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山顶向西望去，只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顶——西藏。这是已是六月了。在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可是在过大雪山时，这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惯于高原气候，冻死不少。更难的是爬荒凉的炮铜岗，他们可以说是自己铺出一条路出来的，一路砍伐长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
江西的红军到这时为止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反省的教训。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也结了不少新怨仇。他们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作为自己的给养。穷人则受到了保护。没收是根据苏维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它统一调配全军物资，所有没收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它报告，由它分配行军各部队的供给数量，他们往往迂回在山间，首尾相距足足达五十英里以上。
“剩余物资”——红军运输力所不及的物资——数量很大，就分配给当地穷人。红军在云南是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得新鲜事儿。成吨的艳也是这样分配的。在贵州从地主官僚那里没收了许多养鸭场，红军就顿顿吃鸭，一直吃到——用他们的话来说——“吃厌为止”。他们从江西带着大量南京的钞票、银洋和自己的国家银行的银块，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付所需的物资。地契都已焚毁，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
在大草地一连走了十天还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带几乎大雨连绵不断，只有沿着一条为红军当向导的本地山民才认得出像迷宫一样的曲折足迹，才能穿过它的中心。沿途又损失了许多人员和牲口。许多人在一望无际的一些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泽之中而没了顶，同志们无从援手。沿途没有柴火，他们只好生吃青稞和野菜。没有树木遮荫，轻装的红军也没有带帐篷。到了夜里他们就蜷缩在捆扎在一起的灌木枝下面，挡不了什么雨。但是他们还是胜利地经过了这个考验，至少比追逐他们的白军强，白军迷路折回，只有少数的人生还。
万水千山只等闲。
大渡桥横铁索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中间组织游击队，在敌军侧翼进行骚扰和牵制活动。成百上千条缴获的步枪一路分发，从江西到四川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许多新的多事地区。贺龙在湖南北部仍守住他的小小的苏区，后来又有萧克的部队前去会合。许多新建的游击队都开始慢慢地向那里移动。南京要赶走贺龙还得花整整一年时间，而且那也是在红军总司令部命令他入川以后才做到的，他的入川行动在极其艰难险阻的情况下经过西康才完成。
更喜岷山千里雪，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战役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安然渡过了大渡河以后，红军进入了相对来说是自由天地的川西，因为这里的碉堡体系还没有完成，主动权基本上操在他们自己手里。但是战斗之间的困难还没有结束。他们面前还需进行两千英里的行军，沿途有七条高耸的山脉。
红军现在到达了甘肃边境。前面仍有几场战斗，任何那一仗如果打败，都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败。在甘肃南部部署了更多的南京、东北、回民军队要拦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闯过了所有这些障碍，在这过程中还俘获了回民骑兵的几百匹马，原来一般都认为这些骑兵能一举把他们消灭掉的。他们精疲力尽，体力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山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他们现在只剩下了二万人不到，坐下来以后方始明白他们的成就的意义。
但是沿途两旁一、二百码以外就很不安全。许多红军想去找头羊来宰，就没有再回来的。山区的人民躲在浓密的树丛中，向进军的“入侵者”狙击。他们爬上山去，在红军鱼贯经过又深又窄的山口只能单行前进时，就推下大石头来压死他们和他们的牲口。这里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什么“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藏民的女酋长对不论哪种汉人，不分红、白，都有不共戴天的宿怨。谁帮助过路的人，她就要把他活活用开水烫死。
他们继续爬山。下一个是邛崃山脉，又损失了许多人马。接着他们过美丽的梦笔山，打鼓山，又损失了不少人。最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的富饶的毛尔盖地区。同四方面军和松潘苏区会合。他们在这里停下来作长期的休整，对损失作了估计，重整了队伍。
五岭逶迤腾细浪，
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卸下来。在此之前，我得继续写我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
红军告诉我，除了在川西的经验以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大军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他们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乡下佬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后者曾在他统辖的境内出了一张告示，悬赏“缉拿苏维埃，死活不论”。他宣称此人到处横行不法，应予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