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期间的痛苦和紧张，皮埃尔直到俘虏生活结束后才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被解救出来以后，他来到奥廖尔，打算去基辅，第三天病了，结果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医生说他得了胆囊炎。医生给他治疗，放血，服药，最后总算康复。
从获救到得病这段时间，皮埃尔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阴沉沉、灰蒙蒙的天气，时而落雨，时而下雪，他心情忧郁，腿上和腰部疼痛。他只保留着人们受苦受难的总印象。他记得，军官和将军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他困惑，记得自己东奔西走寻找车辆和马匹，尤其记得当时自己无力思索和丧失感觉。在他获释那天，他看见彼嘉的尸体。那一天他还得知，安德烈公爵在鲍罗金诺战役后又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才在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家死去。那一天杰尼索夫把这消息告诉皮埃尔时，顺便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件事。这一切当时只使皮埃尔感到惊讶。他觉得，他无法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他当时一心想赶快离开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去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在那里静下心来，休息休息，好好思考一下最近的新奇见闻。但他一到奥廖尔就病了。皮埃尔从病中清醒过来，看见周围有两个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基和华西卡，还有一向住在叶利茨皮埃尔庄园里的大公爵小姐。这位大公爵小姐听说皮埃尔获救和生病，就跑来侍候他。
康复期间，皮埃尔逐渐摆脱最近几个月萦回在他头脑中的印象，知道明天再也不会有人把他往什么地方赶，再也不会有人夺走他温暖的床铺，他定能获得午餐、茶点和晚餐。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常常梦见自己过着俘虏生活。皮埃尔也逐渐明白他获救后听到的消息的意义：安德烈公爵的死，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自由——那种完全的、不可缺少的、天赋予人的自由——的快乐，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个休息站上领略到了，这种感情在他康复期间一直注满他的心灵。这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精神上的自由，如今还伴随着无限的外界自由，这使他感到惊讶。他独自住在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没有人向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人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需要的一切现在都有了。以前一直折磨他的和妻子有关的烦恼再也不存在了，因为她已不在人世。
“啊，多么好哇！多么快乐啊！”当他面前摆上香气扑鼻的肉汤时，当他夜里躺在清洁柔软的床上时，或者当他记起妻子和法国人都已不存在时，他自言自语：“啊，多少好哇！多么快乐啊！”于是他照例问自己：“那么，以后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立刻回答自己：“没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多么快乐啊！”
以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了。这种人生目的现在对他不是暂时不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人生使他快乐地感到充分的自由，而这种感觉就是他目前的幸福。
他不能有人生的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某种言论、某种思想，而是信仰可以感觉到的永存的上帝。以前他在追求中找寻上帝。他所追求的目的其实就是上帝。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不是靠语言，不是靠推理，而是靠直觉认识到保姆早就对他说过的道理：上帝就在这里，上帝无所不在。他在被俘期间认识到，普拉东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所遵奉的宇宙更伟大，更高深，更无边无际。一个人极目远望毫无所得，却在自己脚下发现所找寻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从人们的头顶上远望出去，其实用不着这样极目眺望，只要看看前面就行了。
以前他完全看不见那个伟大、神秘、无限的存在。他只觉得它一定在什么地方，于是努力找寻。在周围明显的现象中，他只看到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无聊的东西。他借助心灵的望远镜向远方瞭望，觉得渺小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因为它在远方的迷雾中难以看清楚。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在他看来就是这样。但即使在他自认为身体虚弱的时候，他的心灵也曾向远方眺望，但看到的仍然是渺小、世俗、无聊的东西。现在他已学会到处看见那伟大、永恒和无限的存在，因此要看见它，欣赏它，自然无需那种从人们头顶上瞭望远方的望远镜，而可以高高兴兴地观察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神秘和无限的生活。他越是就近观察，越觉得心平气和，十分幸福。以前一直使他伤透脑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他已不再存在。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心里总是简单地回答：“因为有上帝，若没有上帝的意旨，人连一根头发也掉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