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苏呼米不远的这座炼油厂，一切都显得十分出色： 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乐部（工厂我一窍不通，只有赞赏的份儿）。在俱乐部的一间活动室，照例贴着“墙报”，我们走近前瞧一瞧。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文章，在“红色救援”的专栏里通常有关于国外的报道。而我们奇怪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西班牙的消息，但是近几天来那里来的消息令我们担心。最初的追求就逐渐减弱，进而消失，目光不再向前看了。有人会对我说，这样做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来自侧翼的袭击，很可能就要毁掉他们的事业。然而，从妥协走向妥协，事业也必定受损害。
当天晚上的宴会上，照例频频举杯祝酒。为宴会的所有人和每一位客人健康干杯之后，杰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语提议，为西班牙红色阵线的胜利干杯。大家热烈鼓掌，但是我们觉得仍有点不自然。随即作为应答： 为斯大林干杯。我也举起酒杯，为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政治犯干杯。这回，大家都很坦然，满怀激情地鼓掌。然后，紧接着又为斯大林干杯。由此也可看出，大家都知道，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受害者该持什么态度，而对西班牙的动乱和斗争，全国舆论和个人见解，都在等待尚未表态的《真理报》的指示，在了解其如何看待之前，谁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直到过了几天（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阵巨大的声援浪潮，才从红场掀起，席卷各个报刊，到处组织签名声援和志愿捐助西班牙政府。
在这座工厂的办公室，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幅画，给我们极深的印象，只见斯大林居中，正在讲话，政府成员分列两侧正在鼓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可见，斯大林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边，对他的颂扬，也无一遗漏地纳入所有讲话中。尤其在格鲁吉亚，只要走进一户人家，不管房屋多么简陋，多么肮脏，都能见到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也许原先那正是放圣像的地方。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在制订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系列调整，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极为聪明的灵活性，以至有人不免产生想法： 能不能更大程度地保持连贯性；这种逐步脱离最初的路线，背离列宁主义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更加恪守原来的路线，人民是不是就不必付出超人的努力了。总而言之，大失所望。让人失望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那就是人，是芸芸众生了。经过多少斗争，洒了多少鲜血和泪水，人们企图争取的，想要得到的，并且以为就要得到的东西，难道真就是“人力所不及”吗？究竟是还得继续等待，还得忍耐，还是必须将希望推得远一些呢？这就是在苏联，人们忧心忡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闪过脑海，就已经叫人万难承受了。
与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我们能够就此怀疑，人们当初想得到的不可能马上实现吗？究竟是理想破产，还是碰到意外的困难适时进行无可争辩的调整呢？
我于1910年就写过：“人类并不单纯，必须接受这一点；凡是简单化、一体化的企图，凡是要从外部挤压成形的企图，无论何时都是可憎的，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会滑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须知亚他利雅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约阿施；大希律王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逃脱的神圣家族。”
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哪怕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我认为，倾听反对派别的声音，必要时甚至予以照顾，同时谨防其危害；与之斗争，而不是将其取消，这才是大智大勇。取消反对派……幸好斯大林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