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受支部推荐，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解放问题，一个是做官与做事的问题。两个问题高度敏感，谈出来必然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党员，如果想说的话在党内的讨论会上都不能说出来，说明他不配当一名党员；如果想说的话不允许他说出来，说明这个单位缺乏基本的党内民主。一个单位如果谎言大行其道，必定是思想解放不到位，做官与做事的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一、思想解放不是口号

什么叫思想解放？《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人的思维活动是高度发达、高度自由的，但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由于受一些旧的框框的限制和制约，人们所想的和所说的、所做的不一致，也就是不实事求是，所以思想解放就是让“思维”和思维的结果——“思想”保持一致。也就是“打破过去旧的框框、限制和规定，按照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认识面临的问题。”

但是大家要想一想：这些过去旧的框框、限制和规定是哪里来的？我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个是有关部门规定的。

这样我就要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解放谁的思想？怎样解放思想？毫无疑问，一个地方思想不解放，肯定是大部分人被捆住了手脚，需要得到解放。问题是“谁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呢？”这个罪魁祸首恰恰是强势的领导和机关！

封建帝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埋葬了它！

“两个凡是”违背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让其成为谬论！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力，中央让其“因病休养”。

所以思想解放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小则是权力斗争，大则是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斗争。因为那些制造禁锢的个人、势力和集团不会轻易退出他们既得利益的舞台。

思想解放的对象是群众，思想解放的症结是某个强势的集团或个人，而思想解放的方式方法，我个人认为有三种：

一种是以人民的名义砸烂它，如封建帝制；二种是以上级的名义剔除它，如福建省委书记的退养；还有一种就是自我纠正。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但并不是时时伟大、时时光荣、时时正确。八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的党曾经受过极左和极右思潮的禁锢，但我们的党能够正视并及时纠正自身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她才显得光荣伟大而正确，广大人民群众才最终选择了她。

所以，我们现在谈思想解放不能泛泛而谈，更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时髦的口号，而是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作为一级领导机关，我们是否束缚了下级单位的主观能动性？而作为单位的一把手，是否束缚了部下的手脚，让他们只知道唯唯诺诺、唯领导之命是从？三十年前，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脑袋在思考；今天，人人都在思考，可说思维高度发达，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解放问题。为什么呢？由于个人的利益，由于部门的利益，尽管我们想得很明白，但是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既要看上级和领导的脸色，又不愿下级和群众违背自己的意志。所以，在当今形势下，我们每个人既是思想禁锢的受害者，又是思想禁锢的制造者！每个人都存在思想解放的问题，主要领导尤为重要！

记得五年前，我给俞正声同志写了一封公开信。严正指出，湖北思想解放不够，主要是省委领导思想解放不够！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而湖北的事情也关键在领导，关键在干部！但是湖北的干部却被扎扎实实地捆住了手脚！在这封信中，我强烈呼吁湖北的事情要做好，首先要实现干部队伍的三个解放：第一、要把干部从人生依附中解放出来！第二、要把干部从官本位中解放出来！第三、要把干部从唯文凭论中解放出来！当时俞书记把这封信批给省委常委们传阅，大意是：鹿鸣同志反映的情况在我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要引起各位常委的高度重视。在随后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俞书记又重提此事，要引起各单位一把手的重视。但事实又如何呢？五年过去了，一切依旧甚至愈演愈烈：人生依附越来越严重，有的地方到了上上下下不要脸的地步；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到了不提拔就不干活的地步；不讲政绩，只讲年龄和学历，以致省委常委也去弄张清华大学的假文凭！

许许多多的领导把思想解放当作一句口头禅，完全是叶公好龙甚至是贼喊捉贼！

所以，什么叫思想解放？解放谁的思想？解放思想的症结在哪儿？如何解放思想？我发表了我的一孔之见。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