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章掉书袋气太重，不会是信笔写下来的。当我们突然又读到了“女人们的微笑和大水的波动”，读到了“像那些身穿暗土色的装裹，安放在灰白色石块中间的死者一样，有一大套讲究的装饰”，我们马上想起来自己也有耳朵、也有眼睛，也想起了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英文词汇曾经充塞于一排排大部头的卷册之中，而其中的许多单词又是不止一个音节。而在当代活着的英国人当中，只有一位出身于波兰血统的先生才看过这些书。自然，这种语言上的节制也使我们免掉了许多大块文章、虚饰字面，免掉了许多神气活现地摆架子、云天雾地地说空话；为了当前占优势的严谨而冷静的文风，我们得甘心情愿地拿出布朗爵士的华丽辞藻、斯威夫特的遒劲气势来做交易。
文章这么一直写下去。可是，种种噪音震得我们晕头转向，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了。对比之下，我们觉得写作艺术正是以对于某种思想的强烈执着为其支柱的。正是依靠着某种思想，某种为人深深相信、确切领会并因而获得文字表达形式的思想，那一大批性情各异的作者，包括兰姆和培根，比尔博姆先生和赫德森，维尔农·李和康拉德先生，还有莱斯利·斯蒂芬、巴特勒和沃尔特·佩特，才能到达那遥远的彼岸。而在将思想化为文字这件事情上，形形色色的才士高手曾经起过或则促进、或则阻挠的作用。有人惨淡经营，勉强通过；有人凭借好风，直上青云。但是，贝洛克先生、卢卡斯先生和斯夸尔先生对于任何思想都缺乏热烈的执着。他们面临着当代的共同困境，即缺乏一种顽强的信念——只有它才能将短暂人生的声音透过个人语言所构成的烟雾迷蒙的领域，提升到永恒联合、永恒融洽的国度。一切定义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是，一篇好的随笔必须在我们身边拉下一道帷幕，这帷幕一定得把我们围在当中，而不要将我们挡在外面。
随笔里容不得任何文学杂质。无论用什么办法，刻意求工也好，浑然天成也好，两者互相结合也好，随笔总要弄得纯净才是——纯得像水，纯得像酒，只是不可流于单调、死板，也不可含有外来的异物。在第一卷里所收录的作者当中，沃尔特·佩特对这一艰巨任务完成得最好，因为，在他动手写他那篇文章（《论莱奥纳多·达·芬奇札记》）之前，他早已想办法把素材进行了融化。他自然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但是，长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并不是他那关于莱奥纳多的学问，而是那种远见卓识，正像我们读过一部好小说，感到其中的一切都使我们看清了作者的整个见解。不过，在这篇随笔里，由于范围严格限制，引证材料又要悉如原状，只有像佩特这样的真正作家才能使得这种种局限反倒产生出自己独具的优点来。真实能给文章以权威；范围狭小，正便于给文章定形并进行精雕细刻；何况，这么一来，为旧时代作家所喜爱而为我们所鄙薄，称之为“小零碎儿”的某些修饰成分也就失去了容身之地。如今，谁也不会再有勇气去模拟过去曾经大大有名的关于莱奥纳多笔下那位夫人的描写，她——
比起传记和小说，尽管随笔理当拥有更多的神来之笔和明譬暗喻的自由，而且还可以不断润色，直到文章表面上每一点都闪闪发光为止，但是，这也包含着种种危险。首先，我们很快就看到了雕饰。
这就是问题所在。说老实话，瑞斯先生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某几位随笔作家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看到许多琐屑无聊的个人癖性在没完没了的印刷品中一点一点地分解，实在厌烦透了。假如说是聊天儿，那当然不坏，这时候作家还不失为啤酒桌上的好伙伴儿。但是，文学是要求严格的。光是可爱、高尚，甚至博学而有才气，都没有用，除非——她仿佛再三重复地说——你首先满足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深明作文之道。
这样的一阵风，对于一部书来说也许还受得了，可是它能把一篇随笔毁掉。不过，要把这些话塞进一部两卷本的传记里倒还合适，因为，在那种书里（我指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一类老版书）容许出格的自由很宽，对于题外的细节隐约暗示一下或者偶然一瞥，也都属于精神享受之列，因此，书里夹杂些乏味的内容、浮夸的话不算多大问题，说不定还自有其特殊的积极价值。但是，这种由于读者的个人意愿，尽量从一切可能的来源非法塞进书里的价值，在随笔里却必须排除。
寂然独坐，陷入沉思——想起了一个个女人的面孔而无动于衷，为许多男子的赫赫功绩所感动亦无妒忌之心，对于事事处处都心怀共鸣却仍安于自己本来的处境和地位——
这就给人一种空虚之感，表明到了文章结尾，作者再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内容可写了。巴特勒采取的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写法。他仿佛说：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想，然后尽量朴朴实实地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就行啦。——在橱窗里陈列的这些海黾，从硬壳里向外伸头露爪的，象征着对于某种既定概念的忠实信守。这样，冷冷淡淡地从一个概念跨到另一个概念，我们穿过了一大片地面；一会儿，看到那个求婚者的伤势严重；一会儿，又想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曾经穿着一双矫形的靴子，在托腾南法院路的蹄铁铺附近大发脾气；一会儿，又想，现在怕是没有人真把埃斯库罗斯放在心上了；如此，等等，穿插着许多好笑的逸闻轶事和一些意味深长的思考，然后，下结论说：他既受人嘱咐，在契普赛大街的观感不得超出《万象评论》中12页的篇幅，他还是就此打住为妙。然而，很明显，巴特勒也像斯蒂文森一样照顾着我们的情趣；而且，把文章写得恰如自己的脾性而又不把这个叫作写作，比起模拟阿狄生的笔调而称之为优秀作品，其实倒是一种艰难得多的风格训练。
瑞斯先生说得对：随笔散文的历史和起源——它究竟肇始于苏格拉底或是波斯人西拉尼——是不必深究的，因为，像一切仍在活泼生长的东西一样，它的现在较之它的过去更为重要。而且，这种文章族类繁衍甚广，其中某些支派已跻身上流，戴上了华贵的冠冕，另外一些支派却流落在舰队街头，只能混个朝不保夕的日子。何况，随笔这种形式可长可短，它能容纳的内容又是千变万化，可以高论上帝和斯宾诺莎，也可以漫谈海黾和契普赛大街。不过，我们若是翻一翻收录了从1870年到1920年英国随笔作品的这部五卷小书，我们可以看出在混沌状态之中似乎仍有某些原则在起着支配作用，而在我们正要考察的这一段短短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着某种类似历史发展的现象。
但是，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随笔作家相互间的差别如何之大，他们仍然具有一点共同之处。一般来说，他们的随笔篇幅比现在的写得要长——因为，他们为之写作的那一批读者不仅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读自己的刊物，而且还有很高的（尽管是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水平，足以评断它的得失。因此，那时候在随笔里就重大问题放言高论也还值得；尽自己力量把文章写好，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先从杂志上高高兴兴地读这篇随笔的读者，再过一两个月还要从书里将它仔仔细细读一遍。但是，读者层从那一小部分有教养的雅士一下子变为一大批不那么有教养的普通人。而且，对于这种变化也不能完全说它不好。在第三卷里，我们看到贝瑞尔先生和比尔博姆先生的文章。我们简直可以说，老式的写法又回来了——随笔虽然缩小了篇幅，文章也不那么讲究声调铿锵，但它倒是更接近阿狄生和兰姆的作品。无论如何，贝瑞尔先生所写的关于卡莱尔的文章和我们假定卡莱尔可能写的关于贝瑞尔先生的文章之间一定会存在着很大的距离。马克斯·比尔博姆写的《一件件的围嘴儿》和莱斯利·斯蒂芬写的《一个玩世不恭者的自辩》之间也很少有什么类似之处。但是，随笔一道仍然生机勃勃，没有什么理由值得灰心丧气。只是情况变了，随笔作家对于舆论界就像含羞草一样敏感，自然是要顺应潮流的。不同的仅仅在于：一个好作家就尽量往好处变，一个坏作家就尽量往坏处变。贝瑞尔先生当然是好作家；因此，我们就看到：虽然他大大压缩了随笔的篇幅，他的抨击倒更能命中要害，他的笔倒更灵活自如了。那么，比尔博姆先生对于随笔到底贡献出什么、又接受了什么呢？这倒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因为这位作家全力以赴从事随笔写作，而且无疑是这一行里的名手。
支配此道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它必须给人以乐趣；而促使我们从书架上拿下随笔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获得乐趣。在一篇随笔当中，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它开头第一个字儿就吸引得我们入了迷，直到看完最末一个字儿才能清醒过来。而在这之间，我们会经历种种的感受：欢乐、诧异、趣味、愤慨等。我们也许会随同兰姆飞向幻想的高空，我们也许会随同冲进智慧的深渊，但是我们切不可从这些境界被人唤醒。随笔，就是要把我们团团围住，用一道帷幕将现实世界遮掩起来。
自然，要把比尔博姆先生只关在一间客厅里，不过是一种愚蠢想法；而让这位必须拿出自己最佳作品的艺术家，一定要做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则不幸且更加愚蠢。在这部文集的第四、第五两卷里根本未见有比尔博姆先生的作品。他的时代仿佛有点儿远了，客厅里的那张桌子已经挪开，看上去倒像是往日的一个神坛，人们曾经在那上面摆过祭品——自己果园里出产的果子，或是自己亲手雕刻的什么礼物。如今，环境又一次地变了。读者仍像往日那样需要随笔，甚至或许需要得更多。那些不到1500字、在特殊情况下也不超过1750字的轻松小品文，在报刊上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过去兰姆只写一篇文章，比尔博姆也许会写两篇文章的材料，如今到了贝洛克先生太先生们要在这里见面谈话，有些事情自然是不便说出来的。
从这部现代随笔选集的第五卷看，我们在欣赏乐趣和写作艺术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为了公平对待1920年的随笔作家们，我们必须肯定：我们颂扬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到过别人颂扬；我们赞美死者，也不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在皮卡迪利大街
收入这部文集的以1920年为下限的随笔文章，可能算不得这些作家的最佳作品。不过，我们若把像康拉德先生和赫德森先生这样的偶尔写写随笔的作家排除在外，而专门注意那些以随笔写作为专业的人们，可以看出他们由于环境变化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每周写，每天写，写得要短，要为那些在早晨匆匆忙忙赶火车的人们而写，也要为那些在傍晚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人们而写——这对于那些心里明白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坏文章的人来说，是一件伤心的工作。他们这么样写着，但是本能地把一切可能会由于跟公众接触而受到损失的宝贵内容统统抽出来，免遭伤害，同时也抽出了那些可能刺疼读者皮肤的东西。这么一来，如果我们把卢卡斯先生、林德先生或者斯夸尔先生的作品全部拿来读一读，就会感到一种共同的灰暗情调笼罩一切。他们跟沃尔特·佩特的精美绝伦，跟莱斯利·斯蒂芬的直言无忌都相距甚远。本来嘛，要把美和勇气塞进一栏半的篇幅里，同将危险的酒精装进一只小瓶子里一样；要把思想纳入短文章里，也像把牛皮纸包硬塞入背心的小口袋里，一定会把匀称性毁掉的。这些作者是在为一个友善、疲劳而漠不关心的社会而写作。奇迹在于：尽管如此，他们至少仍然在不停地为写出好的作品而进行尝试。
我们还要指出这一段，说它不好，因为它写得松散、花哨、俗气：
“几天前，在芬顿集市上出现了一个牧羊人。他是带着羊群从东方、由路易斯那边来的。他的眼睛里还流露出对于远方地平线的回忆——那使得牧羊人和山民的眼神跟别的人们都不相同……我跟着他，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因为牧羊人谈起话来也跟别人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