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奥刚刚闭幕。许多人都在问：“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将走向何方？”

对于中国奉献给世界的这场华丽的奥运表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注意到两个外国人的评价几乎一致。一个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马克·汤普森，他在参观新华网时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而开放的中国将会让世界更加亲近她。另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他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更是直言不讳：没有开放政策，就没有奥运会。

以他们的识见和眼界来说，我想这是对中国一种如实的评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感。

这些年来，中国的开放程度有目共睹，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开放，甚至超过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入世。可以说，入世锁定了中国开放的不可逆过程。京奥本身也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既然中国的开放是大势所趋，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开放和向什么开放？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我为后奥运时期开放所设置的行动图分三部分：先从放开对媒体的管制，解放表达开始，让媒体有自由报道和民众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若干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也是因为，惟有放开媒体管制，并自由表达，才能有效缓解当前中国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当前严重的社会腐化和日渐积累的民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无法自由监督和民众没有表达和申诉的渠道所致。

可以说，开放媒体和表达是后奥运时期一项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的选择。它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说有代价的话──只是政府和官员不得滥用权力的自由，但由此却可避免民怨衍化危及社会的暴力行为，并帮助执政党及时清除自身的腐化因子。所以，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应该改变过时的思维。其实，有时候这更多是一个习惯而不仅仅是理念问题，习惯了媒体监督，就不会把这当作多么可怕的事情。

后奥运时期的第二项开放应针对民间经济和民间组织。改革30年来，中国的对内开放一直小于对外开放，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民间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公平对待；社会方面，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过多限制。没有民间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财产收入和贫富差距，而要发展民间经济，就必须打破一切对民间经济的歧视政策，把对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同时也向民企开放，让民企可以自由地进入大部分行业，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活跃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四川大地震的救援活动初步显示出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民间组织的建设性力量，但目前，民间组织的发展所受的限制比民间经济还多，应该放手让包括外国非政治性的基金会和环保组织等在内的民间组织有一个自由的发展。

第三项开放则是政党的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前置条件。很多条件现在根本还不成熟，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这是我为后奥运时期的开放所设置的行动图。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人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结社的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上述开放不过是落实宪法已有的规定而已。如果有人担心这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或外部势力渗透，我认为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怕出现问题，就怕不去做。事实上，京奥对外媒自由采访、外刊进入的规定以及示威区的设立等，不也没影响京奥的顺利完成吗？所以，对后奥运时期的开放，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什么。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