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要申辩，不能把我所讲的话，只看作是一个文学家的要求。我讲思想自由的时候，所指的是另一回事。科学也同样跟着随声附和。
“为什么？……”
在新建的学校里，不适应学习的学生比例特别高，可能达到75%（仍然根据《消息报》的报道）。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64000名学生不得不留级。在列宁格勒，留级的学生有52000名，还有1500名学生留两级。在巴库，成绩不及格的学生，25000名俄罗斯学生中占20000名，而21000名土库曼学生则有7000名（《巴库工人报》1937年1月15日）。此外，还有大量学生逃学。“近三年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所技术学校，逃学者的数量高达80000人次。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24%，楚瓦什教育学院退学率则高达30%。”报纸还补充道：“教育学院在校生也显示出令人极度惊愕的文盲状况。”
假如我只停留在赞赏上，你们绝不会指责我（肤浅）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名副其实肤浅了。
“这有可能。”
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官僚阶级势力大增，根须甚至插进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1936年9月16日的《真理报》，经过调查估计，以农机站的编制人员为例，人浮于事的职员占14%以上。
不过，既然有人向我提出来，我就举出几个实例说明。
我只讲了我观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还要举出一些事例）。本书刚写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报告、数字和统计数据。首先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采用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其次，也因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数据。特别是这类数据这类“图表”（况且我也研究过），在别处也能见到。
不错，到苏联旅行的人，会遇见大量渴求知识和文化的青年。他们的热忱，比什么都令人感动。我们所到之处，都应邀参观了青年所拥有的设施。我们由衷地赞赏苏联政府1936年2月颁布的法令，“要在1936至1937年度，完全扫除文盲，其中包括读写全不会的4000000劳动者，以及2000000半文盲”。然而……
让·彭斯的诚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态度也令人感动
莫斯科的报刊曾经刊登消息，说是短短几个月，我的几种书就卖了四十多万册。我让大家估计一下我的版税率。还有文章，付的稿酬简直太慷慨了！关于苏联和斯大林，我若是写篇颂扬文章，那会发多大的财啊！……
托儿所和幼儿园一般都很出色。然而，根据瓦尔特·西特赖尼的评估，1932年，有1/8的儿童进入托儿所和幼儿园……新计划如果完全实现的话，这种比例能翻一番，即2/8的儿童可以入托或入园。有改善，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不过，工人住房的形势，恐怕越来越严峻。新的建房计划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本来住三人的房间，不久就要住进四个、五个人了。还要补充一点： 近期完工的工人住宅，相当数量建造得很仓促，确切地说，施工极为马虎，并且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可以预料要不了多久，就不能住人了。
总之，既然有人不断要求我们拿苏联的现状同革命前作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受苦阶级的状况，在许多领域都远远没有得到改善。不过，话题还是回到学校问题上来。
小学生练习本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张乘法表：
的确，这很了不起，曾经很了不起。但是，这种说法不再准确了。这一点很重要，因而我要强调。伊翁说得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消失，并不一定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法国无产者最好理解这一点。进而言之。最好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至于苏联无产者，他们开始丧失最终为自己劳动，从而赢得尊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剥削他们劳动的，不再是股东资本家了。然而，他们还照样受剥削，而且剥削的方式还特别狡诈，特别巧妙，特别迂回，弄得冤无头债无主，劳动者不知该向谁算账了。正是他们的超低工资，保证别人拿超出比例的工资。享受劳动成果，享受“超额劳动”成果的，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那些受优待的人，那些红人，那些俯首帖耳、脑满肠肥的人；他们用从劳动者微薄的工资盘剥下来的钱，凑足他们每月10000卢布或更高的收入。
第二季度……259400件废品，
那时对我的批评、抨击和谩骂，全来自右派势力；而你们这些左派人士，那时就不大考虑我明显是“外行”，抓住我那些声明如获至宝，认为正符合你们的方向，可以为你们所用。同样，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赞扬苏联，说那里万事如意，你们也就绝不会指责我这么外行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就在这里抄录伊翁先生列的有说服力的工资表。谁也不敢怀疑此表的准确性：
在1937年1月15日的《消息报》上，我们还能看到：
真的，苏联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给予所有歌颂它的人一种极大的优惠，它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样，文学家拥护政府，拥护如此优待他们的一种政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也看得太明白了。于是，我随即警觉起来，唯恐自己也受不住诱惑。那里对我毫无限度的款待，真叫我害怕。我去苏联，不是要重又享受特权。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是明目张胆。
我根本不必产生M那种想法： 有一天他就说：“见鬼！有朝一日，也要轮到我的头上……”这些受害者，我看见了，听见他们，感到他们就在我周围。昨天夜里，正是他们窒息的喊声把我唤醒；今天，是他们的沉默授意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是想着这些殉难者，才写出遭你们反对的这些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书如能到达他们的视听，得到他们的默认，要比《真理报》的赞扬和诅咒更重要。
伊翁先生在他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什么》小册子中，也列举出这种物质匮乏的事例，而且补充说：“住房这样紧张的原因，是革命政权热衷于‘超过资本主义’，一味建大工厂，组织人力搞生产，而不去关心他们的福利。远远一望，这一切看似非常宏伟……走到近前，这景象真令人痛心。”
“您根本没弄明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说道，“马克思主义仅仅反对一人剥削众人；这一点，还要人向您重复多少遍呢？理解这一点之后，您就可以跟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或者跟大歌剧院的一名演唱家一样富有，何况您的财富是靠个人劳动挣来的。我从您对金钱的蔑视和仇恨中，遗憾地看到您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
我访问苏联时，并未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同样，我在刚果旅行时，也不了解殖民大公司的运作情况。在这里也如同在那里一样，我观察到一些惨不忍睹的实况，还弄不清楚前因后果。直到写完关于苏联的这本书，我才把情况了解清楚。西特林、托洛茨基、梅尔西尔、伊翁、维克托·谢尔盖、勒盖、鲁道夫，还有许多别人，他们把资料提供给我。他们告诉我的，以及我仅仅产生怀疑的这一切，都证实并加剧了我的担心。法国共产党到了该睁开眼睛的时候了，也到了该停止向它说谎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劳动人民就该明白，他们被共产党人欺骗了，正如今天，共产党人被莫斯科欺骗了一样。
在法国，一家党报出于政治原因，要诋毁某个人的名誉，就得找此人的政敌去干这种卑劣的勾当；而在苏联，则要去找此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并不去请求，而是要求。最有力的打击，是由背弃加力量的打击。想要毁掉一个人，让朋友背离他也同样重要，让他朋友提供证据。（例如，把昨日的同志皮亚达科夫和拉狄克煽动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然后再毁掉他们两人的名誉，也把他们拉出去枪决了。）如果拒绝卖友，不肯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想救朋友，那他就要成为他朋友的陪葬品。
“劳动英雄”厂供应给莫斯科小学生的2000000册练习本，99%无法使用。（《消息报》1936年11月4日）在罗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册练习本。（《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
还有司法啊！谁想得到呢？正是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近来的审判，促使我遗憾地写出这样一句令你们气愤的话：“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1936年： 360卢布（平均）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报》谈到某些工厂生产的钢时，写道：
某位著名学者主张的理论，只要显得不大符合正统，就不得不自我否定。某位科学院院士也承认“他以前的研究是谬误的”，“可能被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就这样公开声明。（《消息报》1936年12月28日）他迫不得已，承认《消息报》奉命对他的指控是准确的，即怀疑他的研究工作中有“反革命妄想”的凶兆。［见附录（二）中的《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我们读到新闻： 圣诞节的几场弥撒，教堂都爆满了，这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鸦片”就是给被剥夺精光的人预备的。
8×3＝18，7×6＝72，8×6＝78，5×9＝43，等等。（《真理报》1936年9月17日）
如果他没有入党，那么党员同志们就会骑到他的头上。要想出人头地，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入党，被党接纳（这并不容易，除了要掌握特殊的知识，还必须具备完善的正统观念和献殷勤的灵巧手段）。
恰恰在果实的深处隐藏着蛀虫。然而，当我对你们说： 这个苹果虫蛀了，你们却指责我没有看清楚——或者指责我不喜爱苹果。
在苏联，所谓的“反对派”，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容忍赞同，凡是不鼓掌的人他都视为对头。有时，他听到某种改革建议，随后也接受了；但是这种见解，他为了更好地据为己有，就首先除掉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这是他表明有理的方式。照此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身边就只剩下已毫无思想、不会揪他过错的人了。这正是专制主义的特点： 簇拥在周围的人没有英才，只有奴才。
但愿不要产生误解： 我很遗憾援引这些残酷的数字。形势如此可悲，只能令人痛心。但是，我反对你们出于盲目，或者昧着良心，将明显可怜巴巴的结果，当作辉煌的成就介绍给我们。
然而，另外不少人，他们甚至忍饥挨饿，见着人还是笑呵呵的，而我说过，构成他们幸福的因素，就是“信赖、愚昧无知和希望”。
广大群众很可能不赞成这种制度，因此，就根本不让他们讲话。
“因为，选举者之间就有差异，选举者和他们选出的代表之间就有差异。”
不再感到受剥削，这很了不起。然而，明知道还受剥削，却弄不清受谁的剥削了；自己生活穷困，又不知道该怪谁，该指控谁了！……在这种怨恨无处发泄的环境中，恐怕塞利纳有理由看出恐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话掷地有声：
于是产生了这种荒谬的情况： 每日工资五卢布，甚或更少，将绝大多数劳动者置于近乎悲惨的境地，以便保证一些特权人物享受更高的待遇——也为了提供经费加强宣传，让我国工人相信，苏联工人生活很幸福。还不如知道他们并不那么幸福，也好让法国工人觉得更加幸福一点。
这一点，为什么我不能讲出来呢？
我打开路易·费舍尔这本特别为苏联说好话的书，翻到196页，作为回答也念给X听：
我却要提请他注意，普通工人的低工资还是原封未动，这平均工资的上升，是大部分红人及其涨高的工资给拉起来的。
今天上午（1937年2月8日），X得意扬扬地拿来昨晚一期的《时报》念给我听：
苏联工人变成了不幸的困兽，一旦失宠，就要挨饿，就要受挤压而被碾碎，甚至不敢抗议一声，甚至不敢高声发发牢骚，他们又制造出一个上帝，要在祈祷中求生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向人间能求助什么呢？……
因为，无产阶级要选一个能维护受损害的利益的代表，甚至都不可能了。民众投票，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都成为一种讽刺，一种走过场： 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产生的。人民仅仅有权选举那些内定的人。无产阶级被玩弄了，嘴塞住说不了话，全身捆住动弹不得，几乎不可能反抗了。哼！斯大林运筹帷幄，稳操胜券了，还赢得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热烈掌声。这些共产党人还相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相信，他们至少在苏联取得了胜利，而且认为凡是不鼓掌的人，全是敌人和叛徒。
也许是我的思想因接受新教的教育，形成一种怪癖： 我总戒备有所图的想法和“悦耳”的见解。我是想说： 讲这话的人可能有利可图。
再说，最了解情况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对我的论点，他们只是寻找并提出一些解释的理由。是的，解释，同时也是辩解，为糟糕的事态辩解。须知对他们而言，仅仅说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还不够（归根结底，这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必须证明走到这步田地是对的，至少先经过这一步再求更好是对的；还要证明，沿着同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这条路走下去，照样能通向共产主义，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唯独我一点也不得要领。
路易·费舍尔谈到“工会的无所作为”时，语气非常温和。照他的说法，工会完全可以阻止官员、工程师以及其他“战略上举足轻重的集团”占据最好的住房，超比例拥进温泉疗养院，等等。不对，不对，在官僚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工会根本无能为力。有人对我们说过，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离这种说法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像“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第三季度……614000件废品。
1934年： 180卢布（平均）
教科书严重缺乏。至于要使用的课本，简直错误百出。1937年1月11日的《真理报》十分气愤地提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无法使用。教育出版社刊印的一份欧洲地图，爱尔兰浸在咸海中，苏格兰的一些岛屿漂到里海上，而萨拉托夫城则离开伏尔加河，移到北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考茨基大致这样说： 将来，只要有当选的职员，就还会有官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官僚阶层还将继续存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里，担任公职的人，不再是‘官僚’，官员了，因为，除了选举制度，还要逐渐建立起随时撤换的机制，逐步把官员的收入缩减到工人的平均水平，并且以劳动法规取代议会法规，即制定各种法律，依法办事。”
工人养老金： 每月25—80卢布，没有任何其他补助。
有人说我这本书观察太肤浅，匆匆下判语。就好像苏联令我们着迷的不正是第一层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观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况。
1．我所指出的滥施淫威是个别现象，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所指出的事实，他们毕竟否认不了）。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付出代价的总是老百姓，不管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无论是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例如，出口老百姓最需要的食品，或者保持农产品收购和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或者直接征收几成——必不可少的公积基金一直欠缺，每积累一笔总是损害工农阶级，损害他们的消费基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情况就是如此，而且还在持续下去。这种公积金，除了维系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之外，如果还用于具体的、实用的、慈善的项目，那还说得过去。如建立医院、休养所、文化馆等，人们还可以相信，老百姓能享用，或者希望老百姓会享受得到。然而，在如此穷困的时期，还要用公积金，建造一座令让·彭斯同志瞠目结舌的苏维埃（苏维埃亡灵）宫殿，又该让人怎么想呢！想一想吧！415米高的一座纪念碑（“纽约人脸都要气白了。”他说道。），上面还有一尊七八十米高不锈钢的列宁雕像，仅一根手指就十米长。好啦！工人至少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饿得要死。他们甚至还会想： 这样也值得。虽然缺乏面包，还是有所充实（能够充实的，恐怕主要还是其他人）。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还能让工人们投这宫殿的票，您就等着瞧吧，而且还一致通过！问一问俄国人民，提高福利和这座宫殿，他们究竟喜欢哪一个？没有一个人不会回答，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首先要宫殿。
第一季度……156200件废品，
没有一个政党能掌握——我是说能笼络住我——能阻止我把真理放在党之前。一掺进谎言，我就极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警察机构便加紧收网。年轻人将请愿书交给埃米尔·维尔哈伦之举，韦德拉克很赞赏，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而这种事，今天肯定不可能发生了；同样，（高尔基非常出色的书中的）母亲及其儿子的革命活动（请读成： 反革命活动）： 昨天，在自己的周围，能够找到帮助、支持、保护与合作，而如今只能遇到监视和告密。
在苏联走过很多地方的人明确对我说，韦德拉克、彭斯和我本人，我们如果离开大城市，离开旅游路线，就准会大失所望了。他们谈到一整片一整片地区，穷困景象一目了然。还有……
不管怎样（只有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后来，调查委员会在刚果证实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样，我收到的大量见证、我所能看到的报告、公正的观察家（不管他们现在是，或者去苏联参观之前曾经是多么伟大的“苏联的朋友”）的记述材料，纷纷来证实我对苏联现状的看法，同时也增加了我的担忧。
这种种考虑，既不可能约束住我的赞扬，也阻止不了我的批评。不过，我要承认，给所有摇笔杆子撰文说好话的人特殊的优厚的待遇（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给了我不小的警示。在苏联，比起所有工人和手工艺人，文学家是许多人中最受宠的。我的两位旅伴（各有一本俄文版书付梓），净跑古董店、古玩店、旧货店，刚拿到的几千卢布的预付款不知如何花掉，而他们知道这些是不能带出境的。至于我，巨额稿酬放那儿用不着，只能动一点点，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免费奉送。对，一切奉送： 从旅行本身，一直到一包包香烟。我每次掏钱要付餐费或旅馆费，要买邮票、报纸，我们的陪同就粲然一笑，断然阻止我：“您开玩笑！您，还有您的五位旅伴，都是我们的客人啊。”
人们不禁要问，考茨基今天是不是该反击了？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个人中，今天斯大林会把谁关起来或枪决呢？
现在大家明白了，在苏联，会计们为什么经常使用珠算。
外科医疗器械质量也同样低劣。苏联著名外科医生布尔杰恩卡教授就特别抱怨，精密外科手术器具质量非常糟糕，在手术中，缝针经常弯曲或者折断了。（《真理报》1936年11月15日）
至于第四季度，完整的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预料情况还要糟，因为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废品！由此可以判断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价”会有多高。
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 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