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之所以能创造和发展生产力、改造自然，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的力量。要想一个社会呈现出生机，必须有活跃的思想，而活跃的思想离不开宽容的表达机制，要有可以讨论、争论乃至可以发表错误的言论的舆论氛围，只有这样的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才可能有活跃的思想产生。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有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也才能够活跃激发人们的思想，只有思想的多元，才有思想的活跃，只有思想的活跃才能解放人，只有人的解放才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思想的载体是语言和文字，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不叫思想，不为人知的思想没有社会意义。

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等新闻与宣传媒体，都是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承担着特殊重要的责任，没有思想的发表，就没有思想的解放。30年前的思想解放正是率先由报刊媒体发动的，才有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才有了改革开放进步的30 年。

所以说，新闻与宣传媒体的思想解放尤其重要。但是在我们这个专制统治了数千年的国家里，“祸从口出”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文字狱造成的深重灾难和精神恐惧还远未在人们脑海中消失，即使是在今天，任何人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往往首先就会想到自身的安全，这是旧中国旧传统旧体制专制文化留给我们的遗毒，即使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遗毒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无庸讳言，这些都是曾经和继续阻碍我们解放思想的最严重障碍。

所以有人说，媒体这个职业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岗位了。很多媒体的编辑们乃至总编们，拿到稿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是否符合“上意”，发表是否安全，是否有不“统一”思想的嫌疑，而不是看稿子是否说真话，触及了真实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真理往往是尖锐的，文字犀利，观点鲜明恰恰可能是稿子（也就是思想）被“枪毙”的理由。有的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干部，写东西发表文章宁肯按照上级领导曾经说过的口径和语言甚至照搬词汇，如果不是这样他宁可不发，因为这样“稳当”，套话大家说，我要说了不一样的就是标新立异，其中再有新的内容很有可能不符合“上意”，那就危险。现在许多报刊上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往往前面是套话，中间是空话，最后是废话，有多少是直指问题、说明问题的？为什么如此？是人们真的不会说话了吗？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吗？可凡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大概都知道甚至传播过那些被称之为“段子”的文字，从文字到思想，其中不乏相当精彩的内容。这说明了什么呢？

作为思想表达渠道的报刊媒体，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禁忌，顾虑重重，自己不能也不敢解放思想，这个不能登，那个不敢登，这个不合那个“指示”，那个不合这个的“精神”，抱残守缺，这要砍，那要裁，刀削斧劈，甚至根本干脆“稳”字当头，为了求“稳”，刊登一些说了好象没说，说了也白说的永远“正确”的套话、空话和废话，长久以往，人们不再去动脑子思考问题，如此下去，完全可能真的丧失思想的功能了。思想的动力没有了，哪里还能解放思想？哪里又还有能力去创造和解放生产力？

表面看来，这样舆论统一了，纪律管用了，思想稳定了，其实不然，问题依然存在，压制下去的后果只能是更大的爆发。近来连续爆发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

如此这般，新闻与宣传媒体怎么能引导和推动思想的解放？

什么是解放思想？就是敢于打破在精神深处束缚我们的思维模式，言论模式和发表思想的种种禁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公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要解放生产力，凡是有碍于解放生产力的禁忌，无论是来自于哪方面的限制，也无论是什么人说的，都应该坚决的改！要向30 年前的先辈们学习，敢于冲破种种禁忌和限制，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没有整个社会舆论的七嘴八舌，没有自由的对各种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没有允许说错话甚至发表不同的反对意见的氛围，思想解放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空话。

一方面在口头上号召大家积极解放思想，一方面却对新思想的发表加以实在的限制，甚至横加干涉，粗暴对待，以许多过去的条条框框、以某些领导的意旨，以已经不合时代进步的思维定势为标准，怎么能解放思想？如果人们到处在说解放思想，而发表思想的渠道却被诸多的限制堵塞，解放思想其实也已经成为了新的套话。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作为思想发表的载体，新闻与宣传媒体肩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是积极地排除各种思想阻力，为新生事物的诞生鼓与呼，为改革的深入鸣锣开道，还是继续墨守成规，关系到全社会整体的思想解放，关系到是否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系到我们能否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所以说，这一轮的思想解放，新闻与宣传部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勇敢地肩负起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当然，解放思想，活跃全社会的创造能力，更重要的还是要建设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法治环境，保护全体公民合法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