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总有一些不得不说的文学体裁，比较著名的乐府诗、汉赋、唐诗、元曲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体裁和特色，能够让我们在时隔千百年后的今天，通过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去探索那个时代的人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元曲，但并不是看元曲中那些事物，而是看创作元曲的那些作者们，他们都经历过什么。

江山信美，快平生、一览南州风物。落日金焦浮绀宇，铁瓮独残城壁。云拥潮来，水随天去，几点沙鸥雪。消磨不尽，古今天宝人杰。遥望石冢巉然，参军此葬，万劫谁能发?桑梓龙荒惊叹后，几度生灵埋灭。往事休论，酒杯才近，照见星星髪。一声长啸，海门飞上明月。

白朴《念奴娇·题镇江多景楼用坡仙韵》

元曲之不同，在于其能颂能唱，跟唐诗宋词比起来多了演绎的成分。这种演绎靠的不是作者，而是雕兰瓦肆的歌妓戏子们。元曲本来是所谓的“蕃曲”、“胡乐”，就是金元时期才出现的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多在街头巷尾出现，大多演唱之人皆为流浪之人，这即是自其始，就氤氲着淡淡的忧伤之意。也因之于此，元曲比唐诗宋词要自由得多，谁都能唱，谁都能演，后来也有称元曲为“夹心”者，用现代眼光看的话，不如说是“夹心饼干”，倒是文人墨客或是歌妓戏子们的消遣之物。

当然，在元朝时候的元曲戏剧，对这些活跃在民间的歌妓戏子们而言，则是求生之手段。游走于江湖，传唱于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融合世俗文化的开端，从前的唐诗宋词大多局限在朝野之中，或者顶多也就是读书人知道得多点儿，其他人只顾谋生，或面朝黄土背朝天，或身负行囊走世间，哪里有那个闲情坐下来听曲唱歌。而元朝不同，读书人不能参与科举，元朝人又是以军事立国，对读书人打心眼里就看不起。这些读书人寒窗苦读数载，便要找个求生之手段，于是跟着剧团到处走，常常写些世态曲调，就成为他们的人生。

因此元曲不能是阳春白雪，不能是高山流水，从其所面对的用户来说，就自然是下里巴人的，他要用普通人听得懂的东西去说去唱，元曲之美即也在此。在唐诗宋词之中，若有兴致，随便是野外还是家中，就算是骑在马上，坐在家中，只要心情来了就挥墨写诗。而元曲则不同，元曲有各种调，什么南吕宫唱、仙吕宫唱、大石唱、小石唱、宫调唱的，每种格调都可对应近日的歌曲风格，南吕宫唱的是“感叹伤悲”风格，那就是伍佰;仙吕宫唱的是“清新绵邈”，那就是梁静茹;大石唱的是“风流蕴藉”，那就是周杰伦;小石唱的是“绮丽妩媚”，那是邓丽君。元曲之悲喜剧，与后世之音乐不谋而合，这即是元曲之趣。

据传元代参与戏剧创作的至少有200多人，但光风霁月、流光溢彩，可谓是应有尽有。不同的元曲有着不同的归属，很多元曲作者常常不屑于与朝廷为伍而要浪迹江湖，把戏曲杂剧留给歌妓戏子们去传唱。元好问是元曲的开篇者，早在宋金南北对峙之时，元好问就已经名震天下，被文学江湖盛赞为“元才子”，但元好问自金国灭亡而后就终身不仕，隐居于山野之中，不再过问世事，因此对后世之元曲而言，元好问只是开了个好头却没有给结尾。关汉卿横空出世，但他其实读书写曲之本事，最开始并没有被人们所发现。最早的关汉卿是金国朝堂中的太医院的医生，也就是所谓的御医。或许是因为“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关汉卿虽依附元朝，内心之中的抵触情绪是浓厚的，多年之间即是与倡优之辈往来密切，为一代梨园之领袖，是所谓“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四大家中的白朴身世最为多舛，金元之乱中流离失所，因元好问之收留，而颇受元好问之影响，毕竟是元曲开山始祖的徒弟，也是诗才横溢，出口成章。但因元好问之影响，对进入朝堂没有兴趣，而是养成了自我放逐的弃世心态，常常与前朝耆老相聚成欢，一腔愤世嫉俗心，却无任何出气处。白朴之伤，反映在其曲中，所谓“遥望石冢巉然，参军此葬，万劫谁能发。”此后，王实甫写《西厢记》，崔莺莺与张生之故事，遂成后世佳缘良偶之绝配。王实甫亦是留恋于梨园，常常醉心瓦栏勾舍，最是擅长才子佳人的风韵格调，如果说元好问是金庸，白朴则就是古龙了，而关汉卿则更像是卫斯理。

马致远跟前面几位还不同，年轻的时候他还是有过传统文人的进取心的，奈何生不逢时，几经辗转，最终也没有在朝野之中赢得盛名。晚年之时终至看破世事，以清风明月为伴，游走于梨园，也是写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梧桐声声的凄惨故事，算是接过了当年关汉卿的位置，被世人称之为“曲状元”。就算他不能得到这个“曲状元“的身份，仅凭那首“枯藤老树昏鸦”，也是能入得中国古诗名曲一百首了。张可久跟马致远命运相似，但他就没有马致远那么幸运，一生之中都在为当官做准备，70岁了才是幕僚，80多岁了才是个监税小吏，也就是今天坐在地税局大厅里的那个小职员，整天干的事情都是征税收税。此后他也才看透人间，寄情山水，可是人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其曲中多有那种虚度年华之语。

再说就是郑光祖了，也是元曲四大家之一。这个人也没当到多大的官，最后就是个管道路的小官员，可谓是政治上的落魄文人。但虽如此，郑光祖在南方杂剧圈子里却是响当当的人物，人称“郑老先生”，如果说有北方的关汉卿，南方的就数郑光祖了。张养浩比前面几位要好得多，首先其本身出生就是在富裕家庭，而且年少之时就颇有才名。此后基本顺风顺水，在朝廷上最高当官当到了礼部尚书，虽然曾经因直谏被贬为平民，但是几经沉浮后仍回归朝堂。按照其他元曲文人的看法，张养浩就是所谓人生赢家。其曲亦多豪放恢弘之句，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是丝毫没有给当朝统治者任何的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