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解读：强化自我监督的必由之路

打铁还需自身硬。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检机关责任重大，只有自身过硬，才能挺直腰杆去监督执纪问责。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坚持依规治党、依规执纪，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纪委强化自我监督增添了制度利器。本报自今日起，将陆续刊发《规则》系列解读文章，敬请关注。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各级纪委，首先要把自己摆进去。

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这是中央纪委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加强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亦是回应党内关切和群众期盼，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队伍的具体行动。

准确把握监督执纪的“大方向”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

《规则》第一章“总则”，是《规则》全篇提纲挈领的部分，阐述了《规则》制定的目的、监督执纪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联系着纪委的中心工作，只有从严管好自己，才有底气和自信履行好职责。第一条明确规定，制定《规则》的目的是“为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规范纪检机关监督执纪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第二条规定的“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落实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正体现了党中央对纪检干部队伍的一贯要求。

《规则》第三条，列出了监督执纪工作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

做到第一项原则要求的“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不能仅仅是“令行禁止”的一致，而必须是思想和行动上高度自觉的一致，将“四个意识”贯穿监督执纪工作始终。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行监督执纪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明确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第二项原则贯彻第36条精神，规定监督执纪工作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有利于保证纪委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三项原则规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早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的管党治党的有效方法。在监督执纪工作中，必须始终遵循这一重要原则。

实践中，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早已印证，纪检系统绝非净土，纪检干部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第四项原则明晰了信任和监督、自律和他律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提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强化对监督执纪各环节的监督制约”，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纪委的权力不被滥用。

把纪律挺在前面，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反映问题线索73.4万件，初步核实53.4万件次，谈话函询14.1万件次。依规依纪诫勉谈话3.1万人，给予纪律轻处分31万人，给予纪律重处分10.5万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移送司法机关的1.1万人。

梳理2016年的监督执纪“成绩单”，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轨迹清晰可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从党的历史和从严治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新时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具体举措。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对“四种形态”作出规定，《规则》在第四条对此进行了重申——监督执纪工作应当把纪律挺在前面，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规则》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把重心放在日常监督和严格执纪上，推动抓早抓小、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进行立案审查，形成强有力震慑。这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是对党员干部真正关心和最大爱护。

对于在监督执纪工作中，如何形成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第五条专门进行了规定。

“过去，纪检监察室的权力相对集中，既有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权，还有发现问题线索后的立案审查权、立案后的调查取证权，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小纪委’。”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王文柱说，“《规则》第五条对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执纪监督部门、执纪审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职能进行了明确划分，形成机构内部职能、职责的制衡，有利于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于第五条规定的“市地级以上纪委可以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海南省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徐伟认为：“从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职能一体化到分设，有利于强化执纪监督部门的职能，对联系地区和部门有效开展日常监督。”

明确领导体制，细化责任分工

《规则》第二章对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体制”作出规定。

第六条明确规定，“监督执纪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并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和审查的范围进行了划定。

在监督执纪实践中，对于“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干部管理权限在主管部门的党员干部违纪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一般由地方纪检机关决定立案。“若地方纪检机关认为由部门纪检机关立案更为适宜的，经协商可由部门纪检机关立案；根据规定应由部门纪检机关立案的违纪问题，经协商也可由地方纪检机关立案。”

“这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谁都能管、谁也不管的问题。特别是当地方和主管部门配合不畅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监督漏洞。”徐伟认为，“《规则》第七条明确了‘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监督执纪’，就厘清了地方和主管部门在监督执纪中的责任，避免出现‘真空地带’。”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规则》将1994年《条例》规定的‘立案’进一步扩展为‘监督执纪’，这样在实践中就新增了谈话函询、组织调整等方式，体现了对‘四种形态’的把握运用。”王文柱说。

监督执纪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展开。《规则》第九条规定，监督执纪工作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遇有重要事项，不仅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这样才能有“领”有“导”。

对于派出机关、派驻纪检组、被监督单位之间的关系，《规则》第十一条进行了规定，“派出机关应当加强对派驻纪检组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派驻纪检组依据有关规定和派出机关授权，对被监督单位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监督执纪工作”。

“这一条进一步明确了派出机关与派驻纪检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派驻纪检组与被监督单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并明确了派驻纪检组的工作依据和与派出机关的联系方式，使派驻监督的底气更足、腰杆更硬。”徐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