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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汉以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 隋唐时期进行了以下调整。 首先是对地方行政层级进行简化。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设置冗杂繁多情况，隋之初将原地方管理中的州、郡、县三级体制改为州 (郡、县两级体制，以此简化行 政层次，节省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唐初，又在州之上设置作为监察区的道，以加强中央对全国的行政管理。 其次是削弱地方的自主权。隋朝以前，西汉代以来，地方长官有自辟属吏的权力，属吏与主官之间关系亲密，其权势甚至超过中央直接委派的佐官，这种辟用制，使 官员掌握用人权，很容易造成官吏勾结，形成地方势力。所以隋统一后，为强化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官员，废除了地方官自辟属吏的制度，将官吏的任免权一律收归 中央。这一举措强化了中央集权， 地方的自由权则大为缩小。 第三，在地方采取军民分治，分散州级权力。唐初，州设刺史负责民政，只是在边远重镇设总管 (后改名为都督 ) 兼管军民要政。州之行政事务由六曹负责， 六曹参 军统称为判司， 诸曹分工与中央六部对口。 这样各判司既要对本州长官负责，又要对中央相应部门负责，州刺史的权力因此被削弱和分散。但安史之乱后，刺史多兼 军职握有军权，再次重复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春秋时期以齐国为先导，稍后在晋、鲁、楚等主要诸侯国都相继进行了赋税改革。赋税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铁器工具的出现， 使原来的庶民 在公田外开辟大量的私田，而不肯努力耕作公田，而影响到各诸侯国的赋税收入。第二，由于春秋时期兼并战争的激烈，使公田上劳动的庶民的负担成倍增加，从而 导致他们从公田上纷纷逃亡， 同时，国人也因战争负担而日益走向贫困、破产，甚至发生暴动以及拒绝战争的现象，从而导致兵源不足，这一切迫使较为开明的君主 进行赋税和军赋两方面的改革

和其他衙门机构相比，军机处在机构组成上有以下特殊之处： (1) 军机处设有书吏人员， 体现严格的保密性。军机处职官包括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章京之下，再无书吏人员。 (2) 军机处官员都是兼职，且无定员，初设 3 人，多至 11 人。 (3) 军机大臣和首席等军机互不为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军机处是一个绝对听命于皇帝，附属于皇帝的御用秘书机构，是君主专制极端发展的产物。

首先，中枢机关有一套处理各类事务的严格程序。例行政务由宰执诸臣在奏章上连署签押姓名，报皇帝审批后，由相令外制官中书舍人草诏。如遇突发性事件，宰执 诸臣一方面要向下发出“判状”作出先行处理，另一方面要奏报皇帝，称“进草”。进草和判状均需诸宰执联署，以明确责任，而且皇帝对进草有疑问，可调阅判状 进行复勘。其次，负责草诏的知制诰可以在有疑问时直接晋见皇帝，以核实皇帝的真实意图。 再次，地方各级政府执行政令异常严格，中央政令贯彻迅速。

五代时期各政权中枢机构有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基本上具备后来宋代二府三司鼎足而立的分工体制，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中枢决策程序分工体系的 痕迹。 枢密院肇始于唐中后期，由宦官担任，参与内廷决策。后梁时，因为清除了宦官势力而改由士人充任，已成为掌握军事民政两方面决策大权的中枢机构。后唐时开始 将中书门下的兵房划归枢密院，并用武将主持枢密院，逐渐表现出枢密院专掌军务的发展趋势。后周政权时再次调整枢密院体制，规定枢密院长官仅是皇帝的顾问， 如不兼宰相职，则不能过问行政事务，同时不再以武人出任枢密使，这已和宋代枢密院体制基本相同。 中书门下在唐中朝以逐渐降为行政执行的综理机构。五代时期职位继续下降。其原因一是中书门下要听命于枢密使，二是五代沿袭唐代翰林院学士之例设置了廷殿学 士，领有人宫草诏权，当然，如果宰相廷殿学士衔，也有草诏权，但所草之诏已不具有机要性质。这意味着宰相虽仍参与决策，但已丧失一部分参与权。 三司使是掌管财赋的专门机构，是由唐后期的财政专使延续而来。自唐中叶以后，财政问题日益严重，财政工作日趋重要，为加强财政税收和管理，设置了一些财政 专使，如盐铁使、转运使、度支使，常由宰相出任。五代时期后唐时，把盐铁、度支、户部合并，正式设置三司使作为财政之长，单独与皇帝商议财政决策，并独立 负责财政事务的执行工作。 总之，五代时期中枢机构已呈现出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宋代二府三司制中枢新体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