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浅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暴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的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
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
这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绪已经稍减。慢慢地，比较讲理的态度抬了头。张学良现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减轻以后，在会谈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进展。
（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执行武装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决策；（三）南京撤换某些“亲日派”官员，采取积极外交，与英、美、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如果可能结成联盟）；（四）在与南京军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等的基础上改编东北军和西北军；（五）扩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办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
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