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东晋以来，玄风大炽，一般文士都喜欢在诗文中说理。然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论”，颇遭后人訾议。唯有陶渊明却因其诗理趣盎然，情味深隽，大得后人推崇。同样是以诗说理，何以后世褒贬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与东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达“理”的方式也各异。东晋士族文人言空蹈虚，侈谈玄理，以此为精神寄托，撷取老庄陈言为篇，理赘于辞，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讥。而陶渊明在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毅然归隐田园，他在躬耕实践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也接受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与俭朴而充实的田园生活紧密联系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蕴在淳朴笃实的田园生活中。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这正是上面所录《饮酒》诗第十四首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松下坐饮这一悠然自适的情景中引出物我两忘的境界，进而点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动人，余味隽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蕴着真实的体验，质朴明快，故言其“不玄”。——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以情化理，理入于情，非大手笔不能如此。后世学步者虽多，终不能达到陶诗从容自然的至境。
在诗的后半部中，诗人以警隽之言将他的感受进一步哲理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二字承接“数斟已复醉”而来。在醉意朦胧之中，自我意识消失了，外物更不萦于胸中，诗人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它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结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时，仿佛看到醉态可掬的诗人形象。“悠悠”者，指一般趋名逐利之徒。这两句诗，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笔法简练灵活。诗人说：那些人迷恋于虚荣名利，而我则知“酒中有深味”！这个结尾可谓意味深长。魏晋以来，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们看来，“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所谓“胜地”、“形神相亲”，便是他们所追求的与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饮酒，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一种手段。酒之“深味”，便在于此。因此，陶渊明在这里实际上是说自己在诗酒相伴的生活中、在与“故人”共醉的乐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趋于名利之场的人难以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