。在两种基于代币体系的央行数字货币中，一种为面向公众的支付工具，主要针对社会公众零售交易，即零售模式；另一种则是面向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和结算交割业务，即批发模式。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

2019年，国际清算银行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对各个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调查，共有66个国家的央行对此调查做出答复，这66个国家覆盖了全球75%的人口、90%的经济产出。调查数据显示，80%的国家正在积极研究主权数字货币问题，其中约50%同时研究零售模式和批发模式，35%只研究零售模式，15%只研究批发模式。目前所涉及的研究大部分是概念性的，主要集中在主权数字货币的投放、重塑支付体系对国家的潜在影响等（Codruta等，2020）。结合上述调查研究，我们对当前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具体情况见表1。

表1：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现状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

目前，各国央行数字货币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际全面发行。但从已有的公开资料来看，各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的模型设计上大致达成共识（见表2），主要有以下特征：

在发行模式方面，采取中心化形式发行，百分百全额缴纳储备金。数字货币的价值来自公众认为它们有跨时间换取其他商品、服务或一定数量的其他主权货币的能力。私人数字货币虽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可规避发币主体滥发货币的可能性，但也导致私人数字货币缺乏价值基础，无法维持币值稳定。不同于私人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具有中心化发行的特点，通过国家信用为数字货币背书，避免币值剧烈波动。同时，央行数字货币采用百分百储备金的形式发放，避免数字货币过度发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有利于维持数字货币的价值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投放机制方面，基本采用双层投放机制，避免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双层投放机制指由央行负责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笼，但央行并不直接与消费者对接，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向央行申请兑换数字货币，由商业银行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央行数字货币和对应的服务。双层投放机制无须央行和社会公众直接接触，可在避免金融基础设施另起炉灶、金融脱媒等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充分调用商业银行在服务网点等资源技术方面的优势，不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造成过度冲击。

在监管设计方面，普遍采用多层级的匿名监管设计，满足合规性和匿名性的双重需求。尽管大部分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仍然停留在概念讨论阶段，但可以发现在匿名监管框架的设计方面具有一定共性，且普遍采用多层级的匿名监管设计。例如，部分央行使用分布式分类账本技术（DLT）为反洗钱、反恐融资（CFT）合规性程序提供了一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反洗钱相关机构会定期向每个央行数字货币用户发布附时间限制的匿名凭证，在一定额度内，用户可选择保持交易的匿名性，央行或中介机构将无法查看用户的身份和交易历史，满足使用群体的客观需求和法律的监管要求。但超过额度的交易无法使用匿名凭证，必须接受反洗钱相关机构的审查（Benoît，2019）。

在底层技术方面，以分布式账本为底层技术，并基于该技术长期演化。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普遍采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而央行数字货币具有中心化的特点，区块链暂时无法满足央行数字货币在零售场景的高并发交易需求，因此央行数字货币普遍考虑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支付系统的高效和可编程。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流通技术框架将基于市场竞争环境演进，去粗取精实现最优化。但在技术迭代中，仍要确保央行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满足以下四点：一是合作性记账，即大量第三方机构参与维护，更新账本（例如交易），通过“共识过程”以确保账本所有节点都同步存储相同的信息；二是数据共享，即分布式账本提供访问范围更广的账本读取权限和更新（写入）账本数据的权限；三是加密技术，包含加密技术的一系列特征，例如使用公共密钥来验证发送付款指令者的权限；四是可编程性，即创建“智能合约”用于自动执行协议条款并发起相关交易，无须人工干预。

表2：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

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优势

在成本控制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可提供更快捷的支付手段，降低成本。主权数字货币作为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相比于私人数字货币更易于被公众接受，其通过顶层设计可避免物理货币的防伪与损耗成本，并减少价值交换中中介机构的第三方手续费和摩擦成本，对内可抵御私人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的侵蚀，提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效率，提振公众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对外可提供给客户更便捷更低价的跨境支付手段，提升本国货币国际化程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可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主权数字货币可通过带有“条件触发机制”的智能合约，对信贷主体和使用场景予以限制，实现贷款的精准投放，避免资金空转。同时，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能促进央行数字货币交易中介的扁平化，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疏通利率传导渠道。

在金融监管方面，央行数字货币有利于金融监管的实施，减小经济犯罪的可能性。纸币由于其物理属性无法被监管部门追踪，部分加密私人数字货币也由于其去中心化的设计而具有匿名性，导致经济犯罪层出不穷。不同于纸币和私人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中心化发行，并通过分布式记账技术留下交易记录，辅之以大数据分析，可进行反洗钱、支付行为和监管调控指标分析，能有效减小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在金融服务方面，主权数字货币可提升金融包容性，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完善征信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在传统金融服务中因征信数据缺少、固定资产较少等原因难以获得信贷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而言，央行数字货币能有效改善这一现象，提升信贷可得性。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访问金融服务的途径。商户有动力完善数字货币账户的应用场景和生态服务链以抢占客户，从而潜在地解决了银行对金融服务设置的限制，以及银行网点不足的社区面临的许多问题。

数字货币的案例研究

自比特币问世以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日新月异，既涌现了瑞波币等专注于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也出现了Libra等可能具有颠覆意义的私人数字货币，同时，也引起了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

私人数字货币案例研究

一是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开源算法产生、依托P2P网络交易、结合点对点技术和密码学技术的匿名数字货币，其特点是去中心化，不依靠特定机构发行，拥有数量不限的分布式节点。近年来，关于比特币究竟是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还是一场货币革命的争议不断升级。比特币通过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和存储数据，应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写入自动化脚本代码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采用密码学技术维护数据传输和信息访问的安全性。基于区块链这一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和计算范式，通过构造一个以“竞争—记账—奖励”为核心的正向循环的经济系统，比特币创造性地解决了“双花”问题和“拜占庭问题”。

二是瑞波币。瑞波（Ripple）是一种以数字支付网络与交易协议为特征的系统，本质上是一种支付结算、资产交易以及汇款系统，该系统采用去中心化的架构，但运营模式和验证节点表现出弱中心化的特征。瑞波以跨境市场低效率这一现行货币体系痛点作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跨境支付手段。瑞波币是瑞波系统中的唯一通用货币，发行总量1000亿，充当各类货币兑换的中介品，应用于瑞波系统中的跨境支付，通过RPCA共识机制和验证机制将交易记录在全球总账本中。

三是Libra。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宣布推出加密货币Libra，其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全球流通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将以区块链为其底层技术，以一揽子强势货币计价的资产作为信用支持，由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独立非营利性组织Libra协会进行管理，协会成员由Libra区块链的验证者节点组成。Libra协会成员涵盖了美国支付业、电信业、区块链业、风险投资业的主流公司，以及各大交易平台、非营利性组织和学术机构。Libra的提出解决了之前私人数字货币普遍存在的无主权信用背书、价格波动剧烈等问题，但也随之带来了超主权监管、冲击货币政策等监管上的挑战。

央行数字货币案例研究

受益于国内移动支付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进度在全球位居翘首；英国作为公认的世界金融科技中心，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方面亦有巨大潜力。

1.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情况。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上进展最为迅速。早在2014年，在时任行长周小川的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便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并明确了发行数字货币这一战略目标。近年来相关研发工作陆续启动，相关研发消息持续披露。201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就表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2020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首个应用场景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落地。除上文所阐述的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一币”指法定数字货币，即由央行担保签发的代表一定金额的加密字符串。“两库”指的是数字货币发行库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库，前者是央行在法定数字货币私有云上存放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后者是商业银行在其本地或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私有云上存放法定数字货币的数据库。“三个中心”即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分别负责对身份信息的集中管理，数字货币的流通、清点核对等全程登记和反洗钱、监管指标分析。

二是采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坚持中心化管理，对法定数字货币实现可控的匿名化，采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设计，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主要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给监管者提供新的监管手段，即不依赖身份识别系统转而通过用户行为来分析交易、欺诈风险，并通过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实现数字货币的可控追溯，辅之以合规审查等监管技术，强化对反洗钱、反恐融资等不法活动的监管。

三是通过智能合约聚焦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根据数字货币研究所的设计，法定数字货币内置智能合约，旨在强化其对宏观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试图解决传统货币政策所面临的货币空转、流动性陷阱等问题。智能合约主要指条件触发条约，例如，内含基于流向主体条件触发智能合约的数字货币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精准投放，未生效的数字货币流通到个体时，只有个体符合数字货币预设的主体类别，数字货币才会生效。央行已申请四种法定数字货币生效触发条件，内置智能合约的数字货币为实施结构化货币政策提供空间，可以避免资金空转或流入热钱领域（零壹智库，2019）。

2.英国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情况。目前，英国央行尚未计划发行数字货币，但已开始研究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潜在影响。2019年，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在美联储年度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完善，美元仍在全球贸易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种可能替代美元的方法是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网络建立新的合成霸权货币（SHC），可以削弱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英格兰银行将建立一个快速、高度安全和有弹性的技术平台——核心账本作为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中心，负责记录价值凭证，处理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的交易（EuropeanCentralBank，2019）。核心账本的功能仅限于使用央行数字货币付款所需的基本功能，这一举措有利于构建简洁、快速和灵活的系统。核心账本附带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允许第三方支付接口提供者安全地发送支付指令，大部分支付创新功能将由接入核心账本的第三方金融机构通过附加服务实现。同时，为了确保支付系统的弹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只有经批准的金融中介机构才能连接到核心账本，而且英格兰银行会设定相关法规，确保付款系统安全。

为应对支付体系的不断重塑和迭代，英国央行支付监管框架需要实时更新、囊括新的支付模式，监管框架的更新基于三个原则：一是新的支付体系不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二是支付链的端到端运营具有稳定性和弹性；三是有足够的数据集来监控支付活动，以便可以识别、解决新出现的金融风险（BankofEngland，2020）。具体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需要符合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规和要求，这意味用户身份需要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相关监管机构中备份。在英国央行数字货币模型中，一种可能的合规方案是，核心账本仅存储账户的代码和余额，但是账本中的每个账户都连接到支付接口提供商（金融机构），支付接口提供商需要明确用户身份，并负责对用户交易进行反洗钱检查。随着监管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身份识别和反洗钱合规监管领域目前正经历巨变，新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不断涌现，可以促进提供更优的监管合规方案。

数字货币的发展及展望

在货币政策中，央行数字货币将逐渐取代私人数字货币，成为数字货币市场的主力。私人数字货币去中心架构会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有进一步影响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可能。央行数字货币通过内置智能合约限制信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途径，可以实现贷款精准投放（谢星和封思贤，2019）。因此，预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各国央行将积极推行央行数字货币，从而在未来的数字货币世界话语权争夺中占据主动。

在金融监管中，应逐渐建立“相同行为、相同监管”的原则，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无论是私人数字货币，还是央行数字货币，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和风险，在对数字货币实施监管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相同行为，相同监管”原则，即对于同样的金融行为和业务活动，应该遵循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例如，Libra的跨境资本流动应遵守基于KYC（know-your-customer）规则的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行为规范。

在应用场景中，应不断探索完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金融机构应不断扩展基于数字货币衍生的金融业务和应用场景，以全方位的数字货币生态链吸引客户资源，抢占市场份额。完善的数字生态环境才是数字货币流通、繁荣的沃土，而非强制的政策命令（封思贤和杨靖，2020）。例如，数字货币先驱国家厄瓜多尔的厄瓜多尔币就因流通量过少、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而退出流通。随着市场热度的不断提升和资源的不断涌入，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应用场景的覆盖广度将不断扩大并惠及数字货币持有者。

在底层技术中，应加强多边跨国、跨区域合作，推动数字货币底层技术发展。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都依赖技术路径来扩展其性能和应用版图。技术没有物理边界，技术中性原则预留给数字货币发展空间。数字货币研究机构之间相互合作有利于不同技术架构的研发，有利于央行和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商兼收并蓄不同的技术，并审慎评估每项可选技术的优劣，确定数字货币的最优技术路径，通过对技术边界的扩展进而对数字货币产生长远影响。

图源网络

作者 | 高彩霞 李铭

来源 |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ID：TUIII-2016）

摘要：近日，有关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简称DC/EP）的消息密集发布，引发社会热议。本文对 DC/EP关键性技术进行了具体探讨。

目前央行已经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在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原则下，从 2019 年年底开始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四个城市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DC/EP 首批试点机构包括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大行和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试点场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消费等领域。央行后续将不断优化 DC/EP 功能，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应用。

01

总体架构

数字货币的市场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技术架构在内的顶层设计，因此央行在研发之初就高度重视其市场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重点关注支付便捷性、体系安全性、操作灵活性、应用场景多元化、系统高效性等能力。根据央行相关人员（易纲、范一飞、姚前、穆长春等）的论文和公开讲话，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系统有可能采用分布式的系统架构，结合云计算技术优势部署业务体系，为海量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有效支撑。DC/EP 的发行或将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具体架构包括安全可信基础设施、发行系统与存储系统、登记中心、支付交易通信模块、终端应用模块五个部分（见下图1）。

△ 图1 DC/EP系统实现架构

安全可信基础设施。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包括认证中心、可信服务管理模块、大数据分析中心等。其中，认证中心主要负责签发数字货币相关的数字证书，提供签发数字货币相关的数字证书接口，为数字货币交易各方提供安全支付通道。可信服务管理模块主要基于云计算提供各参与方应用发行与管理、认证并授权数字货币应用使用其相关业务的功能。大数据分析中心，主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分析客户交易行为，保障数字货币交易安全、规避违法行为等。大数据分析中心直接服务对象为央行和商业银行，还可能包括由央行授权的政府机关和协会。针对可疑事件进行事前预警和事后追责，并为央行实施宏观慎重监管提供依据。

发行系统与储存系统。主要包括发行库与银行库。其中，发行库是指存放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银行库是指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的数据库，接受大众的数字货币申请并提供兑换服务。

登记中心。登记中心主要负责记录数字货币与用户身份的对应关系、数字货币交易流水，完成数字货币从产生、流通、清点核对到消亡的全流程的信息登记。服务于日常客户查询。主要由央行和银行共同来承担。

支付交易通信模块。交易通信模块主要包括在线交易通信、离线通信交易等。其中在线交易通信通过交易网络利用智能终端实现在线支付，基于离线交易通信通过智能终端实现离线交易。

终端应用模块。终端应用模块包括移动终端、客户端、安全模块等。其中移动终端由消费者、商户等持有，集成了通信模块和安全模块，具体表现为基于硬件或者基于软件的电子钱包。电子钱包可以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与支付平台连接，也可与其他电子钱包终端进行近场交易。电子钱包是 DC/EP 的承载者和转移者，是 DC/EP 系统中的新增者，预计未来也将持牌运营，我们猜测可能会从第三方支付公司或者金融机构服务提供商中遴选出合格机构并颁发运营牌照。每一个钱包对应一对公钥和私钥，由央行签发，公钥代表国家信用，私钥代表钱包用户对 DC/EP 的所有权。未来是否承担 DC/EP 托管和代发等职责有待央行的进一步职能定位。

02

DC/EP技术和推广应用中

可能涉及的经济学理念

DC/EP 的覆盖面大，影响范围广、介入产业程度深，将给传统货币银行学、对金融学等理论带来巨大挑战，我们在 DC/EP 技术在应用和推广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的几个理论略加分析。

博弈论

除现行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之外，DC/EP 采纳的技术本身还吸收了博弈论的思想。

DC/EP 技术框架借鉴了比特币的 UXTO 账本理念。在比特币区块链网络中，为了达成共识，需要参与节点消耗算力去碰撞出记账权，并获得比特币奖励。由于是全网共识，如果有节点试图作恶或者篡改账本，必须掌控全网 51% 的算力，从经济角度来看，由于作恶成本高，最终会选择放弃篡改，这是博弈论在区块链比特币系统中的最早应用。

博弈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应用。由于在比特币区块链的网络中，节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应用博弈论能够以公平、合理和透明的方式竞争出节点记账权。而在 DC/EP 中，由于央行代表国家信用，是最高的信用，在 DC/EP 的发行时间、发行量等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不必与银行机构争夺记账权，也避免了资源的无谓消耗。但 DC/EP 借鉴了 UTXO 的部分设计，即参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机构（也称为节点）会在自身的账本上记录用户花费、流通、转移的 DC/EP 的情况，确认交易的方式是将付款方的 DC/EP 作废，将收款方的 DC/EP 生效。

此外，在 DC/EP 的运行环境中，运用博弈论可以有效实现网络自治，提高网络环境的安全性。比如私钥代表着 DC/EP 的所有权，应用博弈论设计相关产品，黑客会因代价高而放弃对私钥的攻击，保证用户私钥安全。

由于 DC/EP 是在网络中运行，会出现竞争性的参与主体，有效运用博弈论，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形成一家独大和垄断的局面，给每一个参与者平等的参与机会，实现普惠金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参与者的作恶成本和违规成本，建立可信生态。

网络经济学

网络经济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专门研究各种网络经济运行方式的科学。互联网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出现给传统的经济学规则产生了冲击，并形成了重构。网络效应解决了“公地悲剧”的经济学难题。“公地悲剧”是参与者只享受“公地”的好处，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而网络经济学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一个生态内的网络用户越多，该网络将会越有价值，参与者还将反哺给生态，生态越强大，对用户的吸引力越强，对用户的价值也越高。

在 DC/EP 的价值生态链中，实际上由央行通过国家信用构建出数字货币的公共基础设施，并与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启动系统。技术上通过智能合约等方式，商业上通过组织结构重塑，产业上通过关联企业主体的协同，模式上通过合作与分享，随着 DC/EP 的使用主体和用户的不断壮大和增多，DC/EP 的使用边界和范围将不断拓展，其价值链将会不断放大，最后产生巨大的价值溢出，形成 DC/EP 发展生态和发展势能。

复杂经济学

复杂经济学是一种关于正在涌现的事物的经济学，与经典经济学对立。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一个进化的复杂系统,是不均衡的、不确定的、非线性的、永远在进化，经济系统永远在伸展，经济学可以建立在生物学理论之上，具有结构、自组织、特型、生命周期性的特征。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是一个非常新的参与者。

DC/EP 也是属于公共政策领域，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引入 DC/EP 的变量，经济主体相关者会基于自身认知构建相应的行为模式，出现新的产品、服务和组织形态变更，从而衍生出的新技术形态成为新变量，波及更多的相关者，从而再次引发相关者的认知变更和反应，这一系列涌现现象，体现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延展性和自适应性。这种变动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稳定下来，收敛到一个简单的、均质的均衡状态，也可能在出现不断的变化、出现持续变动的行为模式。显现出 DC/EP 引入后带来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

03

DC/EP涉及的关键性技术

DC/EP 技术选型上提出“自由、开放、合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吸收了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成果，如在加密技术、隐私保护技术、身份认证、账本技术、数字钱包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借鉴。此外，DC/EP 技术关涉国家安全问题和未来演化的可能性，特别需要考虑极端情况下 DC/EP 所面临问题和承担的责任。

DC/EP涉及的关键性技术

法定数字货币以可信加密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1976 年 Diffie 和 Hellman 的公钥密码的思想提出，标志着现代密码学的诞生。现代密码学以数学为基础，在加密和解密、攻击和防守、矛和盾的对抗过程中交替发展起来。从数学算法的角度看，它包含对称密码算法、非对称密码算法和杂凑算法。在 DC/EP 的发行阶段，由央行生成公钥和私钥，私钥分发给终端用户。在 DC/EP 的流通和使用阶段，可能会使用安全芯片、可信云计算、可信执行环境（TEE）、安全多方计算以及零知识证明等多种加密介质和方式，以确保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可存储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性和不可抵赖性等功能。

法定数字货币为算法设计预留应用空间。在货币发行环节，法定数字货币在设计上预留了特殊字段，为后期智能合约等模块的引入提供空间，提供了以技术手段提供降低合同违约和信用违约风险的新手段。智能合约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计算机学家和密码学家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提出，为满足预先设定的条件可自动执行的程序脚本。智能合约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构件和合约规则实现方式，能够固化业务流程，提升协同效率。在原生区块链生态圈，以太坊使用智能合约发行 ERC20 代币已经有诸多实践案例。DC/EP 在发行过程中使用智能合约，可以设定条件，锁定发行的对象、生效的时间。在 DC/EP 流通过程中，借助智能合约，可以实现央行、商业银行和商业机构之间资金的智能化和精准调配。

法定数字货币将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探索监管科技。在法定数字货币监管层面，央行将坚持“前台自愿，后台实名”原则，确保监管层的穿透式监管，保证数字货币从发行、流通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的全程追溯和闭环可控。央行将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与银行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共同推动反腐、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 KYC、AML 合规科技建设，还将在适当脱敏情况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稳定等需求提供数据支持。

DC/EP技术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其未来演化

从安全性上来看，DC/EP 系关国家主权，也关乎国家和民众财产安全，是 DC/EP 系统架构中需要考虑的第一道防线。由于采用央行-金融机构的二元模式，原有银行体系的服务器和操作系统、软件系统和安全标准恐怕很难承载 DC/EP 的远期目标要求，需要考虑 IT 设备和软件的整体升级。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协议层，目前普遍采用的是 IPv4 协议，全世界 IPv4 根服务器只有 13 台，其中，1 个为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 12 个均为辅根服务器，其中 9 个在美国，亚洲仅有 1 个位于日本，中国目前还没有 IPv4 的根服务器。因此，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控制根服务器而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对于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了潜在的重大威胁。而拥有根服务器的国家，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别国的网络自主权，不管是美国控制的 SWIFT 还是中国的自建 CIPS 系统，也都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美贸易之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之下，一旦 SWIFT 被美国限制使用，现行人民币或者 DC/EP 能否在 CIPS 系统上帮助企业实现全球支付和运转。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互联网被切断，DC/EP 能否独立存在，真正实现“离线”支付？总之，如果 IT 底层的基础设施依赖他国，会和现在的芯片一样，面临“卡脖子”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和提前部署。

从标准来看，应当考虑技术的公允性和延展性能否带动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面向国内市场，央行要树立标准的权威性、适用性和开放性，同时需要激励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公权与私权的激励相融，共同推动智能合约的开发应用和新商业模式应用推广，给民营企业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DC/EP 还需要考虑与他国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兼容。目前全球诸多央行都致力于进行 CBDC 的开发，尽管 DC/EP 的实践走在了大国前列，但在标准及互操作性方面获得他国的共识方面仍旧任重而道远。

从技术融合角度来看，在未来万物互联、万物感知的智能社会，边缘计算将和物联网发展相伴而生，而算力将决定边缘计算的能力。DC/EP 的载体将逐步从硬件、软件走向芯片，与身份认证合一，甚至通过脑机接口，植入大脑，实现真正的人“芯”合一，物我两忘，万物互联。未来，边缘计算、物联网与 5G、AI、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基因化耦合程度，将决定着 DC/EP 的发展的持久力和发展走向。

04

DC/EP技术选优

为落实稳妥可控的精神，服务宏观审慎货币政策的要求，同时，促进 DC/EP 技术的应用推广，我们从几下维度对参与主体企业进行选优。

从底层技术来考量

在传统的银行体系中，对于信息系统的可持续性、安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在未来技术的采纳上，由于采用 DC/EP 沿用原有央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结构，在部署初期，除了技术上与原有系统保持兼容外，还必须达到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健壮性等基础 IT 要求。此外，由于 DC/EP 的支付系统是单独构建的全新生态系统，与原有的支付体系是并行，新增了身份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中心和数字钱包等要素功能，原有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服务商如第三方支付或者其他金融持牌机构可能引入并吸纳到新的IT体系构建中，但是需要在新的运行体系中找到新的定位。

在新的运行体系下，央行将会加强和财政部、纪检委、公安部、工信部、商务部等部委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如和财政部配合以更好实施精准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公安部协同进行个人身份认证。同样在 DC/EP 的推广普及过程中，也需要各部委的协同和配合，而 DC/EP 的广泛使用，将会进一步强化部委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

从拥有的商户和用户生态来考量

考虑到国家快速推广和普及的 DC/EP 需求，拥有较大的用户量和商业用户的企业会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等区域的政策支持以及较好的经济基础，未来有可能出现地区产业集群密集分布，还有自贸区的政策灵活度更大，开放程度更高，我们猜测此类区域的企业可能较早获得入场券并开展试点。

在渠道上，由于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具有较为成熟的运营经验，拥有海量的应用场景、用户数量和国内国际渠道，尤其是微信和支付宝两家在支付市场份额超过了 90%，为用户提供了全球性的高效服务。基于第三方支付和 Libra 同属支付工具，建议央行基于给予微信和支付宝一定的政策支持，推广国际市场，一方面，可以扩大来原有支付体系的增长空间和市场，抬高支付企业的发展的天花板，另一方面，允许微信和支付宝市场化运作 DC/EP，有利于延伸 DC/EP 的使用范围，增强其商业灵活性，与 Libra 展开充分的市场竞争。

在硬件支持上，华为、小米和 OPPO 等拥有巨大的用户量，其芯片可以集成电子钱包、身份认证和智能合约等插件部署多种功能，给用户使用 DC/EP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可以充分利用手机终端现有的用户和渠道推广 DC/EP。

从资本角度来考量

DC/EP 作为公共品，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并基于在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基础平台和生态平台上运转，释放其价值。就资本而言，中央部委和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有权利和义务在区域平台和生态建设方面进行统筹设计和制度安排。

2020 年 4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主线，以“上云用数赋智”为重点突破口，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步伐。在推进过程中，针对单体企业出现的“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需要政府以基金为先导，带动社会资本，通过金融杠杆，进行前瞻性的部署，最终实现要素设施共享、企业互联融通、开放协同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生态快速生成，构建出全新的产业组织方式，发挥 DC/EP 的潜能，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

由于 DC/EP 的技术选型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中反复迭代和不断扩展，既需要有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制度安排，也需要市场主体在重塑商业模式上有突破和创新，最终助力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实现突破。

参考文献[1] 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J].中国金融,2016(17):15-17.[2] 范一飞.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J].中国金融,2016(17):10-12.[3] 姚前.理解央行数字——一个系统性框架[J].中国科学, 2017, 47: 1592-1600.

摘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发行的动机因国家而异，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也不同。我们调查CBDC发展的经济和体制驱动因素，并对设计工作进行了评估。我们根据中央银行的演讲和技术报告，建立了一个关于发行CBDC的技术方法和政策立场的综合数据库。大多数项目位于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化经济体中。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零售CBDC的工作更为深入。接下来，我们将对技术设计选项进行评估。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零售CBDC架构，其中CBDC是对中央银行的直接现金类债权，但私营部门负责处理所有面向客户的活动。最后，我们深入描述了中国、瑞典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的三种不同的CBDC方法。

关键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DLT技术、区块链。

简介

几个世纪以来，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出现了一系列新型支付技术。硬币、钞票、支票和信用卡都是各自时代的创新（Giannini（2011））。今天，关于一种新的支付技术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作为中央银行的一种数字负债，批发CBDC可以成为金融机构之间结算的新工具，而零售（或通用）CBDC将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中央银行负债。

尽管CBDC的概念是在几十年前提出的（例如Tobin（1987）），但在过去一年中，人们对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发行CBDC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初，中央银行关注的是需要谨慎的系统性影响（Barontini和Holden（2019））。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些国家现金使用率下降做出反应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一些中央银行也对发行CBDC的想法产生了热情。Facebook公布Libra和随后的公共部门反应正是一个转折点。截至2019年末，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央银行报告称，它们很可能很快发行CBDC（Boar等人（2020））。在中期（一到六年）内可能发行零售CBDC的中央银行的比例（按数量计）在2019年翻了一倍，达到20％。与此同时，接受调查的中央银行中有80%都在从事CBDC的研究、试验或开发。

在Covid-19疫情期间，公众对现金可能传播Covid-19病毒的担忧以及新型政府对个人支付方案进一步加速了向数字支付的转变，并可能进一步推动CBDC的发展（见Auer等人（2020b））。

因此，CBDC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并广泛地出现在中央银行沟通和公众搜索兴趣中（图1）。尽管如此，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司法管辖区决定发行零售CBDC，因为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不断增多的CBDC文献中，讨论集中在几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创造货币，以及在这种情况下CBDC是否可取（Keister and Sanches（2019）、Jackson和Pennacchi（2019）、Kim和Kang（2019）、Armelius等人（2020a））。另一个领域是CBDC的系统性含义以及如何应对（Brunnermeier和Niepel（2019）、Fernández Villaverde等人（2020）、Kwon等人（2020）、Carletti等人（2020））。还有政策设计框架（Davoodalhosseini和Rivadeneyra（2020）、Agur等人（2019）、Allen等人（2020））、其对跨国支付的影响（Milkau（2019））、对货币国际作用的影响（Ferrari等人（2020）及其发行的法律问题（Hess（2020）、Duque（2020）、Nabilou（2020），Belke和Beretta（2019）。

图1：CBDC—下一场炒作还是支付的未来？

1. 对以下任何一个词/短语进行不区分大小写的搜索所产生的中央银行发言人演讲计数的12个月动态总和：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digital currency and digital money. 2. 全球搜索兴趣12周动态平均值。数据已被标准化为每一系列的12周动态平均峰值。搜索的关键词是“Bitcoin”、“Facebook Libra”和“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2020年7月16日获取的数据。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的演讲；中央银行的网站；Google趋势；作者的计算

最后，零售CBDC的技术以及它们与私营部门提案的关系也备受争议（见Auer和Böhme（2020）、Klein等人（2020）、Clark和Mihailov（2019）、Brunnermeier等人（2019）和Vives（2019））。批发CBDC的发行争议较小（见Bech等人（2020）和Pfister（2020））。

在研究和政策领域（BIS（2020））和早期开发努力的激烈讨论中，本研究分析了CBDC项目的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从而阐明了最终动机。下一步是了解各种项目的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并寻找各国的共性和差异。

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是：发行CBDC的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是什么？各国中央银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寻求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在中央银行研发项目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种新的CBDC项目指数。然后，我们对正在研究和试点CBDC的国家的共同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更高的手机使用率（衡量一个经济体整体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和更高的创新能力与一个国家目前正在研究或开发CBDC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零售CBDC的可能性更高，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中，批发CBDC更为先进。

接下来，我们将遵循Auer和Böhme（2020）的分类，研究CBDC技术设计的四个属性。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混合”或“中间”架构，在这些架构中，CBDC是中央银行的类现金的直接债权，但私营部门管理面向客户的活动。只有少数司法管辖区正在考虑让中央银行在面向客户的支付方面扮演重要运营角色的设计。中央银行的报告均不支持对中央银行拥有间接债权的设计（被称为“间接”或“合成”CBDC架构）。

尽管许多中央银行同时考虑多种技术选择，但目前的概念证明往往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以下简称“DLT”），而不是传统的技术基础设施。但准入框架往往倾向基于账户，而不是允许基于代币的完全匿名准入方案。大多数CBDC项目都以国内为重点。我们研究这些CBDC的特征如何相互配合，以及它们独特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偏好。

最后，我们指出，每个司法管辖区的情况也与研究和开发CBDC的政策方法有关。基于公开报道和对各国中央银行专家的深入访谈，我们描述了三种先进的方案：中国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瑞典“e-krona”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的CBDC应急计划。虽然这些项目都是根据本国情况量身定制的，但对其他司法管辖区也有借鉴作用。

论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描述了当前CBDC的研发工作。第3节对CBDC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4节讨论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它对CBDC项目的四个属性进行了评估，并将这些属性与经济指标联系起来。第5节讨论了三个选定的项目。第6节总结了政策含义和未来研究的途径。数据收集过程见附录A。附录B以表格形式概述了CBDC项目。有一个单独的在线附件和进一步的实证结果。

盘点CBDC研发成果

数年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一直致力于研究数字货币的概念和设计。早在2014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就启动了一个名为“Dinero Electroónico”（电子货币）的项目，允许个人通过中央银行运营的系统进行移动支付（Valencia（2015））。然而，该系统未能吸引大量用户，并于2016年停止使用（White（2018））。

同时，随着比特币和DLT技术的日益普及，许多中央银行已经启动了内部项目，以更好地了解DLT及其在货币方面的潜在应用。在荷兰，荷兰银行（“De Nederlandsche Bank”，DNB）从2015年开始使用一种名为Dukaton（DNB（2018））的基于DLT的代币进行了内部实验。这是以16世纪荷兰从西班牙独立时使用的一种金币——杜卡特（dukaat）命名的。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加拿大中央银行（Bank Of Canada）等机构也在这段时间进行了类似的内部实验。他们得出结论，DLT技术还不够成熟，无法用于主要的中央银行支付系统（见英格兰银行（2017））。2016年3月，英国中央银行副行长就CBDC的广泛影响发表了看法（布罗德本特（Broadbent，2016））——这是随后许多政策制定者发表的第一篇演讲，讨论了CBDC及其对中央银行和社会的影响。

从2016年起，许多中央银行针对特定目的启动了有关数字货币的研究项目。加拿大中央银行于2016年初启动了Jasper项目（以Alberta国家公园的名字命名），并于次年发布了有关该工作的第一份报告（加拿大中央银行（2017）），该项目最初专注DLT，用于大额银行间支付的结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16年11月（MAS（2016））推出了自己的Ubin项目（以Ubin岛命名）。也是侧重于银行间支付，特别是在DLT上的新加坡元形式。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于2017年1月推出了LionRock项目（以香港的一座山命名）。欧洲中央银行（ECB）和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于2017年启动了两个中央银行基于CBDC合作第一个实例（Project Stella），重点关注跨境支付（ECB-BOJ（2017））。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金融当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泰国也宣布了关于批发CBDC的跨境支付工作（SAMA-UAECB（2019）; BOT-HKMA（2020））。

第一个公开宣布的零售CBDC工作是由瑞典中央银行进行的（Sveriges Riksbank，2017）。在瑞典，现金使用近年来一直在下降，瑞典中央银行已开始就向公众提供中央银行支付工具的问题进行社会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e-krona”项目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20年2月，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与埃森哲公司开展一个试点项目，旨在为“e-krona”制定技术解决方案（Sveriges Riksbank（2020）；见第4节）。虽然宣布稍晚，但目前最先进的CBDC项目可能是中国人民银行（PBC）的项目。被称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的CBDC目前正在中国的四个城市进行试点（见第4节）。DC/EP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类现金的负债，可通过基于账户的接口提供给公众和外国游客。

同时，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目前尚无出现使用零售CBDC的情况，但它正在开展零售CBDC的工作，作为应急计划，以防现金使用突然下降或私人数字被广泛采用（见第4节）。东部加勒比海中央银行（ECCB）已启动名为DXCD（ECCB（2019））的试点，巴哈马中央银行已启动了名为Sand Dollar（CBB（2019））的试点。图2给出了这些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时间表。

图2：自2016年以来，CBDC项目激增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发言人演讲；中央银行网站。

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零售或批发CBDC的工作（图3）。至少有3个国家（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完成了CBDC零售试点。6个零售CBDC试点正在进行中：巴哈马、柬埔寨（Bomakara（2019））、中国、东加勒比货币联盟、韩国（韩国银行（2020））和瑞典。同时，18家中央银行发布了零售CBDC的研究报告（如Harahap等人（2017）、Burgos和Batavia（2018）、Kiselev（2019）和日本银行（2020）），另有13家中央银行宣布了批发CBDC的研发工作。

图3：CBDC项目状态

本地图的使用不构成，也不应解释为国际清算银行对任何领土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主权、国际边界和/或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名称和名称的立场的表达。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网站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发言人和理事会成员就CBDC发表公开演讲。在2017年和2018年，其中许多人持否定或轻视态度，尤其是对于零售CBDC。自2018年末以来，在演讲中对零售和批发CBDC有正面提及的数量有所上升，事实上，目前持积极态度的演讲多于持消极立场的演讲（图4）。

图4：自2018年底以来，关于CBDC的演讲变得更加积极

搜索关键词“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类基于作者的判断。如果演讲立场明显消极，或者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则得分取-1。如果演讲立场明显是积极的，或者项目/试点已经启动或正在筹备中，则取值为+1。其他演讲（未展示）被归为中立。

资料来源：centralbanking.com；中央银行演讲；中央银行的网站；作者的计算。

这些工作的动机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不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2019年末对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Boar等人（2020）表明，在发达经济体（AEs）中，中央银行正在研究CBDC以促进安全性和稳健性，或国内支付效率（图5）。对金融稳定的担忧也可能是研发工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EME），金融包容性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图5：发行CBDC的动机

1 = 不太重要; 2 = 有点重要; 3 = 重要; and 4 = 非常重要。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CPMI调查；Boar等人（2020）。

最近，Covid-19疫情可能会加速一些管辖区的CBDC工作。例如，在美国，早期版本的国会财政刺激法案包括提及“数字美元”作为快速执行政府对个人支付的手段，替代信用转账和低效而昂贵支票（Brett（2020））。同时，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继续对零售CBDC进行研究（Brainard（2020a，b））。在荷兰，中央银行强调，疫情凸显了私人资金储备的需求（DNB（2020））。在中国，新CBDC的试点测试随着逐步取消的人员流动限制同时进行。在瑞典，即使在中央银行采取危机管理措施的情况下，“e-krona”项目的测试仍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零售支付行为表现出很大的惯性。例如，Brown等人（2020）发现，外来引入更方便的支付方法只会导致支付中现金份额适度的平均减少。Arifovic等人（2017）用实验证据证明了费用如何影响买卖双方的行为，并最终影响了新型支付方式的采用。但当行为发生变化时，他们往往会持续不断地改变。同样，由Covid-19危机引起的支付行为的改变，例如更多地使用数字支付，可能会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CBDC发展的跨国驱动力

近期，全球的一些发展（包括商业数字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以及对现金可能传播Covid-19病毒的担忧）推动了对CBDC的兴趣增加。然而，发行的经济和制度动机因国家而异。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基于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来解释的CBDC研究与开发的跨国领域。具体地说，我们希望找到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为什么选择采用横截面回归法（cross-section regulations）来启动（或加强）CBDC的努力的共同点。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设计CBDC项目的。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CBDC项目指数，并试图解释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种新型CBDC数据库

我们首先生成一个新的全球指数来衡量中央银行在零售或批发CBDC方面的进展：CBDC项目指数（CBDCPI）。该指数反映了中央银行公开宣布的CBDC项目工作情况。如果没有公布的项目，这个值等于0，如果是公共研究，这个值等于1，如果是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试点项目，这个值等于2，如果是正在运行的CBDC，这个值等于3（目前为止）。我们分别为零售和批发CBDC项目构建一个子指数，并且总指数等于两个子指数的最大值。这些信息是在几个中央银行联系人的帮助下通过案头研究收集的。

我们分别计算了两个不同的指标：

中央银行演讲评分，反映中央银行管理层在演讲中对CBDC的讨论，包括立场（正面或负面）。如果作者判断演讲立场明显是负面的，或者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来发布CBDC，则将其设为-1。中立时，它的值为0。如果演讲立场明显是积极的，或者CBDC项目/试点已经启动或正在筹备中，那么它的值为+1。对每个国家来说，总分都是各个演讲立场的简单平均值。

对应于Google趋势或（针对中国）百度在每个国家/地区通过大众搜索“ CBDC”和相关词的搜索兴趣指数。该分数等于2013年1月至2020年4月各个关键字的搜索强度的简单平均值。这一得分既反映了公民对建立CBDC的兴趣，也反映了公众对引入CBDC的计划的了解程度。

对于上述每一个指标，我们将国家层面缺失的观察值替换为零。这种选择与缺少项目（研究或试点）、对开发CBDC的中立立场（演讲评分）或缺乏公众兴趣（搜索强度评分）相一致。

这些指标（与本文一起提供）有助于衡量特定国家在CBDC方面的项目工作，并将其与中央银行和公众利益的沟通进行比较。CBDC项目指数、演讲和搜索兴趣评分在横截面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当然，这三个变量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经常用演讲来广播项目工作，而如果中央银行已经告知他们正在开展项目，公众的搜索兴趣可能会更高（见表1中的成对相关性）。

表1：成对相关

***表示1％的显着性。

①如果没有关于零售或批发CBDC的已知工作，则项目立场等于0；如果是研究成果，则为1；对于活跃或已完成的零售或批发CBDC试点，项目立场等于2。②搜索关键字“ 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类基于作者的判断。如果演讲立场明显为负面，或者如果明确表示当前没有具体计划发行数字货币，则该分数取值为–1。如果演讲立场显然是积极的，或者启动了一个项目/试点或正在进行中，则采用+1的值。其他演讲立场（未显示）已被归类为中立。并以5％的水平正常化和归一化。③数据已标准化。

资料来源：百度；中央银行网站；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发言人演讲；谷歌趋势；作者计算。

对于这些措施有必要提出一些警告。例如，许多中央银行尚未公开发布其正在进行的CBDC项目的报告。一些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有相当先进的项目，但对其计划的发言相对较少。在一些司法管辖区，谷歌（或百度）并没有被广泛用于互联网搜索。尽管如此，该指数可以提供一个可比较的标准来评估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此外，这可以对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官方调查做出的匿名回应提供有益的补充。在下一节中，我们试图解释CBDC项目指数中的跨国异质性。

研究CBDC项目的跨国驱动因素

在本节中，我们将研究CBDC项目指数的驱动因素。为了补充中央银行的调查和官方动机，我们研究了“揭示的政策偏好”，即与中央银行在整体、零售或批发CBDC方面的实际工作相关的经济和体制因素。我们的横截面估计采用有序概率法（McKelvey and Zavoina（1975）），其形式如下：

其中

是管辖区i中CBDC项目指数（总体、零售或批发项目）等于0（无项目）、1（研究）、2（试点）或3（真实存在的CBDC）的概率，F（）是有序概率的函数形式，Xi是潜在驱动向量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α和β是估计系数，εi是误差项。

CBDC发展的某些潜在驱动因素可能与影响一国开发和部署CBDC的技术能力的因素有关。我们的分析侧重于可供广泛国家使用的可靠来源的指标，包括以下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移动电话使用量（每100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或互联网使用量（每100人的固定线路宽带用户数）较多的司法管辖区可能拥有更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供中央银行开发CBDC。这两方面的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

创新能力：整体创新得分较高的司法管辖区，以及因此有能力和研发潜力支持中央银行设计新的CBDC生态系统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CBDC。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该指数综合了政治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等指标（WIPO（2018））。为了考察中央银行本身的创新能力，我们为已经建立或计划建立零售快速支付系统（FPS）的国家提供了虚拟模型。这方面的数据来自Bech和Boar（2019）。

机构质量：政府效率更高的辖区可能更有可能启动CBDC项目。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相反，非正规（“影子”）经济规模较大的司法管辖区内的中央银行可能对创建交易数据跟踪并因此促进使用数字货币的兴趣更大。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估算来自Medina和Schneider（2019）。

另一方面，各国对CBDC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些因素，我们包括以下指标：

发展和金融普惠：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较发达的国家可能对新的数字支付方式有更高的需求。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易账户准入较低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将零售CBDC视为金融普惠政策的更大需求。数据来自世界银行Findex。同时，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司法管辖区可能对批发结算的创新解决方案有更大的需求；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可从Svirydzenka（2016）获得。

公众对CBDC的兴趣：如果公众在互联网上搜索CBDC和相关主题的次数较多，这可能表明他们对CBDC的总体主题或者他们自己国内中央银行在这方面的计划更加了解。不管怎样，可以产生积极的联想。数据来自谷歌和百度，如上所述。

跨境交易：虽然大多数CBDC服务于国内目的，但人们可以预期，特别是面向国际的CBDC（如跨境银行间结算项目或移民汇款项目）更有可能出现在国际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中。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代表跨境对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的需求。汇款流量（流入和流出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可衡量移民汇款的经济重要性。同样，这两个系列都来自世界银行。

表2给出了我们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对于CBDCPI，我们有175个观测值。这包括属于货币联盟一部分的若干司法管辖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仅在辖区拥有一个理论上可以发展CBDC的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才算在内。没有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被视为一个观察结果，所有独立变量根据2018年GDP计算为加权平均数。移动手机用户数从每100人中有13部（朝鲜）到321部（澳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81美元（布隆迪）到110343美元（卢森堡）不等。对于一些关键变量（如创新产出得分、非正规经济估计值、账户所有权和汇款）的覆盖率较低，但通常仍远高于100个管辖区。

表2：描述性统计1

1. 所有自变量，2013-19年期间的平均值，取决于数据可用性。2. Svirydzenka（2016）。3. 数据已正常化。4. 流入和流出之和。5. 进出口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6. 2014年数据；对于EA，可获得的最新观察结果（2010）。7. 在5%的水平上正常化和归一化。

资料来源：Bech at al（2020）；Medina和Schneider（2019）；Svirydzenka（2016）；WIPO（2018）；IMF，《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汇款通知。worldbank.org世界银行；百度；中央银行网站；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行长演讲；数据流；谷歌趋势；作者计算。

表3显示了我们的单变量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确认CBDC项目指数与更高的移动手机和互联网使用率、更高的创新能力、现有或计划的FPS以及更高的政府效率密切相关。在对CBDC搜索兴趣较高的辖区，这一比例也较高。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在这些单变量估计中，与非正规经济存在负相关；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使用多元方法看到的，这与该变量与移动设备和其他正相关协变量的相关性有关。此外，当涉及到那些可能影响CBDC需求的因素时，我们发现CBDC项目在人均GDP、金融发展和搜索兴趣较高的地方更为先进。较高的账户所有权与更先进的CBDC项目工作相关，而与汇款则呈负相关。作为简单的稳健性检验，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了同样的分析。结果（可在在线附件中找到）大体上是一致的。同样，零售指数和批发指数的单变量结果非常相似。

表3：CBDC项目总体指数的单变量有序概率回归1

括号内的标准错误；*** / ** / *表示结果达到1/5/10％的显着水平。

1. 对于所有自变量，根据数据可用性，2013–19年期间的平均值。2 . Svirydzenka（2016）。3. 数据已标准化。4. 流入和流出的总和。5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

资料来源：Bech等人（2020）; WIPO（2018）; Medina和 Schneider（2019）; Svirydzenka（2016）;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银行; 百度; 中央银行的网站；数据流; Google趋势；作者的计算。

当然，这些简单的回归系数需要仔细解释，因为许多回归系数是共线的（见在线附件）。更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更数字化、更具创新性，并以更有效的政府和较小的非正规经济体为特征。此外，由于某些指标的样本量更为有限，因此隔离单个驱动程序也很复杂，因此不允许我们同时包含所有可能的回归变量。

为了更好地控制多个国家的特征，表4显示了总体CBDC项目指数以及零售和批发CBDC的多元有序概率回归结果。在这里，我们确认，在更多地使用移动电话和具有更大的创新能力的地方，整体项目可能性更高。例如，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标准差增加，就意味着从无工作进程转向研究或者从研究到试点（假设所有自变量的平均水平）的概率增加55-63%，创新产出得分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增加55%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移动使用和其他正相关的协变量，我们还发现非正规经济规模和金融发展与整体项目指数有显著的关联。我们没有发现与贸易开放的显著联系。

表4：CBDC项目指数的多元有序概率单位回归分析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的结果。不报告常量。

1. 所有自变量，2013-2019年期间的平均值，取决于数据可用性。2 . Svirydzenka（2016）。3. 进出口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

资料来源：Medina 和Schneider（201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中央银行网站；数据流；作者计算。

零售CBDC在创新能力高、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似乎也更为先进。非正规经济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则CBDC项目指数一个单位上升增加38-49%的概率，其他条件相同。如上所述，只有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一结果，这可能与授权机构希望跟踪交易的数据痕迹的需求有关。

批发CBDC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这可以反映出此类项目的重点是提高批发结算效率。在更为简约的规范中，与贸易开放有联系。由于很多批发项目都关注跨境方面，这个环节也很直观。

这些结果对于使用OLS也很可靠（在线附件）。

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CBDC更有可能在具有高移动使用率、创新能力和对CBDC的搜索兴趣的司法管辖区进行研发，而零售和批发CBDC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我们还注意到，CBDC项目在各国的经济和体制动机、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仅关注样本中的30个零售CBDC项目（请参阅附件C）。我们探讨了零售CBDC项目的四个关键技术属性，以及与它们的使用相关的经济和体制因素。

盘点框架：CBDC金字塔

CBDC的设计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这要求我们提炼出主要的设计选择和国家方法所遵循的不同维度。对设计方法进行分类的方法是“CBDC金字塔”（见Auer和Böhme（2020）和图6）。这种方法从零售CBDC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出发，确定相关的技术设计权衡，然后得出设计选择。设计选择方案形成了层次结构，其中较低的初始层表示设计决策，并将其输入到后续的高层决策中。要反映此层次结构，选项将显示为金字塔。

图6：CBDC金字塔

CBDC金字塔将消费者需求映射到中央银行的相关设计选择上。CBDC金字塔的左侧列出了消费者的需求和相关的功能，这些都将使CBDC变得有用。金字塔的右侧展示了相关的权衡——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其中较低层代表设计选择，并将其输入到后续的高层决策中。

资料来源：Auer和Böhme（2020）。

首先的基础设计选择是体系架构，即中央银行和私人中介在CBDC中担当的运营角色。中介会遇到技术难题或偿付能力问题。CBDC应该避免此类故障。然而，支付中介机构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是确保与当今支付服务同样水平的便利，创新和效率所必需的。该体系架构需要平衡这两个考虑因素。

我们通过将CBDC设计的各种方案分为四种不同的CBDC架构来扩充Auer和Böhme（2020）。它们在法定债权结构和中央银行保存的记录上有所不同。它们是：

直接CBDC–由中央银行运营的支付系统，提供零售服务。CBDC是对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中央银行维护所有交易帐本并执行零售支付。

混合CBDC–在两个引擎上运行的中间解决方案。中介机构负责零售支付，但CBDC是中央银行直接负债，中央银行还保留所有交易的中央帐本，并运行备用技术基础结构，以便在中介机构出现故障时重新启动支付系统。

中间CBDC–一种类似于混合CBDC的体系架构，但中央银行仅维护批发帐本，而不维护所有零售交易的中央帐本。同样，CBDC是对中央银行的债权，私人中介机构执行支付。就本文而言，这将与我们盘点中的混合模型一起考虑。

除了这三种公认的通用CBDC体系架构之外，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金融中介间接提供零售CBDC。我们注意到，由于这不允许消费者直接访问中央银行货币，因此并非所有中央银行都将这种体系架构视为通用的CBDC。

间接或合成CBDC–由类似于狭义支付银行的中介机构运营的支付系统。消费者要求这些中介机构负责所有零售业务。这些中介机构需要将所有债务全部归还给拥有中央银行债权的零售客户。

第二个技术设计选择涉及基础设施。中央银行必须确保CBDC不会出现中断。基础设施可以基于传统的集中式数据库，也可以基于DLT技术。这些技术的效率和对单点故障的保护程度不同。DLT技术通常旨在用对底层技术的信任取代对中介机构的信任。Calle和Eidan（2020）详细描述了一些概念证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试验DLT技术的中央银行都使用许可DLT，运营商可以决定谁可以进入网络。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一家中央银行的报告冒险依赖无许可的DLT技术。

第三个选择涉及消费者如何获得CBDC。以账户为基础的CBDC与身份认证计划相关联，这可以作为良好的支付功能和良好执法的基础。然而，对于一个核心目标群体（没有银行存款的人和依赖现金的个人）来说，获得资金可能很困难。作为一种包容性强、抗危机且匿名的支付方式，现金的质量可能存在挑战（Pichler等人（2019））。另一种选择是基于所谓的数字代币进行访问。这允许基于代币的支付选择，例如可以物理和数字方式交换的预付CBDC钞票。然而，这也带来了非法活动和造假的新风险。

与国内接入框架密切相关的是第四种设计选择，即使用CBDC进行跨境支付，这与CBDC设计中的零售和批发互连以及居民与非居民的可访问性有关。基于代币的国内访问自然会向包括非居民在内的任何人开放。但中央银行可能允许非居民使用。

图7对正在进行的CBDC零售项目的属性进行了分类。在我们样本的零售CBDC项目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架构、基础设施、准入和跨境（零售或批发）互连的方法。在架构方面，我们发现有四家中央银行考虑采用直接模式（通常是为了增强金融普惠）。七家正在考虑混合或中间选择（在某些情况下，除直接模式外），还有大部分尚未指定该架构。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一份报告表明中央银行正在推行间接/合成架构。

图7：零售CBDC项目的属性

调查每个设计方案的零售CBDC项目数量

Interm=中间 ；Ind=间接；Undec=合成；Undec=未确定/未指定或正在考虑的多个选项；DLT=DLT技术；Conv.=常规；Nationl=国内使用；Internatl=国际使用。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网站；作者计算。

关于基础设施，我们发现有七家中央银行在DLT上运行其原型，其中三家采用传统技术，一家同时考虑这两种技术（Shah等人（2020））。然而，这些基础设施的选择往往是为了概念或试点的初步证明。对于大规模的设计，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是否做出同样的选择。在准入方案中，基于账户的准入似乎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有六家中央银行明显倾向于基于账户的准入，另有两家中央银行同时考虑基于账户和代币的准入。最后，虽然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项目都集中在国内使用，但其中一些项目（由欧洲中央银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中央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按建设侧重于多国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交叉使用。

技术设计的驱动力

中央银行根据其辖区的独特需求选择CBDC的这些不同属性，但各国之间可能仍然具有共同特征。有鉴于此，我们还对四个属性中的三个进行了简单的概率回归（表5；此外，在线附件中的数字以图形方式表示了这一点）。根据项目之间差异的统计意义选择指标；在每种情况下都列出了前三名。由于我们的样本在跨境互连方面缺乏差异，因此未显示这些差异。

对于该体系架构，人们可能希望在欠发达或金融普惠较低的经济体中更有可能采用直接或混合与中间选项。实际上，我们发现相反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北欧国家、加拿大和中国的影响，我们发现具有较高的帐户访问权限和政府效力的收入较高的司法管辖区更有可能选择直接或混合与中间的架构-至少在迄今为止的研究工作中。欠发达国家通常没有指定其选择的体系架构。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预计DLT（最初设计用于替代可信中介机构）在当局被认为效率较低的司法管辖区更具吸引力。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一些中央银行确实明确指出，使用集中发行系统时，DLT技术没有任何基本优势（NBU（2019））。另一方面，研究或试点DLT技术的国家比研究或试点传统架构的国家更依赖流入的汇款。

关于基于账户的准入和基于代币的准入，我们发现，关注代币的国家有更高的公众搜索兴趣，但汇款流入也更低。这些差异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零售CBDC项目功能的单变量概率

括号内的标准错误；**表示在5％水平上显着的结果。不报告常数。

1. 对于所有自变量，根据数据可用性，2013–19年期间的平均值。2. 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3. 数据已标准化。

资料来源：WIPO（2018）; Medina和 Schneider（2019）;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银行; 百度; 中央银行的网站；数据流; Google趋势；作者的计算。

5. CBDC设计方法：三个实例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迄今为止对CBDC的利益驱动因素以及每个管辖区的经济和制度特征如何影响CBDC的技术设计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和开发CBDC时所采取的政策方法也与每个管辖区的情况有关。我们认为，各国中央银行相互学习彼此的方法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国际政策讨论（BIS（2020））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出版物推动了这一活动。为了补充这项工作，我们描述了三种独特的CBDC方法，分别在亚洲、北美和欧洲。

为了使设计选择的讨论更具体，我们展示了三个著名的CBDC零售项目，即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项目、瑞典中央银行的“e-krona"以及加拿大中央银行作为应急计划在CBDC上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DC/EP项目（试点阶段）

在目前所有的CBDC项目中，中国人民银行（PBC）的CBDC项目处于最高级阶段。CBDC在中国的发展至少要追溯到2014年。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对零售CBDC进行试点，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DC/EP）项目。2020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证实，在深圳、苏州、成都、雄安和北京的“2022年冬奥会办公区”（Chen（2020））正在进行试点试验。

在中国，CBDC的引入是在高度数字化的经济和私人数字支付服务广泛使用的背景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引入CBDC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为在线交易中使用的现金提供便利的补充外，CBDC还将为目前的移动支付双寡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带来更多的多样性，它们共同控制着移动支付市场的94%（FSB（2019））。如果决定超越目前的试点阶段，DC/EP将成为M0的补充，M0包括纸币和硬币，以及中央银行存款账户。它并不打算完全取代实物现金。

图8描述了DC/EP的主要设计特征，遵循CBDC金字塔。目前DC/EP试点的架构完全是“混合CBDC”模式：它的特点是CBDC是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债权，但用户引导和实时支付服务由中介机构（称为“授权运营商”）运营。中央银行定期接收和存储零售资产和交易的副本。

Fan（2020）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是提供核心基础设施，而商业银行、其他支付服务提供商和电信等中介机构将为公众提供服务。鉴于现有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处理能力和中介机构的合格员工，这种方法可防止风险集中在中央银行、现有金融机构的非中介化以及资源的重复或浪费。

DC/EP基础设施的主干将是一个与传统数据库和DLT的混合系统。然而，中国人民银行强调，DLT技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应用还不够成熟。为了结算交易，任何系统都必须能够每秒处理300000笔交易（TPS），以适应中国的大型零售交易。

图8：中国人民银行DC/EP项目（试点阶段）的设计特点

资料来源：改编自Auer和Bohme(2020)以及与PBC员工的对话。

中国人民银行不限定中介机构使用任何特定的基础设施或任何特定的技术途径。但是，对于交易记录和对账，可以使用DLT。金融中介机构仍将负责了解客户（KYC）支票和零售服务。尽管如此，以人民币计价的CBDC将是中国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

在准入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采用基于代币、半账户和账户的混合支付工具。身份将基于“账户松散耦合”，这样用户可以在日常交易中匿名使用DC/EP，但“运营机构应通过异步传输及时向中央银行提交交易数据”（Fan（2020））。这将确保用户彼此保持匿名，但允许中央银行“跟踪必要数据，以实施审慎监管、打击洗钱和其他刑事犯罪，并减轻商业银行的工作量”（Fan（2020））。

钱包是基于多种形式的身份认证（ID），并不是所有的钱包都需要包括姓名和其他个人信息。特别是，它们可以容纳中介机构提供的代币或账户，并允许个人决定是否连接到银行账户。为了适应不同级别的用户匿名性和访问权限，基于KYC级别的强度，将有多个级别的数字钱包，与更高的交易限制相关的KYC要求更高。限额一般与现有的纸币和硬币使用规则相联系；但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最后，关于国际互连，DC/EP将连接到现有零售和批发系统，包括RTGS系统。DC/EP的主要目标是国内零售。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与外国司法管辖区达成谅解，非居民（如游客和商务旅行者）可以使用外国手机号码进入DC/EP，以获得入门级钱包。中国人民银行将努力确保持续遵守相关的反洗钱/反恐融资规定。

展望未来，DC / EP可能会用于与外国交易方的人民币-发票交易，但这仍需与其他中央银行和实体进行协商。在完成概念验证并进行了试点之后，奠定了基础：初始测试涉及商业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和其他私营部门机构。所有授权运营商都制定了退出计划，作为试点计划的一部分，类似于“沙盒”模式，以确保流程可逆。确切的发布日期尚不清楚。在国际讨论中，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指出，跨国协调对于确保跨境标准的一致性很有用。有人提到CPMI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论坛是与其他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公共当局合作的合适场所。

瑞典央行："e-krona"项目

另一个先进的CBDC项目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在另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经济体瑞典，现金使用数年来一直在下降，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商店不再接受现金。注意到其经济正在见证“全球现金最大和最快的下降”（Riksbank（2019）），瑞典银行站在全球最前沿讨论发行CBDC的可能性（见Skingsley（2016）；Ingves（2017））。

与其他中央银行一样，瑞典中央银行研究了几种技术和方法（见瑞典中央银行（2017））。目前，它正在开发“e-krona”项目的概念证明（见Sveriges Riksbank（2020））。同样，CBDC将作为现金的补充，而不是现金的替代品。

目前瑞典银行概念证明的架构是一个混合CBDC（图9）。CBDC是瑞典银行的直接债权，支付业务由支付服务运营商运营。在具体的设计上，瑞典银行的研究人员Armelius等人（2020b，第87页）指出，正在进行的试点是“在任何特定时刻流通的所有“e-krona"的分散数据库，在那里，瑞典银行在交易完成前对所有交易进行验证。”他们将其归类为“中间人分散解决方案”，还注意到这种设计将要求瑞典银行“在一个或几个中间人出现故障时提供应急解决办法，以防止出现大量最终用户无法支付“e-krona"的情况”（见第89页）。

基础架构和技术实施基于使用R3的Corda的DLT，并与多个公证人一起运行。由于概念验证的性质，目前所有这些都在瑞典中央银行及其技术合作伙伴的控制之下。

在准入技术方面，瑞典中央银行试点的CBDC是基于账户的，但考虑了低值代币预付卡的选择。在正在进行的试点模式中，瑞典中央银行发行了CBDC，但它们被存储在中介机构的钱包里。对钱包的访问基于识别钱包的所有者。展望未来，瑞典中央银行还可能开发CBDC支付卡，直接用于小额支付，而无需访问钱包（即基于代币的准入）。

图9：瑞典中央银行的“e-krona"（概念证明）

资料来源：改编自Auer和Böhme（2020）以及与瑞典银行员工的谈话。

除了目前的概念证明，更广泛的设计正在考虑中。瑞典中央银行本身并未就首选技术架构发表意见，只是“e-krona"将是瑞典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即不考虑间接/合成模式）。然而，它的研究人员，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已经考虑了更详细的选择。例如，在架构方面，Armelius等人（2020b）讨论了没有中介的集中模型、有中介的集中模型和合成（间接）模型的政策权衡。关于后者，他们认为“不清楚这是否真的应该被视为CBDC”，因为它不是对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Armelius等人（2020b），第89页）。然而，这些研究人员也判断，即使是混合型和中间型模型，瑞典中央银行的参与程度和运行该系统的成本仍将相当可观。除了架构、技术和准入方面，传统技术和基于DLT的技术都在考虑之中。优先考虑基于开源代码的解决方案。实际CBDC的一个关键要求是良好的线下业务，其中包括通过上述讨论的低值预付卡。

关于互联互通，“e-krona"的重点是国内的，非居民零售只能通过游客使用预付卡进行小额购物。在批发方面，CBDC将连接银行系统和RTGS，从而实现跨境支付。

加拿大中央银行：CBDC应急计划

加拿大中央银行（Bank Of Canada）就数字货币这一主题进行了杰出的研究和政策沟通。威尔金斯（2016）是最早支持CBDC的高层决策者之一，工作研究人员很早就在积极研究这一问题和相关问题。

尽管起步较早，加拿大中央银行（bankofcanada）并没有表示正在开发CBDC零售试点或概念证明。相反，它概述了一个关于加拿大应在何种条件下发展CBDC的全面计划。它还制定了潜在的架构，并通过与其他中央银行合作的一系列新型支付技术项目积累了相关的技术知识（例如，见加拿大中央银行（2017））。事实上，正如Lane（2020）在2020年2月指出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发布CBDC。加拿大人将继续受益于现有的支付生态系统，前提是它是现代化的，并且仍然适用于目的[……]尽管如此，世界可以很快改变。加拿大中央银行可以想象我们会考虑发行CBDC，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为加拿大人提供值得信赖的支付方式。”

特别是，加拿大中央银行考虑了（i）减少或完全取消使用实物现金的情况，以及（ii）私人加密货币或稳定币作为支付手段大幅侵入的情景。为了应对这些不测事件，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在进行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与大学和公司合作设计CBDC。它还作为CBDC国际工作组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合作。

如果要开发CBDC，则设计的总体目标是加拿大中央银行（Bank of Canada）的数字负债，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与实物现金的属性非常相似。CBDC不会取代现金，而是设计成一个具有良好弹性和可访问性的数字附加功能。

由于总体设计目标非常明确，加拿大中央银行还列出了架构的元素（图10）。首先，CBDC是“以加元向加拿大中央银行提出的债权”（Shah等人（2020）），即不采用间接/合成方法。相反，分析说明列出了三种可能的架构，分别对应于“直接CBDC”（加拿大中央银行提供整个CBDC支付系统）和“混合CBDC”（加拿大中央银行只发行和赎回CBDC，私营部门中介机构提供最终用户服务）或“中间CBDC”（与混合模式相同，加拿大中央银行无法访问零售交易的完整账本）。也有可能提供一种混合选择，即中介机构执行大部分支付，但加拿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社会目标直接进行一些零售支付。后一种方法的目标是从支付中介机构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中获益，但同时也有一种直接操作的选择来服务于公共政策目标，如普及服务。

图10：加拿大中央银行CBDC应急计划

资料来源：改编自Auer和Böhme（2020）以及与加拿大中央银行员工的谈话

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的细节还没有详细说明。加拿大中央银行在一些新颖的基于DLT技术的概念验证支付项目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它指出，虽然DLT技术可能是一个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但它绝不是必要的。同时考虑多种技术，并根据性能选出优胜者。

将考虑基于帐户和基于代币的准入解决方案，可能采用分层：基于匿名代币的选项（包括但不限于储值卡）允许小额支付。这可以通过一种低成本的专用通用接入设备（UAD）来实现（Miedema等人（2020）），它可以让没有智能手机的用户使用CBDC。对于更大额的交易，则需要基于帐户的准入。关于这种分层的细节，特别是在执行适当的AML/KYC标准时，当前的现金执行水平就是模型。将选择分层，以使反洗钱和相关问题不会比目前更严重。鉴于可编程货币为非法使用开辟了新的选择，实现同样的执法水平可能需要减少对“大额”支付的定义。

在零售互连方面，尽管CBDC的重点放在国内，但基于代币的CBDC的选择自然使游客和其他非居民可以使用该系统进行低价值支付。同样，该系统的总体设计将使与国际使用和规避外国资本管制有关的问题不比当前基于现金的系统严重。

在批发互连方面，加拿大中央银行将确保CBDC与所有其他付款方式可以互操作，以便可以将其与银行存款和现金自由兑换。CBDC也将直接连接到大额转账系统，该系统处理批发付款。由于与国内支付系统的多种连接，这些系统与国外支付系统的所有连接也将得到保证。

结论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能是一种很快就能在全球许多国家使用的新型支付技术，这篇论文研究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兴起。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CBDC项目指标(CBDCPI)。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手机使用率和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这一指数较高。特别是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方更容易出现零售型CBDC，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批发CBDC更发达。我们也注意到，CBDC项目在动机、经济和技术设计两方面因国家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许多中央银行正在追求这样一种模式，即CBDC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但有私营中介机构参与。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对中国人民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的三个先进实例进行了扩展。

鉴于CBDC的新颖性，以及对资金的性质和提供进行“全新”思考的范围，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和用户的优先事项，采取不同的方法是很自然的。在那些数字支付已经非常先进，而现金使用正在减少的国家，中央银行可能会做出特别的反应，以确保公共部门提供的支付手段的持续可用性。在数字支付普及率较低的国家，金融包容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架构、基础设施、准入和互连的选择将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

然而，我们的概述也显示了一些关键的共同特征。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调查的所有设计都不是为了取代现金，而是为了作为补充。其中多数仍需要中介机构发挥强大作用——尽管可能与中央银行直接提供某些服务并行。没有一项设计追求的是间接模式，即CBDC是对中介机构(而非中央银行)的负债。我们认为，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分享有关驱动因素、方案和技术的信息，相互学习，从而对该领域的国际政策工作形成互补。

展望未来，Covid-19疫情等事件凸显了获得多样化支付手段的价值，以及任何支付方式都需要像现金那样具有包容性和抗风险能力(见Auer等人(2020))。虽然预测未来的一系列挑战是困难的，但各国中央银行将继续从长远考虑，并仔细考虑CBDC在未来一系列潜在情景中的作用。

附录A:CBDC指标的数据收集

本附件描述了CBDC项目指数(CBDCPI)的构建，以及中央银行立场和探索兴趣评分。

CBDCPI的构建基于Auer等人(2020a)鉴定的零售CBDC项目列表，以及在2020年3月之后宣布的一些项目和批发CBDC项目。对于研究报告，每个发布的报告可以取1，如果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试验，则取2，对于已存在的CBDC取3(截至目前为止的假设)。我们只考虑拥有中央银行或金融当局的司法管辖区。就每个辖区而言，整体指数是零售和批发分类指数的最大值。对于中国，由于缺乏翻译成英文的材料，并且考虑到中国在该领域的突出作用，我们将项目得分定为2分。对于澳大利亚和美国,鉴于澳大利亚中央银行RBA在向澳大利亚参议院报告时确认了关于CBDC的工作(2019),国会主席鲍威尔主席(2019)和州长布雷纳德(2020 a, b)的演讲，我们定义了项目评分为1。对欧元区来说,考虑到欧洲中央银行和几个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我们将欧元区概括为一个整体的观察对象(项目评分为1),以及欧元区19个成员国中的各个国家(评为0或1取决于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发表了CBDC的研究)。实证结果对遗漏单个欧元区成员国也是稳健的。对于由东加勒比中央银行提供服务的东加勒比货币联盟(ECCU)，考虑到正在进行的试点，8个成员国将作为单一观察对象纳入，CBDCPI为2。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的国家合并成一个观察对象(CBDCPI为0)，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的成员也是如此。公共资源的完整链接作为背景文件的一部分。

探索兴趣评分是用关键词“CBDC”(搜索词)和“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主题)在2013年1月至2020年7月中旬期间的兴趣评分的简单平均值来估计的。每个国家得到的两个值取平均值，得到子索引。对于中国，我们使用百度索引关键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DC/EP”。我们重新标定了这些值，使它们可以与谷歌趋势图相比较(ie值范围在0到100之间)，并应用了上述相同的过程。

中央银行演讲立场评分是通过对每个中央银行发言人的演讲立场进行分类，至少包含下面的列表中的一个关键词:“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中央银行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或“digital money”(手动检索,以确保它指CBDC而不是私人电子货币)。演讲来自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演讲数据库(www.bis.org/cbspeech hes/)，这是一个收集了国际清算银行网站上公布的中央银行家演讲的综合数据库，供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广泛选择。截至撰稿时，该数据库统计了16036次演讲，时间跨度超过23年(1997年至今)，地理范围广泛(108个国家和125个机构)。查询生成138个演讲，其中至少包含一个感兴趣的关键字。由此得出的样本涵盖了2013年12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38个国家，包括欧元区及其几个成员国。当演讲者是欧洲中央银行官员时，我们把他的演讲称为“欧元区”。相反，如果演讲者是欧元体系中某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就会把他的演讲对标为对应的国家。对于中国，考虑到翻译成英文的材料稀缺，我们利用公共资源对结果进行补充，包括Fan(2020)。

在整理了相关的演讲后，我们对每一个演讲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从总体上解释了该演讲对于采用CBDC或者更通用的CBDC的立场。每个演讲得分可以根据具体的演讲立场取-1、0或+1的值。如果演讲的立场明显是否定的，或者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具体计划发行数字货币，则得分为-1。在中立立场的情况下，它的值为0。最后，如果演讲立场明显是积极的，或者项目/试点已经启动或正在进行中，那么它的值为+1。最后，演讲分数被计算为国家水平分数的简单平均值。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演讲评分，我们将缺失的值替换为零，符合中立立场的诠释。

在175个国家或货币区的总样本中(即与欧洲中央银行有关的活动为欧元区，东加勒比地区为东加勒比中央银行，这些货币联盟为WAEMU和中非经共体)，有55个国家的CBDCPI值或两个基本分数之一为非零值。在CBDC上没有交流的其他120个国家或货币区域中，CBDCPI的值为0。

本文提供了完整的数据集。

附录B：CBDC项目概述

从区块链技术出现之后，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方面的研究就成为很多企业或组织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几年时间过去了，市场上对于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一些公司已经推出了比较成熟的应用产品和服务，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接触到而不是太熟悉。那么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有哪些？区块链技术对法定数字货币有何用处？

1、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有哪些？比特币算是区块链技术的第一种应用，从2008年被提出到今天已经十多年时间了。伴随着比特币在全世界的快速传播，很多人对于区块链技术才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通过对区块链技术的深入挖掘，其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可以应用在金融支付领域，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缩短交易中间环节；可以使用在金融安全防伪领域，通过区块链技术能够从源头上控制金融产品的安全；可以应用在打击非法洗钱、打击假币等经济安全活动中，能够大大提升金融货币的健康发展。

总的而言，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这几年不断有新的技术产品或者服务出现，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从最新了解的情况来看，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已经设立了一个区块链金融结算系统，主要服务于全球的外贸客户，能够有效的降低外贸结算成本、提升交易流转的效率。我们国家于去年在部分地区测试了区块链数字货币，今年很有可能扩大测试范围。

2、区块链技术对法定数字货币有何用处？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区块链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似乎就是同一种存在，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其实不然，真正懂金融学的朋友都知道，比特币和某一个国家的法定电子货币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法定数字货币。那么区块链技术对法定数字货币有何用处？

在介绍区块链金融具体应用时，我们已经提到了区块链技术在法定数字货币当中的使用。尽管法定数字货币仍然是一种由央行发行和管理的“有中心化”的货币，但是它的交易和流转系统当中是可以融入区块链技术的，这样就能够非常好的追溯法定数字货币的流转情况，杜绝假币的出现，同时也有助于防止贪腐受贿的现象出现。这些优势是传统电子货币不可能具备的。

区块链技术有什么作用？这恐怕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区块链时都会提问的一个问题。作为当下最受关注的一种技术，区块链技术有什么作用确实是一个值得分享的内容，因为这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了解认识区块链，更能够引导更多的人加入到区块链产业的发展中来。那么区块链技术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推行法定数字货币？

1、区块链技术有什么作用？接触区块链技术还是从比特币开始的，因此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区块链技术就是用来研发各种类型和功能的数字货币的，这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读。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的数据库新技术，数字货币只不过是它的作用体现之一，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方面的作用。

从比特币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了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当中，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受重视，它的作用也是逐步放大。例如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杜绝侵权和扯皮不清的现象出现；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应用在食品安全追溯上，这样就能够从源头看到一头猪从猪仔到生猪肉的全流程，且不会出现虚假数据；除了这些作用之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融入到大数据和AI技术当中，被应用到企业现代化管理、税务发票管理等很多行业之中。可以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区块链技术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2、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推行法定数字货币？从比特币出现之后，很多国家都开始关注这种新颖的电子货币，不少国家还开始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12月份，中国正式在国内进行了法定数字货币内测，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推行法定数字货币呢？

从发现区块链技术有什么作用之后，中国就加快了区块链技术在法定数字货币方面的应用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系列动作，根本原因在于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必须要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否则全球资源就不可能实现自由流动。而要想打破当前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不平衡现象，法定数字货币就是最好的一种工具。

韩国中央银行正在加快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技术面的审查工作。

韩国已经完成对于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情况的研究，以这些经验为韩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做技术上面的准备。在技术上面的准备就是为韩国央行数字货币创造试验的虚拟环境。

提前对试点测试进行技术审查

这次的技术审查要比之前韩国公布的计划早了几个月的时间，原计划是2020年12月底进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设计、技术审查、业务流程分析和咨询等准备。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可能会推动全球对于CBDC的重视。

韩国CBDC可能专注于小额支付

韩国央行的报告认为，分布式账本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CBDC的研究和采用。目前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中央银行都在其CBDC项目中采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

报告认为，中央银行研究CBDC的目的有两种，分为大额支付和小额支付。已经具有有效的支付和结算系统的发达国家对CBDC进行大额支付更感兴趣，而开发CBDC进行小额支付正在吸引需要改善金融包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韩国央行的一位官员透露，虽然最终的模式还未确定，但韩国可能会选择在小额支付方面应用数字货币。

最近这两年网上陆续曝出一些求助帖，都跟炒股群数字货币诈骗有关系。很多朋友对于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并不了解，所以就会对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这个问题非常好奇。为了避免更多的朋友再度上当，我们特意在此揭露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炒股群数字货币骗局，希望能够帮助到朋友们。

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

1、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炒股在国内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投资，很多老百姓平时闲暇时可能都会拿一部分多余的资金进行操作。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兴起之后，一些人就以炒股的名义在微信或者QQ上创建了很多的交流群，其实所从事的都是非法诈骗的行为。这些人的套路导致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通过炒股群来推介某一种数字货币，然后承诺各种水平的高收益或者奖励佣金，以诱骗普通的投资者购买某一种传销币或者空气币；第二种套路则是吸引一些普通老百姓高位进场接盘，行骗者好及时脱身。

从前几年国家市场上所曝出的各种炒股群数字货币骗局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以一些非主流的虚假传销币、山寨币及空气币等为主。这些数字货币的出现本身就有很不纯的目的，背后的运营团队并不是真正的为了打造像比特币一样的数字货币，就是想利用这种手段或工具从市场上非法牟利。通过这样的介绍，相信朋友对于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应该有所认识了吧！

2、区块链技术到底是好是坏？在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当中，数字货币似乎就是一种邪恶的存在。尤其是过去几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虚假传销币或者空气币，给市场上的普通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有人对区块链技术也产生了片面的理解，那么区块链技术到底是好是坏呢？很多人在了解了炒股群数字货币是怎样的骗局之后，可能都会对区块链技术的好坏产生一定的质疑。从根本上而言，区块链技术是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用于构建数字货币的技术而已。当它被合适的人或者机构所正确使用时，就能够成为造福人类和社会的工具；而当它被一些邪恶的人所掌握时，却会沦落为欺骗的帮凶。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认清楚使用它的人或者机构是谁。

数字货币在市场中也可以称之为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最早出现于09年，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关系是什么？有许多投资者都不了解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关系，数字货币在09年时被中本聪推出，便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和实体货币上的经济冲击，在数字货币圈子当中，比特币是最早出现的，后来才出现了，以太坊还有莱特币等等，像这些虚拟货币是不能够直接用来交易的，必须要通过特有的平台才可以。今天就一起看一下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关系是什么？

1、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关系多数投资者并不了解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关系，其实这两者之间算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属于紧密相连的关系缺一不可。区块链技术本身便是根据数字货币应运而生的技术，也是比特币当中最为底层的技术。如今区块链研发最成功的便是在数字货币上的应用，数字货币在使用时应用包括着支付，还有密码算法等等，而比特币在市场当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其依赖区块链的技术而产生的框架和之后的广泛应用前景。投资者若想了解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关系，可来到OKLink浏览器上学习，OKLink有专业的区块链知识和数字货币常识。

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关系，其实数字货币在市场当中属于一种加密的虚拟形式，正是因为如此类型的货币形式存在，所以才需要区块链技术来进行支撑，区块链技术可以算是如今全球最为先进的一种技术，如今世界上各个知名企业正在研发当中，这项技术未来的前景肯定是不可估量的，也是国内如今重点研发项目。

2、区块链是什么投资者平时除了要了解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关系之外，也要具体去了解一下区块链究竟是什么？区块链在市场中指的是用一些数据而拼成的链条连接的方式便是n加一个区块当中包含着无数个的哈希值。像这样关于数据块的链条，如今被广泛运用在各个行业，每一个服务器上的节点都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拷贝。投资者若想了解专业区块链知识，可以来到OKLink浏览器上学习，OKLink浏览器自14年建立拥有6年多的经验，在市场当中可进行跨境交易比较方便。

在当前的国内科技市场上，不少人会对数字货币和支付宝有什么区别非常感兴趣，这是因为两者都是目前科技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那么数字货币和支付宝有什么区别？数字货币能够与支付宝进行技术融合呢？这些问题恐怕会引起不少区块链或科技爱好者们的兴趣。在此，我们分享一些数字货币和支付宝有什么区别的具体内容，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

1、数字货币和支付宝有什么区别？

数字货币最开始以比特币为标志，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应用体现而已，中本聪通过复杂的区块链技术试图打造一种全新的、无中心的货币支付体系。支付宝在最开始的应用集中在淘宝电商平台当中，是作为一种买卖双方的信用保证的工具或者平台而存在的。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活的丰富化，支付宝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生活应用平台，可以起到支付购物、生活服务、公益慈善等多方面的作用。

如果要对两者的区别进行概括，大致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首先数字货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存在，而支付宝是有中心控制系统的，这方面是存在质的差别的；其次则是支付宝一开始的作用与数字货币的初始目标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国内的很多朋友也是能够理解的；第三则是支付宝的技术架构和数字货币是完全不同的，支付宝就是一种常规技术架构下的平台，而区块链数字货币则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的具体体现而已。

2、支付宝当中有区块链技术吗？

从2017年开始，区块链技术开始被广泛的应用在其他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当中，不少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也纷纷设立了区块链科技平台，从事相关的技术研究和推广。那么现在的支付宝应用当中有区块链技术吗？

尽管以上内容重点介绍的是数字货币和支付宝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并不妨碍两者在融合发展之路上越来越精密。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支付宝当中已经开始在使用一些区块链技术。如最近这两年支付宝当中所推出的“相互宝”服务，据说平台内部就使用了大数据、区块链及AI智能技术，这样所取代的平台体验效果更加的饱满。未来，支付宝当中将会有更多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