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刚刚过去，现在这种消费的“狂欢”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节日”，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今天，这种现象并不罕见。然而，近一百年前，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剁手是一种需要全方位能力的行为，如经济能力、识别能力，甚至文化视野。

在20世纪初，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化学者往往赚了不少钱，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现在回想起来，不难发现他们消费的一些商品甚至延续至今，这让人发笑。

鲁迅在领工资前买零食。

鲁迅对吸烟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烟的“大绅士”是许多艺术创作中的经典形象。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当鲁迅熬夜写作时，除了提神的香烟之外，他还必须有一种必需品:零食。

鲁迅喜欢买零食，尤其是像蛋糕和糖果这样的糖果。早年在南京读书时，我经常去下关的糖果店，花23美分买一瓶进口糖蜜。很长一段时间，店主看见他进了门，没有打招呼，他先从架子上取下了装糖的大玻璃瓶。在日本学习后，鲁迅最常吃的零食是花生，他必须每天用一张大报纸包起来扔掉。有时，当他支付翻译费时，他也买一些精致的日本点心来满足他的渴望。例如，被称为“羊汤”的砂糖小豆糕——类似于老北京的羊肝汤——被日本朋友买下，送回国后享用。

布居在北京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30岁的鲁迅在买零食时，忍不住“提高消费”。在他的月薪日，他会去一家法国面包店，花2块钱买40个法国小蛋糕。他们中的一些人献身于他们的母亲，而另一些人则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像现代白领在获得报酬后奖励自己的行为一样。除了这个“无限回购”蛋糕，鲁迅还喜欢探索未知的品种，有时不可避免地要缴纳“智商税”。例如，有一次他买了一种叫“乌布里”的新小吃，法语叫“勒饼干肉饼”。当他打开它时，发现是一个煎蛋卷。

你不仅要在发薪日砍掉你的手，而且即使你出去做生意，鲁迅总是喜欢买一些便宜的糖果和小吃来满足你的渴望。鲁迅的二哥周作人在他的文章《北京的茶和食物》中回忆了他们刚到北京时在街上寻找美味糕点的经历:“但是，我们对北京的情况不是很熟悉。我们只是随便去了一家糕点店买了一些吃的，但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美味的蛋糕。”那时，他们住在南板胡同的绍兴会馆。前门的林佶洋行和坎农吉街的稻香村都是他们经常光顾的糕点店。从1913年到1915年，鲁迅在日记中清楚地写道，他去稻香村买过15次小吃。虽然鲁迅来自南方，但他非常喜欢满族小吃“萨基马”。他认为它既美味又丰盛。他买了一包放在书房里，可以从早到晚吃。

大栅栏的一家外国公司

因为喜欢吃甜食，鲁迅年轻时就有牙齿问题。1913年5月初，他收到了日本“海涛”的羊汤。他高兴地和同事们分享，一口气吃了半盒。然后他牙疼，第二天不得不去王府井看牙医。在那一天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我下午去了王府井的牙医徐靖雯的办公室，同意补四颗牙...从稻香村买了一块钱的饼干显然，我去看了牙科疾病。在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稻香村，但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块银饼干。当贪婪的臭虫爆发时，它被认为是“冲动消费”。这还没有结束。一周后，他补牙了。出院后路过林佶外企时，鲁迅高兴地“买了一块钱的饼饵”。他看起来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看到美味的食物时，总是想马上就买下来。

《鲁迅日记》就像一本连载的书，里面有许多欢闹的囤积食物的经历。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破砖，摔倒了，膝盖以下。然而，他还是坚持买些蛋糕，一瘸一拐地回家擦药。“晚上，我和五六个同事去学校旅行，打碎了砖头，滑倒在地上，伤到了他的右膝盖，然后停下来，买了些蛋糕诱饵回来，在伤口上涂了碘酒。”在腿部受伤并涂了一些碘酒之后，鲁迅每天购买零食的旅程就不应该被推迟或改变。另一次，他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午的资料，什么也没找到。回家的路上，他豪爽地买了12个馒头。直到这时他才感到平静:“我去图书馆看书，什么也没找到。买十二个馒头，然后回来。夜风会停的。”鲁迅来自绍兴、江苏和浙江，被称为“包子”，实际上是带馅的包子。我们不知道鲁迅那天买的那十二个馒头的馅是什么，但它们在他手里又重又热，多少安慰了他那种找书无果的失落心情。

除了买蛋糕，热爱甜食的鲁迅也喜欢买水果。1912年刚到北京，正好赶上北方瓜果的九月丰收。一天午饭后，他和朋友去什刹海喝下午茶。当他听说杨佳园卖新鲜葡萄时，他兴奋地走过去买:“晚饭后，他带着米饭去什刹海的孙埠喝茶，然后他去杨佳园买葡萄。也就是说，他在棚下吃了它们。当他回到市政厅时，已经是5: 30了。”葡萄销售商现在正在采摘和销售。他现在又买又吃。他一时无法抗拒。

后来，鲁迅离开北京，搬到上海，仍然没有改变他买零食的习惯。半夜伏案写作时，我听到巷子里传来“薏米、杏仁、莲子粥”和“玫瑰、白糖、伦琴蛋糕”的叫声，我常常“忙得一天到晚写不出任何东西”。关于爱吃零食，鲁迅也写了一篇名为《零食》的文章来说明原因，说“只要你胃口好，你可以从早到晚吃，但如果你胃口不好，你也可以，因为它没有鱼和肉那么大，而且重量很小...你可以在闲暇时享受健康和美味。

胡适在购买二手车时遇到次品

有趣的是，胡适虽然出生在一个徽商家庭，有很好的赚钱能力，但对投资和财务管理却一无所知。他很随意，一个月内要花37银元买一辆黄包车。那时，北京的人力车司机一年挣不到90元。胡适考虑买一辆私家车，因为他既有交通的迫切需要，又有在美国开车的经验。那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没有起步，汽车都是进口的。福特、别克和雪佛兰是最常见的美国品牌。1930年，福特T型车在北京市场的最低售价是“1160两银子”，相当于胡适两个月的收入，这并不难负担。然而，胡适一生中的第一辆私家车是一辆破烂的二手车。这不是因为他可以靠紧缩的预算生活。他被“杀害”的原因很简单，“人们都很愚蠢，而且钱太多”。

胡适从一个朋友那里买了这辆车。一个朋友把他的车卖给了他，因为他想出国，只得到45银元(只比胡适每月的人力车钱多一点)。胡适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他不假思索就买了第一辆私家车。谁知道，这辆车有一个漂亮的架子，其实有很多问题，甚至连最基本的启动都变得困难。今天我们经常说我们喜欢提到新车。胡适实际上雇了几个搬运工，从他朋友家一路“提到”那辆不可移动的二手车，费了很大力气。

当时，中国人对汽车的理解很简单，整个行业还不成熟，汽车在路上熄火的现象时有发生。胡适起初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认为这只是偶然的问题，所以他安排工人修理汽车。然而，他没有想到，由于汽车很少见，汽车修理工是一个全新的职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很少有人知道如何修理汽车，而且费用极高。结果，修理这辆车花了几十块钱，但总有问题——一是因为二手车本身有缺陷，二是因为这辆车的主要说明都是外文的，普通中国人根本听不懂。即使是专业人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有时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后，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实在受不了了。一个狠心的人低价卖了这辆破车，只卖了13银元，还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辆可靠的新车。只有那时，胡适的私家车梦想才得以实现。

胡适与江冬秀

然而，最终购买了新车的胡适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在胡适自己的文章、日记和其他人的交流记忆中，没有关于他买车或买车经历的相关记录。一向喜欢公开自己观点的胡适，很少在人前谈论买车的事，这与现在人们在提到新车后喜欢与朋友和同事分享自己的感受的情况大不相同。原因可能与当时公众对汽车和车主的负面印象有关:

1925年，报纸上以“改善史静市街道交通管理”为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现在北京普通人的生活极其奢侈。他们想花一点钱买辆车，他们想在首都转转，赚点钱……他们得去剧院看梅兰芳，去这家餐馆打一场三元四xi的拳赛。”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买车是傲慢、奢侈和竞争的表现，而各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专横的鸣笛和乱嚷，似乎是特权阶级的真实写照。胡适在北京大学学中文的学生傅斯年·曾璐遇到一辆汽车横冲直撞。他忍不住被溅了一身泥和水。他既厌恶又害怕。他回到自己的宿舍，痛苦地对他的同学们说:“任何开车的人都应该被枪毙！”胡适作为一个一贯重视人权的模范学者，自然不想与这些“枪毙”的达官贵人成为帮凶。因此，买车的问题只是一个沉默和沉默的问题。

福特T型车准备下线

如今，买车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家庭的标准需求。但是100年前，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没有私家车，普通人甚至更少能开车。当时，只有梁思成、徐志摩、朱光潜等少数几个海归在北京文化圈里碰了方向盘。其中，梁思成喜欢玩摩托车，因为他骑着哈雷发生了事故，但他也在每一片乌云中有一线希望。他获得了银辉小姐的温柔关怀和真挚感情。虽然一条腿受伤了，但他也建立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然而，当谈到自掏腰包买一辆私家车时，胡适却起了带头作用，首先是因为他总是敢做天下第一的性格，其次是因为他真的很有钱。

1917年，27岁的胡适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录取，回国参加文学革命运动。他以教授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胡适的月薪是280银元，相当于北京一个四五口人的普通工薪家庭两年的饭钱。除了在工作中获得高薪，胡适还可以获得报酬。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销量很好，上市后两个月内就重印了，四年内印了九版。仅这本书在1923年就给胡适带来了6600银元的版税，相当于他在北京大学教书两年的工资。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被提升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月薪增至600银元。除了稿费等业余书籍的投入，胡适现在的月平均收入相当于5万元，这是当时北京当之无愧的精英中产阶级。

朱自清成了购买字典的一件大斗篷。

在著名的散文《背影》中，朱自清回忆了他20岁时告别父亲北上南京站求学的经历。购买橙子的生动细节显示了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事实上，在乘公共汽车到达北京之后，朱自清也有了一件和他父亲有关的趣事。然而，他从未敢告诉他父亲这件事。许多年后，为了纪念他在北京失败的购买经历，他才悄悄地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文章《买书》。

1917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努力学习，他喜欢参观49个城市的主要和次要书店。如果学生想买书，他们通常不得不从生活开支中省钱。公平地说，如果他们遇到高价书籍，他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思考。1920年的一天，朱自清漫步到琉璃厂的华阳书店。突然，他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他一直想买的最新版《韦氏词典》。再看看价格是14元。从书本身的价值来看，它并不贵，但对于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朱自清来说，他目前手头没有钱。他想去想它，想他的父亲。

韦伯斯特词典

原来，我在家乡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做了一件紫色毛皮水獭领、布艺、小领和杂毛的外套，是用两双马蹄袖拼起来的，花了很大力气。当朱自清离家北上时，他带来了这件缝制在父亲爱情里的自制大衣，它不仅御寒，还表达了一种善良和自我鼓励的感觉。但是此刻，面对一本已经“种了很长时间的草”的字典和天文数字般的定价，朱自清犹豫了一下，决定卖掉他的大衣去买书。他"硬着心肠，拿了一件他结婚时父亲做的紫色水獭领斗篷，去后门的当铺，说是14元"。当22岁的朱自清手里拿着这本沉重的字典时，他不仅为自己的宝贝感到高兴，还有些悲伤。后来，他总是想赎回这件外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能得到它，所以每次他翻字典的时候他都感到很抱歉。

事实上，年轻的朱自清没有买书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关于北京书市图书价格的信息。他被迫“切肉”是不可避免的。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学会了自力更生，并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注于古典文学研究。在阅读和购买大量古籍的需求下，朱自清和书商们变得越来越熟悉，这样他就不用去书店找书和写书目笔记来交了。几天后，一个职员把书送到他的公寓，并支付了现场检查的费用，就像现在的快递一样。这也是当时北京学者和教授圈子里非常流行的买书方式。

朱自清也擅长比较价格，因为他买了更多的书。与此同时，他把对书的需求发送给许多书商，看看哪一本价格合适。有一次，他想找两本高丽的《杜鲁芬韵》。一个书商立即送来了这本书，并索要300元的高价。朱自清看到这本旧书的扉页上清楚地写着前一个藏书家写的“得两两银子”，于是当场拒绝了。第二天，另一个书商只花了2元钱就送来了同样的书，他很乐意马上买下它。后来，他忍不住在文章中抱怨道:“这本书极其不相关，而且价格如此之高。这太荒谬了...北平的书的价格真奇怪。”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迷朱自清和北京的书商们已经打了多年架。就连关于老店主去世和年轻店主被同事欺负的流言蜚语也很熟悉。然而，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自己不擅长买书:“北平是个和我一样的地方，我买的书真的很差。”事实上，除了在书店买书，朱自清还有一个特别的偏好:在寺庙里买佛教书籍。佛寺没有送书服务，所以如果你想买，你必须去结婚。有一次，朱自清特地搭顺风车去西城卧佛寺街的九峰寺买佛经。那是一个阴沉的秋天下午。他从街上下车，走了半天。他没有看到程庚附近的寺庙。街上只有他一个人，这让人们感到非常害怕。后来，我终于找到了这座寺庙，并买了以下几本书来满足我的需要:将明朝引入正统学说，介绍百年佛法和明朝，以及收集译名。“想一想这件傻事很有意思，”朱自清在评论他的寺庙买书的经历时说。

原标题“学者被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