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叙利亚3岁男孩艾兰(Aylan)躺在土耳其海滩上死亡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一名儿童溺水事件结束了人们对欧洲海岸难民大量死亡的冷漠态度。

道德研究员卡梅伦·达利尔说，冷漠不一定要以这种方式结束。

斯大林曾经说过:“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但是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公认的受害者似乎很容易引发同情和怜悯。然而，大规模受害者的数量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很难触动我们的心弦。

心理学研究表明，与群体受害者相比，人们更有可能同情、怜悯和捐赠更多的财产给个人受害者。

这个月，在一个对难民充满冷漠和敌意的夏天之后(尽管他们多次大规模溺死在地中海)，公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全世界都在为一张叙利亚男孩的照片哭泣，这名男孩在试图从土耳其穿越到欧洲躲避灾难时死亡。

3岁的艾伦·库迪

这张照片的公布引起了公众对这些难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自前几个月发生许多类似死亡事件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我们同情一群有眼光的受害者，却同情许多不同的情人呢？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很难同情这个群体。正如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所指出的，“人们很难同情70亿奇怪的难民，也很难向从未谋面的人表达对孩子、朋友和爱人的关心。”

同样，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认为，“我们同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同情疲劳、冷漠和漠不关心就会产生。”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和关注特定受害者的痛苦。然而，当受害者人数众多时，很难甚至不可能获得这种同情。

数百名志愿者欢迎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中央车站的难民。(照片来源:费利克斯·休斯曼/德穆ix网站/新闻机构照片)

如果同情和怜悯对大规模伤亡不敏感，那么这些道德情感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对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基本的能力限制问题呢？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当受害者人数增加时，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增加。然而，这反过来会让人们担心帮助这么多人的经济成本和情感成本。这对人们来说可能太贵了。这些成本只是沧海一粟，想到这些成本就会让他们痛苦不堪。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可能试图抑制自己的情绪来避免这些成本。

正如特蕾莎修女所说，“如果公众正在受苦，我将无法伸出援手。”

在实验中，受试者将看到一张或八张来自苏丹达尔富尔的儿童难民的照片。一半的受试者被告知，他们将不得不稍后向难民捐赠一些钱。这项研究的结果证明，当人们预见到需要进行昂贵的捐赠时，我们对大量受害者的同情就会崩溃，当这种期望被消除时，同情心就会回来。

我们可能会有意识地产生这种情绪上的警惕，例如，我们会直接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以避免在街上进行募捐活动。然而，这种警告也可能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情况下本能地发生。例如，医生可能会自发地抑制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被同情淹没。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将大规模难民事件与我们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我们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同情和怜悯的限度可以根据人们想要感受的感觉而改变。

为了在大规模危机面前刺激亲社会行为，展示身份令人不安的受害者的照片可能不是改变公众意见的唯一途径。

或许如此，研究人员可以问人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对大规模灾难做出反应，并找出他们的动机。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钱包或者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可以试着缓解这些担心。卡梅伦的实验室正在做相关的干预研究，看看这个想法能否实现。

事实上，尽管人们通常缺乏对大规模苦难的同情，但冷漠是可以避免的。

(蝌蚪君是由新闻科学家、前作者达里尔·卡梅隆、译者王哈-哈编辑，与源蝌蚪工作人员一起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