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扶着铸铁的栏杆鱼贯上楼，谁也不出一声，因为这些人了解言语的价值，一般不肯轻易说空话。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台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发出惨淡的黄光。当他们经过时，就可以辨认出这所住宅每家住户门上标着的姓名职业。他们先后经过保险公司职员的宿舍和办公室，助产士家，精洗女工家，“代销处”，以及动鸡眼手术的大夫之家。他们默默经过这些地方，目光中虽无轻蔑的表情，但十分冷漠。他们毫不停留，接着又信心十足地登上一个狭窄的幽暗得像矿井一样的楼梯间，那边，在楼梯尽头处的上方，闪现着一丝微光，这是最高处发出的一抹摇曳不定的微光。
他们有的人彼此相识，便相互打起招呼来。其中有一位波兰画家和同他住在一起的苗条的少女；一位抒情诗人，他是一个颀长的、蓄有黑胡子的闪米特人
小说家东张西望，想找丹尼尔。
一个额头宽阔、神态亲切的少年前来开门。他穿的是一套蓝色的新衣，脚上的靴子亮油油的，手里拿一支蜡烛，斜瞧着他们穿过又小又暗的走廊，来到一个没有糊壁纸的、阁楼似的房间。这里除了一个木质的衣帽架外，空无一物。少年做了一个手势，喉头里还叽里咕噜发出一些声音，示意他们把衣服放好，可一句话也不说。当小说家怀着一般的同情心向他提一个问题时，真相大白：原来那少年是个哑巴。接着，他擎起蜡烛照着客人重又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房门前面，把他们一一引入室内，跟在最后面的是那位小说家。他穿着小礼服，戴着手套，决心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同在教堂里一样。
索娅是那位富家太太的女儿，在小说家心目中，她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尤物，一个富有教养的才女，是高等文化的理想化身。他两次提到了她的名字，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名字说出口来，真是其乐无穷，非笔墨所能形容。
突然，一位有钱的夫人也赶到了。她是因为某种业余爱好而经常出席这类集会的。她乘华丽的双座马车从城里赶来，离开她那豪华的邸宅，邸宅里有的是织花壁毯，门框也古色古香，显得金碧辉煌。她一口气走上楼梯，来到门边，珠光宝气，异香扑鼻。她穿着一件绣黄边的蓝衣服，红棕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巴黎帽，金黄色的眼睛嫣然含笑。她上这儿是由于好奇，由于无聊，由于爱好体会各种生活的滋味，由于对一点儿不寻常的一切东西怀有好感，也是由于娇滴滴地让自己放纵一下。她向丹尼尔的妹妹和曾在她家里作客的小说家打招呼后，便在窗龛前的长凳上坐下来。她坐在“多情种子”和长相像袋鼠的那个哲学家中间，仿佛理所当然似的。
小说家十分激动，今天他正好穿一身像样的装束，真是谢天谢地！她多美呀！他想。她真不愧是那个女儿的母亲哪。
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一阵阵喧闹声，门开了，一下子又猛地关上。在这群乘客面前，在烛光下，出现了一个穿深色上衣身材矮小，体魄结实的青年：他就是来自瑞士的小伙子。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向全室扫视了一眼，然后迈开大步走向凹室前面的石膏柱旁。他在平台上的石柱后面站停，劲头十足，仿佛两脚要在那边生根似的。他一把抓起顶上横着的一卷手稿，立即朗诵起来。
“您就送她一点儿花吧。”
“谢谢！”他说。“谢谢！我会送的！”可他在暗自思忖：“一点儿花吗？我真想送一束哩！大大的一束！明天吃早饭前，我就乘马车上花店！”——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了。
他真的变得生气勃勃了。
“我不爱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她答道。“也许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或者类似天才的人物。”
某些区域颇不寻常，某些头脑与众不同，而某些人的思想境界也颇为罕见，既崇高，又贫乏。在大城市邻近郊区的某些街灯稀少、警察三两成行的角落里，往往有那么一些房屋，你上楼后到达的终点就是歪歪斜斜的顶楼，顶楼上住的是面容苍白、才气横溢的青年人，他们是睡梦中的犯罪分子，常常在胸前叉起胳膊，低头沉思。有时你到达的终点也许是一个简陋而装饰得别有风味的工作室，一些孤独而富有反抗精神的艺术家在那儿吞云吐雾，他们心力交瘁，嗷嗷待哺，但又目空一切，正在为一些激进而不着边际的思想绞尽脑汁。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冷酷、纯正和虚无。他们不作妥协，不予让步，不讲宽容，谈不上什么节制和价值。这里的空气如此稀薄，纯洁，生活的瘴毒再也不会繁育滋长。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倔强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自我”高于一切的绝望情绪，以及自由、疯狂和死亡。
“我会代您转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