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食一直都是人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而食肉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了。现如今，除了常见的鸡鸭鱼等等，还有一种常常会引起争议的肉食，狗肉。鸡鸭鱼类的肉大部分都是通过饲养得来的，但是狗肉却并非如此，狗也不是一种家养的用于食用的动物。不过狗的出现毕竟还是比较早的了，那你知道，我国古代的人们，他们吃不吃狗肉呢?古代人一般都会吃一些什么样的肉食呢?

隋唐之前：热衷食用

古人对于食用狗肉的态度大致以隋唐为界，隋唐之前，人们热衷食用狗肉，隋唐以后逐渐弃食。

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显示，六七千年之前，狗被人类驯化作为一种家畜饲养。驯化的同时，古人也不忘口腹之欲，《礼记》中有多处食用狗肉的记载。在宗族祭祀时，用狗肉作为“羹献”之礼，《礼记·内则》记有“肝膋(音liáo)”之法，需要取一块狗肝，“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在吃狗肉的群体上，则是自上而下逐渐普及。《礼记·王制》记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在“士”阶层上的“诸侯”与“大夫”吃起“犬豕”来比牛羊更加随意。及至战国时代，诸项礼制逐渐崩坏，越来越多平民百姓开始吃狗肉，社会上出现专门宰杀狗肉的“狗屠”，这一职业群体中还涌现出不少历史人物，如刺客聂政、荆轲友人高渐离，还有西汉名将樊哙。

走过短命的秦朝，西汉时期，狗肉进入千家万户的餐饭中，平民百姓开始大量食狗。在山东诸城前凉台与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庖厨图”中就能见到宰狗的场面。古籍《盐铁论·散不足》中提及：“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俱(舞)象。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杀羊狗，鼓瑟吹笙。贫者鸡泵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足可见狗肉食用在西汉已唯金钱是论，平民百姓凡有小资产，都能吃上狗肉。及至魏晋南北朝，食狗群体发生新的转变，原本鲜食狗肉的南方因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带动肉狗饲养业的发展。南方的屠狗、贩狗业兴盛，史书中写着“屠狗商贩，遍于三吴”。

从南至北，有这么多人在吃狗肉，自然地延伸出对于狗肉丰富的吃法。《周礼·天宫·食医》篇中提及“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说的就是吃狗肉时需要搭配小米饭食，以利身体健康。汉代的《盐铁论》中有佳肴名为“庸脯”，将狗肉片沉于沸汤中煮后捞出，撒上花椒末、生姜粉晒干，再调上各种调味品而制成狗肉干。西汉枚乘的名赋《七发》中提及吴楚之地诸多“天下之至美”的食物，其中一种就是“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意味将狗肉和山珍共制成羹汤。

隋唐之后：逐渐弃食

隋唐以降，狗肉的食用性迅速下降，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逐渐弃食狗肉，狗肉也成为一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俗语“挂羊头卖狗肉”诞生此时，亦说明当时的风潮。待到千年之后，清代文学家李渔甚至批判食用狗肉，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写道：“猪羊之后，当及牛犬。以二物(牛和犬)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

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诠释，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观点。以客家历史学者王增能为代表，在他的《客家饮食文化》一书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入侵，游牧民族对狗十分珍惜，不忍食狗，这也影响到汉族的饮食传统，于是渐废狗肉。徐海荣在其皇皇巨著《中国饮食史》中曾提出“替代说”，认为由于当时养羊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羊肉成为美味方便取食的肉种，由是人们渐弃狗肉。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西蒙抱持的“宗教说”看重当时佛教的影响，由于佛教倡导爱护生命，拒绝杀害生物，又特别是其中杀死狗与牛是极大的残忍，因为这两种动物为人类的利益付出极多，索取甚少。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且并非冲突、单独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各类原因间也在彼此互动影响。

虽说食用狗肉现象渐趋减少，但其中还显露出一些复杂的面向，大体可以总结为民间养看门狗，贵族养猎狗和宠物狗，但他们对吃狗肉的态度截然不同。由于饲养看门狗成本低廉，仅需把狗养在谷仓旁，任其觅寻人类的食余就能存活，身居乡野中的农民开始更多地将狗饲养看家。这些狗一般不会遭遇宰杀的命运，不过灾荒之年或是主人濒临生存困境之时，又或狗本身病死或老死之时，仍难逃被吃的结局。而上层士人、贵族阶层，看门有家奴，却也热衷于养狗。隋唐之后这些社会阶层更多豢养猎狗，飞鹰走犬成为上层贵族田猎的得力助手。一些小型犬类慢慢成为贵族妇人的宠物，陪她们消磨时光。

尽管如此，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中运用详实的论述强调这些狗类并非因其成为宠物而逃脱被吃。和农村看门狗的命运相同，“被视为宠物的那些动物最终照样会落入其主人的胃里(或者经过其主人的同意，落入其他人的胃里)”。而他对于狗肉消亡的看法更趋近于“替代说”，因为当时可供上层阶级消费的肉类食品越发丰富多样，狗肉因其本身较差的口味跌出人类食谱之中，对于上层阶级而言，没有吃狗肉的必要理由。

不过，在隋唐之后还出现一些富有趣味的变化。伴随中医的发展，讲求“食疗”的中医技术中有大量对于狗肉入药和忌食情况的记载。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赞誉狗肉可以“补五劳七伤，益阳事，补血脉，厚肠胃，实下焦，填精髓”。到宋代的《日华诸家本草》中也对这一观点大体认同，指出狗肉可以“补胃气，壮阳道，暖腰膝，益气力”。到了明代，在著名的《本草纲目》中提出了忌食狗肉的数种情况，如“病热后食(狗肉)之，杀人”。同时，熬制狗肉粥治病时，忌与蒜、菱、杏仁等食物搭配使用。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但不同的肉食在食物系统中有着不同的地位，这种地位甚至影响到今天的肉类价格。

在古代的饮食习惯中，牛羊毫无疑问是最贵族化的肉食，《礼记·王制》也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从排名上看，牛羊在猪之上，为何在先秦时期的肉食排名中会有这样的区分?

首先是从肉食的珍贵程度有关，牛在农耕时代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许多朝代都不许私自宰杀牛，就如礼记所说，连诸侯没什么重要的事都不轻易杀牛。

最早在汉代，牛已经被立法保护，汉律规定“不得屠杀少齿”。汉律对杀牛的惩罚十分严厉，犯禁者诛，要给牛偿命。

到了唐宋时期，牛更是不管是否老弱病残，都在禁杀之列，只有自然死亡，或者病死的牛才可以剥皮售卖或者自己吃用。

物以稀为贵，牛肉自然在肉食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在《楚辞》的“大招”和“招魂”篇里分别呈现了两桌异常丰盛的菜单，有：八宝饭、煨牛腱子肉、吴越羹汤、清炖甲鱼、炮羔羊、醋烹鹅、烤鸡、羊汤、炸麻花、烧鹌鹑、炖狗肉。在菜单的排名中牛肉是排在第一位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种从先秦时期养成的饮食习惯，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在唐代著名的烧尾宴之上，菜谱是这样的：通花软牛肠(羊油烹制)，光明虾炙(活虾烤制)，白龙曜(用反复捶打的里脊肉制成)，羊皮花丝(炒羊肉丝，切一尺长)，雪婴儿(豆苗贴田鸡)，仙人脔(奶汁炖鸡)，小天酥(鹿鸡同炒)，箸头春(烤鹌鹑)过门香(各种肉相配炸熟)等。牛羊鸡鹌鹑甚至还有青蛙，就是缺少猪肉。

汉族的饮食文化发展到了宋朝已是博大精深，由于对牛肉的禁食，羊肉在这个时期成为了皇家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

宋朝吃羊是从皇家流行开来的习俗，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朝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皇家盛行，自然上行下效，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

著名吃货苏东坡在京城宦海生涯时，虽然吃羊吃到腻味，“十年京国厌肥羜”，但当他被下放到惠州监视居住的时候，仍然会被每个月一次的官廨杀羊所吸引。作为罪官他已经不能吃羊肉了，但弄一些羊骨头回去烤熟了吃也很解馋。

在宋朝，猪肉仍然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或者说猪肉仍然是低档的肉食。南宋高宗在清河郡王张浚府上吃了一顿，菜谱中天南海北，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唯独没有猪肉。而在随从高宗出行的禁卫食谱中却有猪肉三千斤，可见当时猪肉的主要消费群体档次实在不高。所以苏东坡说：“(猪肉)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

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猪肉就是主食了，《东京梦华录》称，每天有上万头猪被贩子们从四乡收购送入东京，无数的猪肉摊贩，无数的“郑屠户”宰杀这些猪，给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

真正让猪肉沾上点贵族气的，还是苏东坡，在杭州任上，因为治理西湖，要解决民工的吃饭问题，他创造性地发明了“小火慢炖”的方块肥肉，这种以姜葱红糖料酒酱油等做成的猪肉菜肴，被命名为“东坡肉”。

汉人的地盘以羊肉为贵，但到了北方辽金朝却正好相反，猪肉成了高大上。宋朝的使节出使辽金，北人用最好的猪肉款待使者，猪肉在辽金，是“非大宴不设”。为何猪肉在同一时代南北国家中有着如此悬殊的待遇?究其原因无非就是“物以稀为贵”，辽金猪少，以猪肉为贵;大宋羊少，自以羊肉为美。于是在互市的时候双方就互通有无，辽金出口肥羊，换取宋朝的猪，双方都挺高兴。

明朝时，猪肉逐渐流行开来，至少在皇家食谱中已有所见，《明宫史》记载，在皇家过年的食谱中就有烧猪肉、猪灌肠、猪臂肉、猪肉包子等。说明此时猪肉已经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但在民间，猪肉的盛行程度仍然不如牛羊肉，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显示，万历五年牛肉1斤0.013两纹银，猪肉0.018两纹银;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牛肉和羊肉1斤都只需要0.015两。也说明在这个时候，牛羊肉仍然是比猪肉更普及的肉食。

到了清朝，猪肉终于实现逆转，成为了汉族的主要肉食，在美食家袁枚《随园食单》中，已经将猪单独列为《特牲单》叙述：“猪用最多，可称‘广大教主’。宜古人有特豚馈食之礼。”在他的介绍中，与猪肉相关的有43道菜，其中有红煨肉三法、白煨肉、油灼肉等。

而牛羊肉则归为《杂牲单》中，“牛、羊、鹿三牲，非南人家常时有之之物。然制法不可不知。作《杂牲单》。”

虽然饮食习惯渐渐逆转，但牛羊肉的高大上地位已经无法撼动了，1840年，当红须绿眼的英国人把大炮架到大清朝的眼皮底下时，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奉旨与洋人交涉。会谈前一天，他按朝廷招待贡使的老规矩给英国舰队送吃的，计包括20头阉牛、200只羊及许多鸭和鸡，一两千个鸡蛋，唯独没有一口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