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沃维尔的本堂神甫来看望可怜的马里于斯： 他卧床不起已进入第十二周，斑疹伤寒陆续蔓延到他所有器官；当地人说这种病“特别粗鲁”。他以为好得差不多，已经能下床了，不料静脉炎又犯了——他称之为“la faiblite”。
“那好！”本堂神甫说，“我有个主意。正好刚刚歌颂过贞德；大家没有为这位圣女做多少事，还没有过多打扰她；我们就为她念九日经吧……”
可怜的马里于斯听了非常高兴。九日经念完，本堂神甫又来看他。那天本来应该痊愈，可是，他第二条腿也感染上了！“哼！本堂神甫先生可真能骗人！”这个老实人在信上给我们写道。
“您要明白，”本堂神甫解释说，“圣徒太多，各有各的专长；圣女贞德，大家还不了解，应当试一试，结果我们找错了主……好吧，我们再找找别的吧。”
几天后，朱丽叶特·马里于斯在集市上碰见一个老农妇。
“您早点儿跟我说呀！您找我正对路。治浮肿，只有一位最灵，我已经为我的男人祈祷了。”
“他怎么称呼？”
“圣徒伊德罗皮克。”
“我的孩子，您一定又找错主儿了，”本堂神甫对朱丽叶特说。“恐怕您没有听明白您那位女友的话。圣徒伊德罗皮克根本就不存在。您指的大概是圣徒厄泰尔普。我想到了。他才是库沃维尔的守护神呢。我倾向于认为，他会特别关心您的事儿。”
摘自给封丹的一封信：
昨天（上午，在伊韦特·吉勒贝尔的雅姆诗朗会上，我们重又见面），关于飞黄腾达及其方法，我对您简直尽说蠢话！我再机灵点儿的话，就会谈论骄傲心理，当然也会谈起旧耶稣教的这种隐蔽的锋芒，而正是这种锋芒能始终激励我，通过自虐和鄙视轻易的知足，去追求最为艰难的东西。“性情”的问题。
还可以这么说，我绝无鄙视荣耀的意思，然而，对荣耀可能掺杂的虚假，我也变得极度敏感。一位巴雷斯可能会写道，攫取荣耀的举动，往往有失文雅；我还要更加痛苦地想，迄今为止，我从未看到一位朋友得志，同时也迫使我减少对他的敬意。有些人以忠诚的态度取得成功： 在他们身上，对结果的喜爱掩盖着对手段的憎恶。雅姆他取得成功，则处于一种天真的、半意识的状态，也正是受这种状态的驱动；他才总是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闯： 换言之，他经营自己的声望，和写出“维尼们及其尊严关我屁事”这样的话，还是同一个人。正是这个缘故，他著文悼念盖兰时，能谈论亨利·德·雷尼埃一生可赞佩的尊严，而不久前在奥尔泰兹，谈起这同一个亨利·德·雷尼埃时，却向我表示深深的蔑视；同样，他也能将《诗人和他妻子》题赠给让·德·古尔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质朴的态度才行。至于我，则深受这种乖戾之苦，总是无休止地磨砺嘲讽，但主要对付自己而不是别人。假如我明知不乏动机而又做出这种举动，那么我就很有可能长久地毒化我的生活。雅姆一切随便；我则事事反应，这会把人给毁了。我碰到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就进入警觉状态；听说蒙弗尔卖了小说，而出版商法雅尔一版就印了一万册，真的！这立刻使我产生为三十位读者印书的愿望。我心想，这三十位是好读者。（您也名列其中。）
这就是最隐秘的，即最难克服的“理由”，使我拒绝把小说交给冈德拉。（他想得到这本书，如果表现得再急切一些，我回应的方式当然会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些理由，我最难拿出来。您不是也如此，前天埃尔提起您，讲得令人叹服：“封丹在生活中，总选择能让他吃尽苦头的事。”您能够充分理解我吗？
纳代尔曼在德吕埃的雕塑作品展开幕。（埃利·纳代尔曼就是那个波兰犹太人，青年雕刻家，正如冬天我在日记中叙述，亚历山大·纳唐松带我到他那简陋的住所看过。）
不过，那时谈得不够： 纳代尔曼被纳唐松的重要性给遮掩了。性情还颇为坚韧！纳唐松资助他，以待日后“将他推出”。为回报这种资助，纳代尔曼就为他塑像。现在展开的就是这些雕像，配以大量速写。纳代尔曼绘画用圆规，而雕塑则堆积菱形。他发现人体每处弯曲，对面都伴随相应的曲线。由这些平衡构成的和谐，就近乎原理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照着模特雕塑。他还年轻，有时间补自然这一课。然而，我很怕一个搞艺术的从简单起步，惟恐他达到的不是繁丰，而是繁杂。
纳代尔曼经历六年穷困时期，他关在陋室里，仿佛以石膏为食，很可能是巴尔扎克创造出来的。昨天再次见面时，他穿着一套蓝色小西装，也一定是头一天穿上的，正同一位很一般又很丑的女士谈话。他向我介绍： 阿莱克丝·纳唐松夫人。纳唐松夫人指着一尊雕像近乎菱形的后背，说道：
“这个，至少这是活的！这可不像他们那米罗的维纳斯！维纳斯美丽，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这个，至少这是个真正的女人！是活生生的！”再也没有比这更不恰当的修饰语了，殊不知纳代尔曼的艺术，还仅仅是一种技巧，完全是粗线条的。毫无疑问，斯泰因喜欢，因为这些作品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斯泰因是美国收藏家，马蒂斯的大买主。纳代尔曼作品展刚刚开始，他就已经买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速写，是以什么价钱呢？不得而知。不过在后间，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场面。德吕埃从一张桌子底下掏出一个石膏头像，至少一个头像的雏形，眼睛、嘴、鼻子还全没有。总之还不大成形，就好似刚孵三天的小鸡。
“您要多少价？”
“怎么！您要陈列？”（我理解这种惊讶的态度；甚至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不成形的东西是无法陈列的。）
“不是，”德吕埃答道，“我要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那好，我不知道……
“您说个价儿。我来当拍卖估价员……好了： 一！二！三！……”
“二百法郎！”
“嗳！太高！太高！”德吕埃说道，他见对方进入角色好得过分，不禁有点恼火。纳代尔曼也说道：
“那您开个价儿吧。好了！一！二！三！……”
“一百法郎！不能再高。”
德吕埃带着头像走了。
昨天星期四，弗朗西斯·雅姆和他年轻妻子前来共进午餐。从苏瓦松开来的火车到站时，我去接了他们。我看到雅姆结婚之后，身上的肉厚了许多，活似肥胖的公鸡。“说说看，他那样子是不是幸福！”吉奈特说。显而易见，他的位置坐稳了。
应他的要求，我还邀请来拉科斯特夫妇、亚瑟·封丹、博奈尔和吕伊特。午餐非常愉快。
喝完咖啡，雅姆为我们朗诵了《贝纳黛特的散文诗》，部分已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接着，他又念了一封《致领事P.C.的信》，投寄给了《新法兰西杂志》。
“这篇作品把你写上了，因而更加出色。”几天前他给我的信中写道：
他离开其他人一会儿，同我上楼到书房，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呀，运气真好，没有门徒！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继而，他突然说道：
“我真怕保纳尔要从后面把我的腿锯掉。”
为发送《窄门》，我来到巴黎，去瓦莱里家，探望要动手术的雅娜·瓦莱里。德加在她身边将近一个小时，弄得她很疲惫，因为他耳朵重听，而她说话声音又微弱。这次见面，我觉得德加老了，但总是老样子，只略微显得又刚愎一点儿，更加固执己见，夸大自己的恼恨，总搔头脑的同一个部位，而发痒处也越来越局限了。他说：“哼！临摹自然的那些人！多么不知羞耻的闹剧演员。风景画家！我在乡间碰见的时候，总想伏击他们。砰！砰！”（他抬起手杖，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客厅的家具。）“总得有人维持秩序，配备上这家伙。”等等。他还说：“艺术批评！多愚蠢啊！我总习惯这样讲（我的确记得三四年前，听过他讲完全同样的话）： 缪斯之间从来不交谈，各干各的事儿；她们不工作的时候，就跳跳舞。”他还重复两回：“她们不工作的时候，就跳跳舞。”他还说道：
“等到写Intelligence，I用大写字母时，人也就完蛋了。不存在笼统的智慧，人只有做这事，做那事的聪明，聪明只应当表现在所做的事情上。”
到拉罗克。经过一小时谈话，我“感谢”德周奈终于在一份契约上签了字，放弃从前有一天我犯傻给予他的房子的用益权。毫无疑问，德周奈侵吞利益的情况，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要不他怎么像垮了似的坐到被告席上。他平时那么能讲，现在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了。我明显地感到，同他面对面，我的巨大力量表现在这方面： 他相信我善良。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对他厌恶要多于怜悯。我怎么能容忍他这么久呢？
我难以想象，他走在他的“女管家”和女儿中间，晚上回家的情景……他说了什么话？他讲述什么事情呢？他这么痛快就签了字，她们一定很气愤吧……？噢！面对可能发生的事实，想象力感到多么无能为力……这可以写成小说最好看的一章……
乔治不喜欢《窄门》，他更喜欢我的其他书，随他便吧。不过，他一开始指责这本书就错了，说《窄门》没有了给其他几本书增添魅力的优点。我尽量让他明白，那些优点不适于这部小说，而重要的、困难的，恰恰是不把那些优点放进这里。
“任何事物上，出色都是又困难又罕见的。”（《伦理学》的结束语。）
对《窄门》的批评。他们始终难于承认，这些不同的书，在我的头脑里曾经并存，而且仍然并存着。它们根本不可能同时写出来，写在稿纸上才分出先后。我无论写哪部书，也从来没有全部投入进去，最急切要我处理的主题，很快就往我自身的另一个极端发展了。
别人不易画出我思想的轨迹；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出来，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假如谁在我最新的作品中，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那他就错了： 与我差异最大的，总是我最新的产物。
致吕西安·罗尔梅的信（愚蠢的文章）——他赞扬《背德者》，却损害我的《窄门》。
“我被比作水晶，显然极为高兴！……然而多么奇怪，您又将画家和模特混淆起来。歌德要写《一颗美好灵魂的忏悔》，在您看来就更狭隘了吗？——假如我仅仅是您大加赞赏的《背德者》的作者，那么我就会感到自己缩小了。”
要想很好地描绘一件事物，就不能把鼻子紧紧贴在上面。
今晚看了“一局双陆棋”——又是尽职尽责和无用的完美，这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往常每次翻开梅里美的作品，都令我十分恼火。
主题没有确定： 一个体面的人在作弊。这就足够了。——但是他赢了。赢了四万法郎。而跟他赌博的对手则自杀了。这就迫使他愧疚。然而，如果那个荷兰人不自杀，他又该如何呢？如果只赢少许钱，他该怎么办呢？——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其余的属于社会新闻。
又该怎么办？……他会重新开始作弊。那情景会叫人感慨万端，因为，体面的人和无赖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异。体面的人可能变成个无赖，这才是既可怕又真实的。在“罪恶”的路上，惟有迈头一步难些。有人已经说过，一个女子没有情人，比只有一个情人还要容易。
这便是拉夫卡迪奥的故事。
十一月十五日《水星杂志》上的《业余爱好者的对话》，德·古尔蒙先生又回到他最热衷的三个话题之一： 酗酒，道德败坏，人口减少。他证实（至少他力图证实），谁警觉和担心，谁不这么思考问题，谁就是傻瓜，都必须这样推理： 法国人口还太多，证据，就是还能碰见失业的工人。再说，“外敌入侵，也许并不会给法国造成多大损害。只要熬过一时就行了。”他在下文还这样说道。
“豪言壮语肯定全被玷污了，”他在随后一期上写道。“如果仅仅玷污了话语……”
唔！我当然明白德·古尔蒙先生要说的意思，也同意应当揭露偶像崇拜。不过我经常觉得，这些豪言壮语今天已经被相当厚的油污盖住；我也经常寻找“豪言壮语”，但只见到一个在玷污的德·古尔蒙先生。
我一旦不再感到愤慨了，那就开始步入老年。
这是一份很小很红的杂志的头两期。杂志名为《直率》，是纳兹先生独自经营的。路易·纳兹先生何许人也？要让我很好了解他，这六十页文字还不够。这些文章向我提供的，主要是他的观点，而不是他的情趣爱好，即他本人。我对一个人发生兴趣之前，不可能对他的见解感兴趣。
“直率”，对我来说，变成最难理解的一个词了。我认识许多青年，都夸耀自己直率！……有些人自命不凡，令人无法容忍；还有一些很粗鲁；就连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听就假……一般来说，凡是自信而缺乏批评精神的青年，无不以直率自诩。
在直率和“放肆”之间，造成多大混乱！直率，在艺术上只是在难以允许的时候，才引起我的兴趣。只有非常平庸的人，才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他们个性的直率表达方式。须知一种新的个性，只能以新的形式，才能直率地表达出来。我们个性的话语始终特别难，犹如尤利西斯那张难以拉动的弓箭。
雅姆的自傲。
令我为难，就像面对一种失衡、一种缺陷；允许他如此，也只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不是他本人。弄清楚什么不是自己，他称这为： 讨论，而他天生就厌恶讨论。有一天，什沃伯不慎对他说，他认为《若望·德·诺阿里厄》比《赫尔曼与窦绿苔》更美，雅姆就得出结论，他比歌德伟大。他头脑没有闪过一丝念头，想到贸然这样比较的人，将《若望·德·诺阿里厄》视为雅姆最优秀的作品。然而，在歌德的作品中，《赫尔曼和窦绿苔》算什么呢？不管这篇长诗多么完美，将它抹掉，歌德的作品也看不出贫乏多少。
“《若望·德·诺阿里厄》，”雅姆写道，“除了我在诗中不想表现任何哲学之外，据什沃伯讲，并且按照我的说法，它是在《赫尔曼和窦绿苔》之上。”
有一种直率，旨在尽量看真切，而雅姆永远也不会了解这种直率。“如果水折弯一根木棍”，他的思想绝不会像拉封丹所讲的，能把它“直过来”。我很清楚，要握住诗意，就绝不能让理智过快地干预进来，而调整判断，往往就是歪曲感觉；不过，艺术也许旨在维系完全新鲜的感觉，但愿什么也不能阻止这一点。这个头脑的配置多奇特啊！别人无法指责他什么，大家明显地感到，审查的能力会姑息他。他对自己也同样不想看真切了；况且，他对自己的天才如果少几分信念，天才也就会相应少几分。
这些我讲得模糊不清。简言之： 要当诗人，就必须相信自己的天才。要成为艺术家，就必须怀疑自己的天才。真正的强者，他身上这个势必增益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