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指南》报告进行了全面解读: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遵循的规则，以及科学家在谈论风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总结科学家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科学研究进展和提供科学建议时应注意的事项和遵循的规则。

2.本文的《指南》报告也适用于中国科学家在现阶段参与科技传播活动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

根据该指南，公众社会中的所有纳税人都有权了解科学研究的现状、进展和趋势。他们需要知道真相。然而，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知识来源不是同行评议的论文、书籍、会议记录和其他专业研究人员的工具。相反，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网站等大众媒体是绝大多数公民了解科技进步和接受科学建议的渠道。

1.大众媒体在科学和欧洲公众之间的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更广泛的对话和参与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欧洲公民一直对科学家有高度的信任，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调查显示，增进科学团体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信任需要双方之间良好的沟通、更多的接触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向南方也表明欧洲的大多数科学报告都相当准确和详细。这些新闻报道不仅来自学术层面，也来自道德和伦理过程中的影响结果。从欧洲联盟的角度来看，讨论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好处是很常见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家有责任为这些事情尽最大努力。此外，调查还显示，公众寻求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的传播，还包括科学家或科学组织管理风险或最大化潜在利益的建议。

2.当科学家试图传播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结果，甚至对民间社会成员的影响时，科学家必须了解媒体的作用及其在社会系统中运作的细节。

报告强调，公众认为科学家有义务与大众媒体积极沟通，事实上，作为使用科研经费的附加条件，他们也有责任这样做。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大众传媒不会免费为科学家提供帮助，但作为一个税收团体，大众传媒在向读者和观众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信息传播的娱乐性和争议性。这要求科学家在利用媒体传播时尽可能避免误解，并积极监控他们的报道是否准确和公平。这不仅符合科学家自身的利益，也符合公众的利益。他们有权根据公民的税收了解这些科学发展。

3.当科学家在他们不擅长的交流领域交流时，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得帮助会事半功倍。

由于科学语言和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术语差异很大，在交叉流动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明显的误解，甚至引起进一步的怀疑或恐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答案必须根据概率和潜在的未知因素来描述，而对于其他普通公民来说，这可能被认为是模糊的，或者是故意试图“掩盖”一些潜在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尽管仍有一些组织坚持要求研究人员首先与记者或相关人员进行对话。然而，一些知名大学的院系和科研机构已经开始雇用越来越多的新闻官员(也称为媒体官员或交流官员)作为研究人员和媒体之间的桥梁。这些人通常有新闻或公共事务背景，对媒体运作方式有深刻的洞察力。虽然他们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学术领域，但他们可能专业基础薄弱，甚至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在向公众传播科学和帮助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价的。

第二，科学家需要遵循科学传播的规则

1.当一些研究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或尚未在同行评议杂志上发表时，应该在交流中加以解释。尽管科学家强调他们的研究或发现的重要性是一种本能，但这不一定符合科学家自身或公众的利益。因为尽管以前的研究也能揭示某种相关性，但它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清楚。在交流中指出这一点将避免许多误解和歪曲。

科学家有责任以最不可能被误导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对科学家来说，强调他们研究或发现的创新点也是一种本能。然而，一些记者经常热衷于强调一些所谓的科学争议，这些争议没有他的宣传那么重要。这种故意的错误信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3.当科学研究成果通过媒体渠道向公众传播时，需要一种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皇家学会最近强调，研究结果将不时对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幸福甚至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旦某些研究结果影响到这些领域，在通过大众媒体描述它们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在这个时候，失去真理的可能性会变得极其巨大。

三、科学家在谈论风险时需要特别注意

1.科学家在交流他们的研究带来的风险和利益时应该特别小心。首先，他们必须在有意义的情况下谈论风险或利益，以便公众能够理解。MMR疫苗恐慌的例子让科学家意识到，当通过媒体传播科学信息时，科学家需要找到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或合适的角度，以便讨论研究的潜在风险和益处。

2.与人们觉得可以轻微抵抗的风险相比，公众通常更担心那些无法控制的风险。虽然从统计上来看，这些风险可能极低，但人性往往会无意识地放大感知到的威胁，而且还可能受到认知风险的影响，例如废物处理中心和移动通信信号塔的位置。

3.尽管一些事件引起极度焦虑的可能性很小，但后果却相当严重。在英国，对英国牛肉的广泛抵制，以及疯牛病爆发后世界对非典和禽流感的反应都证明了这一效果。

4.虽然我们可以准确地评估一些事件负面结果的风险，但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评估它们，而且在许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知。例如，对于VCJD，由于我们尚未确认其发病机制，因此很难估计在一段时间内有多少人感染了该疾病。未知情况将进一步加剧人们对风险的群体焦虑。

无论潜在风险有多小，只要人们认为没有真正的好处，公众就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敌意。在欧洲，人们拒绝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例子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过程。相比之下，如果技术或方法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人们对所涉及的风险的认识就会大大降低。例如，有人会认为x光可能比核反应堆的放射性沉降物更安全。虽然汽车是最危险的交通工具之一，但人们认为汽车的实用性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危险。

6.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反应不一定是“科学的”。对科学家来说，风险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概率问题。事件发生的概率乘以事件造成的伤害就是事件的风险。然而，任何普通人，甚至是下班后的科学家自己，都不会以这种方式考虑风险。当认识到风险时，道德和政治因素很可能会被无意识地添加到认知中。例如，一些人对农业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跨国公司可能控制非洲和亚洲的小农。

7.科学家需要认识到，即使对他们自己的研究的风险和利益的最谨慎的陈述也不能保证其他人会如预期的那样解释它。如果与科学家交流的记者和广播员不知道他们工作的意义，公众误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可以从大量关于风险沟通的文献和统计参与者的建议中看出。

8.“不确定性”可能是科学家试图与非专业公众沟通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因为不确定性是建立在可能性和概率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包含许多必要不确定性的实验科学来说，不可能给出一些“安全”的证明。风险沟通领域的一些专家甚至建议，当某个领域的风险大小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时，最好推迟沟通，直到建立更准确的评估。

9.绝对风险的存在应在任何声明中尽早明确说明，以便公众能够理解增加风险或风险本身的相对重要性。在绝对风险明确之前，不要谈论相对风险。例如，许多新闻报道和广播新闻都声称:“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因素x，风险y就会增加30%。当然，如果不引入变量X，只考虑风险Y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对于只浏览文章的读者来说，这将被简单地误解为风险是影响因子的三倍——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

10.在有意义的情况下，将一项新发现带来的风险与另一种人们更熟悉的风险进行比较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但应注意比较的相关性。例如，科学家试图告诉人们死于食源性污染(如丙烯酰胺)的几率小于赢得国家彩票头奖的几率，这是不明智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将丙烯酰胺与二恶英、多氯联苯或其他已知致癌物的风险进行比较。

四、如何让中国科学家更好地参与科学交流的建议

1.有人建议，当科学家在他们不擅长交流的领域交流时，他们需要充分考虑大众媒体的作用。人们相信，在科研机构和大学设立类似新闻官员的科普人员职位将更好地帮助科学家参与科学交流。

2.建议科学家在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时，以谨慎和负责任的方式向公众展示科学研究成果，以避免任何误解和歪曲，并指出研究进展的阶段。

3.有人建议，科学家必须在有意义的情景中传达研究带来的风险和好处，并且需要仔细表达。将自己的研究带来的新风险与公众更熟悉的相关风险进行比较，更符合公众的认知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