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相比，还是与最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严重自然灾害相比，我国政府对这次特大地震应对的果敢、坚毅与自信都几乎无可挑剔，堪称世界一流。比如，我们的温总理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中心（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堵住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媒体的大嘴）。而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高水平的政府绩效，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归功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建设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简而言之，我们的家底厚实多了。我们当然还没有发展到所谓“财大气粗”的程度，但至少与30多年前相比，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心中不慌了。应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大困难在于灾区复杂的地质与地理条件，尤其是极其不便的陆路交通，而不是救灾物资的过度短缺。因而，尽管最初几天的医药、食品和帐篷等急需物资的供应有些困难（甚至需要国际援助），但等真正将国内其他地方的资源合理组织与动员起来后，这方面的困难就大大减轻了。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祖国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恐怕不仅仅是浓郁的同胞亲情，还应包括国家强大带来的欣慰与自豪感。

二是我们国家相对集权的制度特色或优势，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的体制或“观念”。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集中化尽管存在着自身管理上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但在紧急状况下特别是灾难救助中的效率是无可置疑的。从各种紧急救援队和医疗队的组建进入，到各种救灾急需物资的调拨运输，再到后来的伤员易地救治和城镇重建中的对口支援，世界上恐怕很少国家能够做得像中国这样迅速有力。各地之间也许在日常的经贸条件谈判和跨区域公共责任分担比如环保责任上斤斤计较，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以说都是顾全大局、慷慨大度，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相对集权的制度架构。

三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事实再次证明，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是一支敢于接受挑战、也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再次以无畏的鲜血与牺牲捍卫了战争年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积累起来的信誉与尊严。我们偶尔还看到了个别出身名门却临阵脱逃的异类教师，但却从未听说过畏缩不前的解放军战士，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刚刚成年的孩子。国外很多人包括一些相对正直的学者友人常常对我们的子弟兵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或曲解，但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英雄言行却视为理所当然。“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一句句朴素无华的话包含的是无比深刻的政治哲理。

这绝不是说，我们对这次重大自然灾难的政府应对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已经做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我们政府不仅敢于承认发生的某些局部性问题（比如救灾物资分发），而且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希望以一种制度化完善的方式更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化了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信息公开、坦然面对，从而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国内各地沟通、理解和互助。二是有意识地鼓励民间组织、个体志愿者参与救灾行动，并探索其相关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的新思路。可以说，国务院不久前公布实施的信息公开法规最先在本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而近年来学术界讨论颇多的非政府组织有序社会与政治参与也得到了实践性的推进与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这场自然灾难之后，我们得到提升的将不只是政府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信心与能力，还包括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水平与民主化进步，也就是笔者说的“多难”中“兴邦”。

郇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