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这本书是一本主要介绍我国历史上北宋末期宋辽金三国关徐为主的一本书，在书中包含着大量详细的史料，其类容来自于各种正史以及野史笔记。《汴京之围》的定位不属于学术界的专注，是一本面向普通读物的畅销书籍，因此肯定是不会直接引用史料原文的，而是以日常语言描述，似的更多大众读者阅读起来简单易懂。

本书追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完整历史细节，讲述宋、辽、金三方的和与战，聚焦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以及帝国由内而外全局性危局大爆发的前因后果。北宋宣和年间，帝国上下一片繁荣景象，然而盛世之下的隐患已成暗涌。财政困难、军事痼疾、恶性党争等内部危机，北方辽、金两国的军事威胁等外部危机，使得帝国渐成风雨飘摇之势。为“收复”作为战略屏障的燕云十六州，宋徽宗决定联金灭辽。宋金联盟虽然逐渐将辽国蚕食，但金国借此窥见北宋的虚弱，加之两国复杂的利益纠纷，金国转而南下攻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十一月汴京城陷。北宋轰然崩溃，从盛世到灭亡仅隔三年。

作者以兼顾宋、辽、金三方立场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用通俗流畅的叙事笔法，试图复盘靖康之难历史发生的过程，探寻北宋盛衰之变背后的深层成因，以及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我对北宋外交和军事的了解，最初来自评书演义，那时候觉得一个王朝之所以会灭亡，不过就是皇帝昏聩，大臣贪腐，忠良不得重用。后来听老师讲古籍，提到金人两次破汴，大量珍贵文献流失，便好奇的查了一些靖康国耻的资料，知道北宋末年的王朝到底是如何的不堪，再后来读唐宋八大家，迷上了苏东坡，关注王安石变法，才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北宋从盛世到衰颓，经历了很多不得不说故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自然也不是一天崩塌的，王朝由盛转衰，哪里是一两场战役就能导致的。就如钱穆先生讲的，一个政策只能解决一时一刻的问题，长期不变的执行就会有新问题，就像人病了要吃药，但如果病好了还接着吃，那就会有新的病了北宋肯定是曾经繁盛过的，但也只能说是繁盛，而不是强盛，北宋曾经也有过强大的军事，宋夏战争也是赢的，但这种战绩却只限于前半期。经常有书生说最想回到的时代是北宋，北宋富足安逸，藏富于民，就像书中说的，四十二年不知兵事，一旦战败，为了给金人赔款，汴京城被几番压榨，却还有人家里藏有金银。

其实也难怪他们这样想，只看苏东坡一人便可一叶知秋：北宋生活富裕，官僚工资高，苏东坡连番被贬，却还能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豢养私伎;北宋思想自由，不杀言事官，那么多政敌反复构陷苏东坡，苏东坡还是从乌台诗案逃出生天;北宋文化发达，艺术门类丰富，几乎每个门类苏东坡都是一等高手：文有六家，诗有苏黄，词有苏辛，书有苏黄米蔡，画有湖州……苏东坡可谓中国文人的公共偶像，他的一生也是人们对北宋美好幻想的催化剂，但是仅仅苏东坡死后二十年，北宋就被卷入了接连不断的大战，而且连战连败，最终落得首都沦陷，割地赔款，二圣被俘，迁都偏安，几乎一蹶不振

很多人谈起北宋糟糕的对外战绩，往往会归罪于文官领兵事，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具体的政策，但是除了这些，还不能忽视的是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朝承平日久，社会丰衣足食，生活舒适安逸，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下降，辽从骁勇善战到不堪一击，八旗兵从横勇无敌到腐朽没落，有人说他们都是被汉化了，其实我看就是日子好过了，富裕安定导致的必然结果，有了财富也就有了牵挂，这是任何时代都逃不脱的规律，古今中外盖莫例外——管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想让国民安分，就让他们富裕，这是古代帝王都知道的办法。所以王安石变法对军事的改革都集中在制度上，固然是很努力的在扭转这个局势，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是经济终究还是要发展的，人的本性就是会追求更富足舒适的生活，北宋军事的弱化也恰是那个时代繁盛的标志，这是很吊诡也很尴尬的事实。而作者恰从北宋最富足安逸的时间点开始写起，因此注定了这本书不会涉及过多的背景原因分析，只着眼于面对外敌，北宋君臣朝野的应对和得失，重点在于面对危机北宋人如何应对，而只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北宋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进了危机。

这是作者选题和视角的侧重，详略分配无可厚非，但是读者不可不知晓，不可不深思，虽是论国论兵，对个人修身也是一理这本书整体上叙述多于论述，绝大部分篇幅在描述过程和交代事情，而较少进行主观的判断和道理的阐发，这固然有好的一面，把事情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思考，但同时也有点流水账，缺乏生动精彩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在严肃的学术讨论和平实的科普推广之间想要找平衡，结果必然是两者都不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倒是第十七和十八章之间有一篇画外音，是一段集中的论述在，或可看作是作者跳脱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评论，读书到此，兴味大增，但是读完却觉得观点有失偏颇，试讨论如下：画外音的标题是“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作者想要通过北宋二圣被金人掠走时民间的反应来说明北宋时期民间和皇帝关系的松散，这个目的当然是好的。

实际上我也觉得这个结论没什么问题，古代的百姓和皇帝应该并没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说“炎黄子孙”，但这个概念大概不会早于晚清，在漫长的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里，炎黄只是帝王黄金家族的祖先，和普通的老百姓几乎每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古代只有文人士大夫才会在乎皇帝，因为那是他们的出路，而百姓对皇帝是谁做并不在乎，反正谁来了都是交粮，只要不抢我财物不夺我妻女，便不一定要抵抗。所以后来满人进关，扬州嘉定带头抵抗的都是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只是被裹挟着，以为国破就要家亡，结果也成了屠城的牺牲品。其实知识分子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和某个皇帝绑在一起，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所以明亡于清，顾炎武在明朝和南明有官职，所以不做清朝官，但是他的后辈中没有在明朝做官的，就没有这层顾虑，也是因此，曹操不能称帝，因为他是汉朝的丞相，而曹丕就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和汉朝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不但皇帝，就是整个国家，和百姓也没太大关系，所以清末民国才有人提出了“炎黄子孙”的概念，让全国人都和一个祖先有了关联，来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这无疑也是一大创举。但即便如此，国人还是对此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黄仁宇曾讲过，淞沪会战的时候，黄仁宇想从南开去上海，为国做事，却发现他成了“逆行者”，几乎没有人要去上海，甚至有教授写文章说，学生不要参战，留着有用之躯将来建设国家。黄仁宇觉得可笑，国家如果都没了，还有什么可建设的?可是等他到了上海却发现，上海仍旧是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城外在打仗，城内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就是，晚上可以登上城头看打炮，如同看烟花所以说，国家皇帝和民间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一直是很松散的，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人民认可政府，军队保家卫国，古代的军队也一直是社会的边缘。

更多的是只听命于指挥官，只服务于皇帝，古代没有什么人民子弟兵的概念，所以军纪败坏也是常事，屠城打砸抢都是战争的一部分，无论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华夏都是一个样子但是同时，百姓和帝王也有天然的合作欲望。我曾多次讲过，帝王和百姓面对的不是彼此，而是共同面对官僚，官僚夹在帝王和百姓之间，自然可以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所以我们的民间故事里，作恶的都是临民官，而解决问题的出口就是皇权，主持正义的是微服私访的皇帝，或者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而且故事里的皇帝一定都是爱民如子，但是被官僚蒙蔽，所以到了民间就会感慨，为什么朕的江山和阁老大臣们奏章里的那么不一样，钦差大臣也经常会认识一些民间侠客，包公案里有三侠五义，施公案里有黄天霸，狄公案里有乔太马荣，这种钦差大臣和民间侠客合作的故事结构，就代表着帝王和民间联手对付官僚阶层——这哪里是一句古人编故事的历史局限就能蒙混过关的

所以书中所谓的民间给皇帝编故事，把皇帝的遭遇说的更加不堪，则恐怕并不能说明百姓和帝王关系的松散，毕竟百姓和帝王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两个受害者之间也不至于互相嘲笑。我看更可能是为了唤起民间对战争的仇恨，对皇帝悲惨遭遇的同情，因此对侵略者进行丑化，这种编故事的方式也延续到清末民国文人笔下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描写，甚至近现代的抗日故事和戏剧，也保留有这样的遗风，对侵略者的罪行极尽夸张之能事，却并不是要嘲笑受害者，而是在唤起同情悲悯之心古代打官司有句话叫“无赖不成讼”，就是在打官司的时候，对受害的程度一定要多说几分，外伤要说成骨折，骨折要说成人命，在这样的风气下，古人编二圣被掳的故事，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添砖加瓦的编排一些皇帝如何吃苦，后妃如何被侵犯，公主如何被糟蹋，大臣如何受辱，与其说是嘲笑皇帝，不如说是丑化侵略者，加重金人的罪行，和读者共鸣，同仇敌忾以上是我对相同史料的一些理解，和作者的诠释恰恰相反。

历史的阅读研究就是要接受甚至提倡不同的诠释，这并不是说某一方的观点有错，而是提供一种对具体事件的不同的观察角度。读历史，除了关注古人生活，吸取古人智慧之外，训练自己从更多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接受不同结论的共存，加深自身思考的深度，无论用在研究学问，还是用在观察生活中的现象，都是每个现代文明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技能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案头常备大量文献，因此我愿意相信作者在史料的引用上是可信可靠的，而且书中的引文都注有出处，可见作者为文严谨的作风，对于想了解南北宋之交那几十年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书中还附有地图表格和引文清单，读者也可以把书中标注的引文出处当成索引，自己查阅感兴趣的具体事件，这是这本书更大的价值所在

作者：郭建龙（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