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有这样的习惯，每当遇上一位可能的写作者，我会问：“你这一辈子，或者现在，最想写的书是什么？”这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与当时复出文坛、声望如日中天的大作家柏杨对话时问他的一句话，他的回答是：“我最想做的，是用我的后半生来翻译《资治通鉴》。”
这就是“远流”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缘起。只是我没有想到，当时这样的一句对话，竟要耗费十年的艰苦岁月才熬出头来。这样的艰苦过程，实非外人所能想象、理解，但是我很清楚，于柏杨于我，这其实是一件无怨无悔的志业。
从历史的远流看，我们每个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常是无可限量的。九百年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国家人力、物力的支持下，费时十九年才完成，相对的，今日的柏杨，凭着他个人的智慧与坚毅，在一个民间出版社有限的人力、物力配合之下，以十年时间完成了柏杨版《资治通鉴》。尽管相较之下，我们的贡献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但是集合众人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部足以傲人的现代语文译作还是完成了。
我们凭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认同出版就是“理想与勇气的实验之地”。柏杨版《资治通鉴》这个包括翻译、生产、行销的伟大工程，更落实了我对出版的信念。我知道从现在起，会有更多的人，能从这部著作中获益，而且从文化传播的立场而言，这部现代语文版的《资治通鉴》已使得历史记录的影响力量，在无形中被扩大。就这一点，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出版人的骄傲。而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柏杨，没有他，这样的理想可能无法实现。“十年辛苦不寻常”，关于工作：中艰难辛酸的种种，读者可从柏杨跋之中略窥一二。我不禁想到司马迁在狱中忍辱完成旷古巨作《史记》，这十年来，柏杨不也就是在自设的“劳改营”里面，拼命与老天爷争时间、才完成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吗？他们自一人一时一地的悲愤当中跳脱出来，凝练、升华，造就全中国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就像柏杨说的：“《资治通鉴》使我们归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使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现在，这是为每一个中国人，不是只为皇帝，写的《资治通鉴》！
在此我还要感谢詹宏志先生（远流的大编辑）。他在一九八三年提议仿效杂志的出版方式，每月发行一册，并且建议设置柏杨信箱（即后来之《〈通鉴〉广场》），不仅解决了这部长远出书计划的出版行销问题，更使得柏杨版《资治通鉴》建立了一个新鲜的写书、出书、读书模式。——作者边写书，出版者边出书、读者边读书边建议，形成三向沟通的良性循环互动。通过这样的良性互动，十年来，全球将近一万个家庭用《资治通鉴》构成了他们“一生的读书计划”（我们的行销诉求），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读史运动。是他们从一九八三年九月，《资治通鉴》第一册出版到现在，不吝惜的称赞、鼓励与批评，支持了我们更坚强地走过风雨阴晴的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读者就是力量。我们感谢您！
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十年来“柏杨版《资治通鉴》家族”的每一位成员，他们所投注的每一分心力，点点滴滴，我都铭记在心。在远流，这个理想与勇气的实验之地，有他们的共同耕耘，才有每个阶段的丰收（这组工作人员，我们称之为“柏杨版《资治通鉴》家族”）。
柏杨版《资治通鉴》这个伟大的翻译工程，终于圆满完工了！完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我问柏杨：“现在你最想写的书是什么？”他的回答：“还是《资治通鉴》。”我愣了一下，他瞪大眼睛说：“我要从头来起，一册一册地修订校阅，使它更完美。”——作为一个出版人，我知道《资治通鉴》的柏杨版决定本，要到柏杨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才算真正完成。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