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正如火如荼。思想解放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边界，边界又在哪里？这个“边界”一旦划界不准，“解放思想”要么在方寸之间“解放”，要么随意放牧思想这匹野马。这两种“解放”都是危险的，应尽力避免。有些明星式的“改革家”，不屑于第一种改革游戏，而钟情于玩“大手笔”。

解放思想，属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活动，允许抽象，欢迎争辩，忌讳标新立异。解放思想，不是纯然的哲学思辨，需要和实际相结合，作有根基的思辨而非飘在半空的“思想无羁”。解放思想，有许多界限，法律的界限，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要受到社会伦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简而言之，解放思想，不是像鲁迅所讽刺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式的空想和幻想。那样的“解放”，如果是普通人的胡思乱想也许并无大碍，倘若是政府行为，则危害大矣。

仇和的“解放思想”，令人担忧。他所谓的“解放思想”，表面上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想、可以干”，没有超越法律的红线，当然是“守法”的“解放”。即便如此，仇和的“解放思想”论调，仍难以站得住脚，因为仇和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鼓励官员放纵思维。

解放思想和放纵思维不是一码事。思维是个人的，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也没有约束力，因此它鲜少受理性的羁绊。而思想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会的、制度的，它是成体系的，也是理性的。解放思想，固然需要活跃思维，让思维不受旧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去思考新的问题，探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解放思想便是“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亦即人们常说的法无禁止即合法。

“法无禁止即合法”，是对法律精神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在司法实践中仅限于公民的私人行为。但对于政府部门的解放思想而言，则未必适用。仇和的“解放思想”论调，恰恰是将私权主体和公权主体予以错位。他的这个言论，喝彩者不是没有，但招致的批评更多：“对公民来说，法无明令则允许；对政府来说，则是法无明令则禁止。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如果法无明令则允许，可能会导致腐败或者独裁，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解放思想变成了打法律的擦边球，最终可能导致“禁止的也敢干”。最理性的策略是，“作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的都不可以干，政府的权力时人民授予的；作为公民，没有法律禁止的都可以干。”总之，“仇和或者故意，或者不故意地曲解了法律精神”。

仇和的法无禁止即可授权官员去想去干的论调，是一种“左”的思维，应该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及时予以制止。这种论调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出笼，无非是仇和制造剧场轰动效应的继续，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绩。这种游戏，有人用一个公式表述：“短期城市效果+长远自身利益=官场游戏”。这种官场游戏，结局不大乐观。“查查他曾经呆过的地方，给后任留下一堆难题。”

解放思想不是玩弄语言文字游戏，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不问方向的“思想突围”。仇和的“解放思想”论调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是在误导昆明乃至各地的官员，应该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