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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税务司： 1861 年清政府设立全国性的税务机构总税务司，并任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隶属总理衙门。其职权是掌管海关征收税课，综理全国税务行政与关员任免之事。它在形式上是清政府的海关行政机构，实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政事堂：袁世凯为加强自身的统治，于 1914年 5月设立的机构。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政事堂议政以法治、政治、财政三种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三个讨论会均要秉承袁世凯的旨意提出决策事实，供袁参考。政事堂实际上是一个咨询机构。

军机处：是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军机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当时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 以期达到办事密速的效果， 一开始仅是临时性机构， 但因为它 便于皇帝对国家政务的独裁，所以在乾隆以后常设下来，而且权力越来越大，从初设时的仅限于军事方面，到后来逐渐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 军机大 臣秉承皇帝旨意办理机务， 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用兵之方略悉由军机处掌理，其实权远远超出内阁之上。军机处的设置， 彻底清 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 使清朝的军事、 财政、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统一在由皇帝直接控制和掌握下的军机处。军机处所置官员有军机大臣若干人，军机章京 16 人，军机大臣与首席军机大臣之间虽有一定的隶属关系，但在行政关系上互不为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由于军机处不设下属机构， 所以尽管权力很大， 但也不同于 明代以前的宰相， 从属性上看， 仍带有皇帝御用秘书班子的性质。

唐代宰相议政的办事场所叫政事堂。在唐代初年唐太宗在位时，尤其重视门下省的谏议封驳职能。所以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唐高宗时又移至中书省，到唐玄宗时，改 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称中书门下政事堂。 中书门下政事堂和以前的门下政事堂、中书政事堂相比，在体制上有以下不同。首先，唐初宰相多为兼职，除三省长官外，还以其品级较低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 “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让其进入政事堂分任宰相之事，以削弱三省长官的权力。这些兼职宰相上午在政事堂议政，下午回本署办公。中书门下政事堂则不同， 凡挂衙“同三品”或“同平章事”者均为专职宰相，不再回本署办公。其次，中书门下政事堂在正厅之后设吏、枢机、兵、户、刑五房，对口指挥尚书六部，使宰相 的办事机构逐渐完备。第三，中书门下体制存在着宰相权力的分散和集中两种倾向。中书门下体制原来是一种分散相权的集体宰相制，但宰相中的首席宰相号称“执 政事笔”会因受皇帝宠信而擅权。唐肃宗时，鉴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教训，实行诸宰相十日一轮流秉笔承旨的制度，唐德宗时实行宰相一日一值守。北宋也延续 这种制度。

五代时期各政权中枢机构有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基本上具备后来宋代二府三司鼎足而立的分工体制，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中枢决策程序分工体系的 痕迹。 枢密院肇始于唐中后期，由宦官担任，参与内廷决策。后梁时，因为清除了宦官势力而改由士人充任，已成为掌握军事民政两方面决策大权的中枢机构。后唐时开始 将中书门下的兵房划归枢密院，并用武将主持枢密院，逐渐表现出枢密院专掌军务的发展趋势。后周政权时再次调整枢密院体制，规定枢密院长官仅是皇帝的顾问， 如不兼宰相职，则不能过问行政事务，同时不再以武人出任枢密使，这已和宋代枢密院体制基本相同。 中书门下在唐中朝以逐渐降为行政执行的综理机构。五代时期职位继续下降。其原因一是中书门下要听命于枢密使，二是五代沿袭唐代翰林院学士之例设置了廷殿学 士，领有人宫草诏权，当然，如果宰相廷殿学士衔，也有草诏权，但所草之诏已不具有机要性质。这意味着宰相虽仍参与决策，但已丧失一部分参与权。 三司使是掌管财赋的专门机构，是由唐后期的财政专使延续而来。自唐中叶以后，财政问题日益严重，财政工作日趋重要，为加强财政税收和管理，设置了一些财政 专使，如盐铁使、转运使、度支使，常由宰相出任。五代时期后唐时，把盐铁、度支、户部合并，正式设置三司使作为财政之长，单独与皇帝商议财政决策，并独立 负责财政事务的执行工作。 总之，五代时期中枢机构已呈现出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宋代二府三司制中枢新体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