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让我干什么呢？”
“嘘……嘘……”他小声地说，而且像是朝着坎塔格留欣话音来的方向赔礼道歉似的，谦恭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低声对我说：“该让他睡觉，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养精蓄锐，至少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饱口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再说，我要讲的似乎对您都讲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只是有一个缺憾，没有太太们在场，”他深深叹口气，接下说，“一个光棍的宴会——不然的话，我们这伙人就热闹了。您瞧，您瞧，”他猛然喊了一声，“科泽利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汉子，留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出过国的……他一贯姗姗来迟。我对您说吧，他是一个很笨的家伙，一个人能抵两匹商人的马。您可能会看到的，他对我们这些人说话可傲气了，但面对我们的太太小姐们的亲热殷勤，他会露出大度的微笑……他有时也说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路到这儿住几天的；他是怎样说俏皮话的呀！简直像钝刀割纤绳。他很不喜欢我……我去向他打个招呼。”
甜蜜蜜的地主放声大笑。
“往下说呀，我的朋友，唉，往下说呀，”卢皮欣接过话说，“您哪，可能会被选做法官，一定会选上的，瞧着吧。当然啰，到时候会有人，比如说陪审官，替您动脑筋的；可不管怎样，总得要说话嘛，哪怕会说出别人的见解也好嘛。说不定省长来了，问道：‘为什么这个法官说话结结巴巴的？’别人会回答说：‘他得了麻痹症。’省长会说：‘给他放放血吧。’在您的地位上这就不体面了，您自己也明白。”
“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躺着，躺着，然后才睡着。”
卢皮欣尖声地大笑起来。
“瞧瞧，”我心想，“他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
沃伊尼岑把我领到一位小个子跟前，此人长着高高的额发，蓄着小胡子，穿深棕色燕尾服，系花领带。他那急躁的机灵的外貌的确流露出聪明和刻毒劲。那飘忽的讥刺的微笑不断扭曲着他的嘴唇；那眯缝着的黑色小眼睛在长短不齐的睫毛下显出果敢的神色。他的身旁站着一个身躯宽阔的地主，有一股软绵绵甜滋滋的劲儿，真可谓是块蜜糖，而且还是个单只眼。他没等这位小个子说俏皮话就先笑着，好像高兴得要化了。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个爱逗趣的人，他的大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我们认识了，初次见面，互相客气了几句。
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要不，我还是对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事吧。结婚嘛本来是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得闻一下鼻烟了。”
“我的确未曾有幸……”
讲故事者猛一下转过身去，把头埋进枕头里。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二、……这二嘛，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请讲讲吧。”
Gef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听？”他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我，“或者就讲讲我一生中几件有特色的事岂不更好？”
“其实，”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后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壮志凌云呀！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初，自己曾经多么的自负呀！在国外时我非常谨慎，总是独往独来，我们这种人应该如此，可是我们这种人总是在钻研，钻研，而到头来什么也没弄明白！”
“凭什么？单凭您说话的声音就可明白；因为您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的……可我完全不是您所想的那样……”
他低了一会儿头。
“我的一个冤家对头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跟前说，“您看见那个褐色脸皮，头发硬如鬃毛的胖子了吗？也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贴着墙走路，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家伙。我卖给他一匹值一千卢布的马，他只付我四百卢布，这个不哼不哈的家伙如今倒满有理由瞧不起我了；其实，他非常缺乏理解力，尤其是在早晨，在喝茶之前，或者刚吃过饭之后，如果对他说‘您好’，他就反问：‘什么呀？’……瞧，有个文官来了，”卢皮欣继续说，“一个退职的大文官，破了产的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有一座生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反了……不过您会明白的。啊！那建筑师也来了！是个德国佬，留着小胡子，业务上一窍不通，真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他干吗非得懂行呢？只要有贿赂可拿，替我们的柱子贵族多竖些柱子不就得了！”
“古怪的人，古怪的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又接下说……“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可实际藏书网上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古怪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要模仿别人的……真是！我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在模仿我读过其作品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累极了；我过去学习、恋爱，后来结婚，似乎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似乎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像在学功课——谁分得清呢！”
“您是想说，我让您开心……那更好了……这样吧，我先对您说明一下，这儿的人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就是说，有些人在闲扯旁的无聊事中偶然提到我的名字时，就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太没有人关心。’他们无非是想刺痛我……我的天！他们若能知道……我之所以潦倒，就是因为我一无古怪之处，除了有时有点冒失，像我眼下跟您这样聊天，可是这种冒失根本算不了什么。这是最廉价最低级的一种古怪。”
“就是呀，就是呀，”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是这样。”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了开来，又说起话来，一边摇晃着打开了的鼻烟盒。
“这太不像话了，”坎塔格留欣先生在隔壁房间里用刚睡醒的声音叽叽咕咕说，“哪个傻瓜三更半夜还聊大天？”
“哼……为什么事吗？就为这个：我敢断定，您把我当作傻瓜。”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古怪的人才能活在世上；只有他们才有生活的权利。有人说：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瞧见吗，”他低声插了一句，“我的法语讲得多地道。我觉得，即便你的脑袋大，装的东西多，你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紧跟时代——然而没有一点你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就是一无所有！只不过是世上多了一个储藏普通物品的地方而已——谁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满足呢？这可不行，哪怕你蠢，也得有自己的蠢法！要有自己的味儿，自己的原味儿，这样才行。您别以为我对这种味儿要求很高……决不是的！这样的人多得很：无论你朝哪儿瞧——都有古怪的人；任何一个活人都是古怪的人，可我不在其内！”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老实说我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讨厌那些地主老爷，也讨厌去啃书本；那些晃着鬈发、热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体臃肿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们，自从我不再胡诌乱扯、不再夸赞她们以来，她们对我就毫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过日子……我就开始，您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常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似乎很醉心于自轻自贱，故意招来各种无谓的侮辱。斟酒添菜时落下我，接待我时又冷淡又傲慢，到后来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谈话时甚至不让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里对随便一个愚蠢透顶的饶舌鬼唯唯称是，像这样的家伙当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尘土或者我的大衣边都会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让自己去想，我怎样沉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满足……算了吧，孤孤独独的，还谈什么讽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
他在床上蹦了起来，气得直咬牙，并低声嘟哝说：
有些细节就不必向读者赘述了，比如，如何请这位显贵坐在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之间的那个首席上（这位省贵族长是个带有洒脱而尊严表情的人，跟他那浆得很挺括的胸衣、肥大的坎肩和装着法国烟丝的圆形烟盒相称之极）；主人如何张罗、奔忙、敬客，在经过显贵身边时如何朝他的脊背微笑，如何像小学生似的站在角落里，匆匆地喝点汤或吃块牛肉；仆役头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花的一俄尺半长的鱼，穿着号衣的仆役们如何神情严肃，板着脸把酒端给每个贵族，有时端上马拉加酒，有时端上马德拉酒；几乎所有的贵族，尤其那些上了岁数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的一杯一杯地喝；如何砰砰地打开一瓶瓶香槟，如何举杯为健康祝酒——这一切读者大概都非常熟悉。不过依我看，那位显贵在全场欢快的肃静中讲的一段趣话倒特别值得提一提。有一个人，似乎是那个破产的大文官吧，他对新文学知道得不少，他谈起了妇女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呀，是呀，”那显贵接过话说，“的确如此；对青年人得严加管束才是，要不然他们一见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疯的。”（全体宾客的脸上掠过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露出感激的神色。）“因为青年人很蠢。”（这位显贵可能是为了表示庄重吧，有时就改变一些词的重音。）“就拿我的儿子伊万来说吧，”他继续说，“这傻小子刚到二十岁，有一次就突然对我说：‘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先去服役……”于是他就垂头丧气，哭鼻子……可是我……’就不理那个……”（显贵说“就不理那个”这话时，似乎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肚子说的；他沉默了一下，神气地瞥一下邻座的大文官，而且把眉毛扬得老高，高得出人意料。那文官愉快地把脑袋稍稍向旁边侧了侧，把对着显贵的那只眼睛异常迅速地眨巴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显贵又说了起来，“如今他自个儿给我写信说：‘爸，谢谢你教育！我这傻瓜……’这种事就得这样处理。”不用说，全体宾客完全赞同这位显贵的高见，而且似乎由于获得快乐和教益而兴奋活跃起来了……宴席散后，大家站起身来，带着更大的，但仍然合乎礼貌的，仿佛是这种场合所允许的喧闹声拥向客厅……接着坐下来玩牌。
“恰好相反，”我急忙回答说，“我很高兴跟您聊聊。”
“唉，本来嘛，本来嘛……那么，你干吗要跑到外国去学呢？干吗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倒可能认清生活的要求，认清未来，也可能认清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么也胖不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他沉默了片刻之后继续说，“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那么，跳蚤会在哪儿呢？”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
卢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蓦然间整个房子里弥漫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那位显贵人物光临了。东道主急急忙忙奔到前厅。跟着他跑去的还有几个忠实的家人和热心的宾客……喧闹的谈话声变成了轻柔欢快的絮语，仿佛春天里的蜜蜂在自己的蜂房里嗡嗡欢鸣。唯有一只喧闹不休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神气活现的雄蜂——科泽利斯基没有降低嗓门……终于蜂王进来了——显贵进来了。一颗颗心都飞过去欢迎他，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就连那个以廉价买下卢皮欣的马的地主也把下巴贴到了胸前。那位显贵威风十足，频频向后晃着脑袋，仿佛在点头致意，他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句话前头都带一个“啊”字，而且是以拖长的鼻音发出的；他带着极其生气的神色瞥了一下科泽利斯基公爵的大胡子，并向那个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了产的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把自己因没有来迟而深感高兴的话说了两遍，然后大家都朝着餐厅走去，要人们走在前头。
“我还没有结识您的荣幸呢，”我回答说，“您凭什么可以断定……”
“不过，”他很激动地往下说，“我不愿让您对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愿这样！她是一个顶高尚顶善良的人，一个懂得爱的、能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不过我对您应当说实话，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这里跟您聊天了，因为我家库棚里的木梁至今还在，我好几次想在那里悬梁自尽呢！”
“您愿意跟我打个赌吗？”他突然用很响的声音说了起来。
讲故事者一出溜就钻进了被窝，胆怯地朝外瞧着，用一个手指警告我。
“把我当作乡巴佬，当作大老粗……请您说实话……”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儿。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爱说俏皮话，”他在谈话中对我这样说，“您别信这个。我这个人只不过怨气盛，常出声骂人，所以我显得很放肆。说实在的，我干吗要斯斯文文呢？无论什么人的意见我都看得半文不值，我也不求什么；我是恶人，这有什么呢？恶人至少不需要费脑筋。做恶人挺痛快的，您大概不信吧……喏，比如，您就瞧瞧咱们这位东道主吧！他何必这般东跑西跑，时不时地看表、微笑、冒汗、装出正经八百的样子，而让我们饿着肚皮呢？一个达官贵人——有什么稀罕！您瞧，瞧，他又在跑了，还一瘸一拐的，瞧瞧呀。”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仪表很不雅观。我常常被拉过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入库尔斯克省希格雷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
“不，不是怜惜；不过我喜欢一切都合乎情理。”
他坐了起来，交叉起两只胳膊；他那睡帽的长长影子从墙上弯折到天花板上。
“我一向都不想睡。”
他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