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集西部平原大岗一隅，曾是古威州城属地。据史料记述，该地域为“粮产区”，战乱年代，常遇前来“抢粮”劫匪，知州、知县曾设想营建“万里长城”以固之。有一教谕进言，营建“万里长城”为下策，工程之巨、之艰，甚至占用田地，会造成“劳民伤财”之大患。应采用增设“耕兵”之策，有匪入侵可持械打仗，无匪患之时，垦田种植，屯积粮食，定国安民。知州巡抚采纳了教谕建议，上报朝廷获准，之后陆续有中原先民南迁怀集，西部平原“耕兵”汇集，与当地“零散”土著人开发沃土，良田面积迅速扩大，威州平原成了粤、桂、湘交汇地的“米粮川”。

坐落在大岗镇连会扶溪村的“武威堂”座南向北，背靠黄帝山、白鹤山，占地面积6020平方米，建筑面积4680平方米，规模宏伟，是怀集县目前保留较完整整的整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堂屋，也是粤西始建于明代的最大庄园。

据考证，武威堂创建人石上珩，其先祖源于甘肃武威郡，后裔南迁福建、再至广东。明洪武末年（1397年）左右，迁至威州城郊（今大岗扶溪）落户扎营，“武威堂”号从祖籍已受封，应为习武之世家，也许一支系族人“征战”至福建沿海，再受命入怀进驻为“耕兵”，是开发威州平原之功臣。明崇祯庚午（1630年），石上珩科中副魁，任琼山府学州后，择地扶溪村创建武威堂，以彰显功名；因其祖辈宗源地在武威郡，故名武威堂。经几代后人不断扩建，至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武威堂基本形成现存占地面积6020平方米，建筑面积4680平方米的规模。武威堂始建距今已有370多年历史，历经多次修建和扩建，最后一次修建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石氏祖屋规模宏大，建筑结构奇特，周围环境优美，“武威堂”之堂号历史悠久，人文文化浓郁。

进入扶溪村，视觉便有“武气”印象，庄园占地面广，东门至西门北侧，尚有一段长50多米的河卵石砌围墙，围墙上设有向外射击之“枪眼”。步入前厅，屋檐下书写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短文教义，落款时间是“本堂落成适逢中日战争四周年当中，无以为誌，故特录，此以共勉”。主人介绍，此文是庄园大堂于民国年间“旺龙补土”（修建）时所书。祖堂共有七进深，后楼三层为碉楼式建筑，钢铁窗支，炮眼俯视。左右厢房按兄弟长次排列，似军事建制“班排”式设置居住，巷道既宽敞又通透，便于“号令一鸣，快速出击，畅通无阻”。在房舍使用的建筑材料上，墙体内为泥砖、外包青砖，子弹打来不易穿透，防御功能之好。可以说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特色最明显的粤西北地区“古兵营式庄园。”

浏览厅堂，细读诗联，仰望门檐屋脊，“马鞍型”山墙，“飞龙式”脊顶，“进土”“贡元”复制牌匾高悬，文笔门楼立于左方位展现风姿，“福、禄、寿”雕花石刻门槛仍在，虽为乡试所获、地方-所赐，但不难看出历史上石氏家族承传了炎黄文化的优良传统，乃是爱国忠臣，礼义之家，习武习文，民族之精英也。

堂屋主体建筑由五间常屋构成，沿中轴线的为主堂屋两旁分别两间辅堂屋，左右两厢堂屋，左右两厢分别由八套厢合围。

整体建筑有前门楼，刻有“扶溪村”石匾。前门楼设置围墙，前为空旷平地，与面前的大水塘相含，平地与大水塘交接处筑建布有枪眼洞的防护围墙。进入前门楼，是前庭花园。每间堂屋由门楼、前厅（正厅）、天井、回廊、祖殿等构成，其中主堂屋祖殿内挂有“武威绵世泽，万石振家声”悬匾。整体后设一座三层高的楼房。堂与堂、堂与厢房之间以门相通，以巷相连，门中有门，巷里有巷，屋内有屋，环环相扣。堂屋门楼有“副魁”、“贡元”、“进士”四块牌匾，为明末崇祯年间“贡元”石上珩、石职补、石职摄、石翼瞻所立。门楼石墩浮雕以福、禄、寿图为主体，特别是扇面形图案，为明代书画章法；屋内木柱以塔形石墩为基。堂屋檐栏和内外墙眉诗画密布，描刻有“梅兰竹菊”“鹤凤龙豸”“山水岩云”等图案，及古诗词、警世言名，隐藏着浓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武威堂建筑呈“三格”“四形”。“三格”：一曰风水格。座南向北，背靠黄帝山、白鹤山，面临大水塘，构成了天、地、建筑物三体为八卦的卦象，乾（天）卦，构建天地人和合之风水格；楼前的圆形池塘为“太极”，为中国《易经》之精要；整体建筑会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萃，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山水源于白鹤山，绕黄帝山坳而下，形成溪流（称扶溪），溪流从东西两翼面堂屋环绕，在堂屋外围回环。建筑中轴线正对白鹤山峰尖，层次分明，相映得彰，属依山临流格。二曰仕官格。整体布局由建筑部分与大水塘组成“官”字形，每间堂屋为“主”字构造，前门楼造形为“官印”，主堂屋天井为印台，后楼造形为“官帽”。三曰文武格。堂屋前西北角原设有雕楼（已毁），亦称文笔，以水塘为墨池，取蘸墨挥毫之意。堂屋前面防护围墙布有枪眼洞，厢房为“兵营式”，并设有“值守”前楼，突显“文武风威”。“四形”：“堂中堂、巷中巷、门中门、屋中屋”环环相扣，处处相通，成为堂屋构造的奇观。

武威堂规模宏伟、别具一格，是一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典庄园。

庄园环境，亦会令人思索联想。相传，石氏家族迁来时，曾请一术士相地选址，称今“武威堂”坐落于“青蛙旺地”。据杨豪教授考古学术论文《岭南铜鼓上铸蛙源于图腾崇拜说》介绍，人类在对雷、电、风、雨不认识的远古时代，往往以与之相近的动物作为神灵敬之，将青蛙铸在铜鼓上、大铜鼎上、兵器上等均属图腾崇拜说，有求雨为了农业生产，为得其生活如意吉祥，铸在兵器上则有辟邪取胜功能寓意。晋裴渊《广州记》一书于是称“欲相攻击，鸣此集众，到者如云”。选择“蛙”地定居，正合“耕兵”族人出征得胜、农耕得利之心愿。整座建筑坐南向北，背倚“白鹤山”，紧靠“黄帝岭”，西扼忠谠岳、右扶“旗鼓脉”，前接“蛙鸣塘”，中连“稻香田”，远观笔架峰，形成“骑仙鹤之寿，荫黄帝之福，行文武之道、聆蛙鸣之曲、传勤劳之德，做文明之人”的优美生态格局。村民们爱乡守土，和睦相处，村风淳朴，世代勤耕苦读，共建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