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翊钧从耽乐身亡的明穆宗手中，突然接过大明皇帝宝座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

十岁左右的他，虽然已经学着肃穆威严的样子，将自己幼小的身子高高地端摆在金銮宝殿之上。

但在寝宫后殿里，象征着君主至尊身份的龙袍之下依旧难以掩盖一个孩子的童心，他与同龄的孩子一般，心怀憨稚。

白天，他让宫女和小太监们在御花园陪他玩耍嬉闹。到了晚上，按照太后及张居正等辅政大臣们的主意，他应该看奏折、读些圣贤典籍、学学安邦治国的策略。

但往往这个时侯，年幼的万历皇帝却偷偷地捧着一些"闲书"津津有味地读着，比如《水浒传》一类的通俗小说。在偌大的紫禁城中，或许只有这个孩子生动的眼睛，才能看到这类"闲书"的趣味。

殊不知，当小皇帝躺在龙榻上、有滋有味地阅读几近入迷的时候，在广阔的民间，在杭州、在南京、在苏州、在福建，《水浒》、《三国》等一本本通俗小说正在各地的书坊中刊刻而成，然后涌入市场。

这一年是万历元年，即西历1573年。

《水浒》、《三国》成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流行并没有特殊的新意，反倒是近岁福建籍书坊主熊大木几本新撰历史演义小说的畅销，颇含有革故鼎新的契机，可以看作是某些事情的界标。

艰难的举业

熊大木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福建建阳的一位书坊主，也是通俗历史演义小说的开拓者。据考，在嘉靖年间七种左右的新出作品中，熊大木一人竟编写了其中的四种。

他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后来岳家将故事所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全汉志传》、《杨家将演义》等，都是通俗文学中流传颇广的作品。

而若以正史、方志的记载来衡定某位古人的声名，那么熊大木则几乎是"籍籍无名"的人物。

在有关的小说史论著中，提及他时往往也只有十余字的介绍："熊大木，字钟谷，又字鳌峰，嘉靖时建阳书林。"

而即便这样简短的介绍中，熊大木的名与字是否确切，在某些学者看来，也是满眼疑窦。

在他的家乡福建建阳，至今犹存的《潭阳熊氏宗谱》中，更是找不到"熊大木"的名字。

而据陈大庚考证，这位被称为"熊大木"的人物，其实真名熊福镇，字大木，号钟谷。

与熊大木一样，当时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家，如余象斗、熊龙峰、余邵鱼等，也基本都是这样一些平生不察、身份难详的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情况也容易理解，因为在千百年来读书人立身扬名的科举场上，他们都没有取得赫赫的功名。

而他们弃儒从商后，显赫的书坊主生涯，也与举业的艰难不无关系。

跟据人口史研究学者的大略估算，明初中国人口约为6500万，而到了明朝中晚期，这一数字激增到15000万左右，人口增长一倍还多。

人口基数增大，相应的读书人的数量也在迅猛地扩充，但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所吸纳的人数却增长缓慢。

历史学者余英时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

当时的一些资料很是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给吏部尚书陆完的信中写道：开国一百五十年来，"人才日多，生徒日盛"，但成为贡生或举人的比例却小得可怜。

他说，以苏州一郡八州县而言，生员有1500人之众，而三年之间，成为贡生或举人的却只有50人。

也就是说，一个生员在三年之中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那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便说明了这种现象。

这虽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但他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甚大，足以激动不少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在文教兴盛的江南尚且如此，可见科举如何沉滞。

而在古代中国，科举从来都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心脉脏腑。

它的沉滞在一个侧面也是传统制度活力衰竭、力不从心的一个信号。

余象斗在《南北两宋志传》的序言中曾称颂熊大木"博览群书、涉猎诸史"，"建邑之博洽士也"，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博洽士"在当日成功率极低的科举中，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于是他只好放弃功名，转而继承家族刻书出版的行业。而科场失意后继承祖业刻书，其实也是许多书坊主共同的经历。

万历年间，另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作者余象斗就说："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

曾刊刻过《三国演义》的乔山堂主刘龙田也有过"初业儒，弗售"的经历。

商业的繁荣

像熊大木、余象斗这样"弃儒从商"的，在有明一代也算普遍的风气。

当科举仕途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多数读书人又屡试不中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另一个不断开拓中的世界却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因为一个繁华的、世俗的、生机萌动的、在孕育中的商业社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地域与人口的参与。

手工业与商品贸易的繁荣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画卷上最为浓重的背景颜色。当时，商业的兴盛几乎是帝国范围内每个区域都在发生的事情。

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这四地便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

在汉口，水占长江之利，陆扼湖广咽喉，交通发达，商业繁华；在苏州，城中富商大贾荟萃，百工技艺遍及，商铺林立，其中纱罗绫缎、金银珠玉及各类海陆珍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其实在富庶的江南，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亦无一不是繁华锦绣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联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水路贸易的发达，也使得在长江、大运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闻名的码头，如荆州、樟树、芜湖、湖州、瓜州、临清、正阳等处，动辄烟火十万人家，南北客商往来，百货汇聚，"最为商货辏集之处"。

这些码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虽不及苏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

在那里，苏杭的银票、淮阴的粮食、维扬的盐，临清济宁的百货、徐州的车骡、京师的古董、无锡的米、建阳的书、浮梁的瓷器、温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岛的番舶、扬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来聚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自是繁华。

又福建沿海，嘉靖万历时期，"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犹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

在这种社会风潮的氤氲濡染之下，自然使得从事经商贸易的人数日益增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杭州居民半多商贾"，就连偏远的福建清县居民也都"半逐工商为主"。

不仅如此，明代儒学在对"治生"、"人欲"、"私"等概念逐渐有了不同于前贤的理解之后，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如王阳明就曾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属意、从事商贾之事不再为士人所鄙弃不齿，反而"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嘉靖时散文家唐顺之就写道："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归有光则说："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写小说的书坊主

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出版书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牟利。嘉靖年间，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便是最早依据市场需要来刊刻书籍的一位。

当时，《三国》、《水浒》刻本刊行而引起轰动之后，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纷纷加入刊刻通俗小说的行列，正如书商余象斗所言，"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

然而当时可供刊刻的仅有这明初的几部作品，不久市场便渐趋饱和，于是，寻找新的稿源就成了书坊主们最为焦虑的事情。

这一日，杨涌泉带着一本弘治年间浙江刊刻的《精忠录》，前来拜访他的姻亲、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

杨出于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若把讲述岳飞故事的《精忠录》改写为通俗小说，定会畅销于世。于是，他再三恳求熊大木，代为"演出辞话"。

熊大木在一番"才不及班、马万一，故奚能用广发挥"的推辞之后，始终拗不过，于是开始了撰写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

嘉靖31年，一本叫做《大宋中兴演义英烈传》的小说在熊大木笔下杀青而成。

尽管这只是一本连缀辑补式的作品，或将历史资料直接抄录，或将文言译成白话，在文学性上其与《水浒》、《三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杨涌泉与熊大木的策划却获得了成功。

这部小说一问世便风行一时，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为据，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书坊翻刻，更有精美的抄本传进了皇宫。

受此鼓舞，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书，又后来，《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两部小说也相继刊出。

　同时，熊大木的首创也为其他的书坊主们作出了极具诱惑力的示范，他们纷纷效仿，自己或是请人作起了通俗小说。如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编撰而成的《列国志传》。

又万历年间，余象斗编刻《四游记》时，《南游记》、《北游记》为本人创作，而另两种也经他编辑删润而成。他自己编写过的还有《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等公案小说。

另外，一些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也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

如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邓志谟，万历中期入闽，在担任建阳余氏塾师之余，就曾为萃庆堂编写过小说。

这种由书坊主们亲自撰自刊通俗小说，或是直接干预雇工创作的现象，在嘉靖、万历年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创作模式，文学史上便称之为"熊大木现象"。

"熊大木现象"是明朝中晚期商业化向出版领域渗透时的产物，而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书籍泛滥。

生涯几乎贯穿整个16世纪的书坊主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吕坤也由衷感慨："古今载藉，莫滥于今。"

书籍种类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吕坤将晚明书籍分为九类，其中"无用之书"与"败俗之书"（小说、戏文等）占了很大部分。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那些读书乃至写书的人，对于写书或者读书，已不再抱有一种经济天下的职责，而仅仅是持一种'玩'的态度"。

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就将《金瓶梅》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四大奇书"。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曾说："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色情小说的泛滥则是"熊大木现象"的必然。杜濬在《十二楼序》中说："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狠裹鄙靡无所不至。"

在晚明，商业活动的高涨，催生出珍馐美馔、楼台笙歌，是纵乐、是狂欢、是肉欲，是无处不在的金钱崇拜。

而色情小说则将社会风俗中的这种商品性特征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方面，为赚钱的书坊主根本不在乎世风道德；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纵乐世风的真实写照。

这些迥别与过往的变化与面目，无不显示出晚明特有的气质。而这些正是，万历朝开始时，发生在出版业及部分读书人身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