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饼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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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饼干发生了兴趣，于是经过一些破烂不堪的商店和用绳子拦起来的拆房工地，前往伦敦以西的海斯镇。联合饼干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它是英国饼干市场上的头号选手和第二大袋装坚果生产商。
我花了不少心思才与联合饼干公司的设计主任约定见面，此人叫劳伦斯（他不断强调“劳伦斯”的拼法是Laurence，而不是Lawrence）。我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读了许多关于饼干的专业文献，了解到一些有趣的信息。我发现英国人每年花费18亿英镑买饼干，从技术上看，英国的饼干市场上有五个品种，即“每日饼干”、“日尝甜品”、“季节饼干”、“风味饼干”和“薄脆饼干”。
尽管名称不够响亮，“每日饼干”占据全部饼干销售额的1/3，包括消化饼、茶饼、姜汁饼干和燕麦饼。单是消化饼一项，每年可以售出价值3400万英镑的货，食用时，人们往往把它在茶水里蘸一下，以增加水分。“日尝甜品”是介于普通饼干与高级饼干之间的中档货，35—45岁的妇女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尤其会买它，她们惠顾的品牌包括雅法橙饼、吉百利甜饼和福克斯巧克力饼。“季节饼干”则只在10月初和12月底之间上市，装在华丽的饼干盒里，是由脱脂脆饼、松饼、酥油饼干和巧克力曲奇组成的套装。
人们常常混淆“薄脆饼干”和“风味饼干”，使这两家产品的专家甚为恼怒。我们可以澄清，“薄脆饼干”是无糖饼干，适合不宜摄入糖分的人士与奶酪一起吃，或涂上果酱一类的东西食用。吃“风味饼干”时无需添入佐料，比标准的薄脆饼干更受欢迎，这得归功于加入其中的奶酪味儿或烧烤味儿。近年来，人们留意推出小巧玲珑的风味饼干，如奶油干酪香葱小饼干、切达干酪小烘饼和休闲小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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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海斯镇本身是一个全无魅力的地方。有几家餐馆、一座保龄球馆，却没有影院。这是此地的缺陷。我在此考察期间遇到的一个年轻女人对我说，她只愿意与住在邻近希灵登镇的人约会。我曾乘车粗略地游览过那里，却并不认为它比海斯镇更宜于情人幽会。
饼干公司的3层浅褐色砖楼建在一个商业广场上，5年前已归两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所有。其中的“黑石集团”的老总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家，因曾买下曼哈顿历史上最昂贵的双层公寓而闻名。这家饼干公司最受欢迎的牌子有“麦克维铁，来吧”、“小树枝”、“呼啦圈”和“麦科伊和卡皮果仁”。它还生产著名的虾味小点心“蹦蹦跳”，很有特色，一遇到唾液便会起泡沫。大厅里陈列的一本小册子说，联合饼干公司认真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已通过自己的雅法橙饼分厂向赖斯利普镇的一个由7岁儿童组成的足球队捐赠一批印有队徽的运动衫。
劳伦斯在电梯口与我见面，旁边是巨大的袋装炸薯片广告。他情绪不稳定，忽而充满信心、忽而显得很脆弱。他可以滔滔不绝就专业话题发表长篇大论，然后突然停下，盯着客人的眼睛仔细瞧，看他是否流露出厌烦或嘲弄的神色。他很聪明，并不完全相信自己说的全是至理名言。或许，他在前世曾是宫廷中一位特别精明、伶牙俐齿的皇家顾问。有人也许会以为，既然我俩都过早地谢顶，我们或许会因此成为好朋友，但是这一共有的未老先衰迹象无助于分清我俩谁是谁。
劳伦斯带我来到一间会议室里，一张桌子上散放着一盒盒“温馨此刻”。这是一种6厘米宽的巧克力水果酥饼，是2006年春天一个庆祝在比利时建厂的仪式上推出的，当时劳伦斯用法语发表了演说，接下来他们执行了长达两年、斥资300万英镑的推广计划。劳伦斯是这种饼干的研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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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劳伦斯懂得如何烘焙饼干。我对他不会制作饼干表示惊讶，他很快便开始为自己辩解。他正告我，如今制作饼干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却并非烹饪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劳伦斯在斯劳的一家旅馆里组织过一场访谈，遂即设计出他的产品。在长达1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劳伦斯询问被访谈者的生活，试图在闲聊中诱导他们说出自己在情感方面有何渴求，再据此制定隐身于一个新产品之后的设计原则。在泰晤士河畔利维拉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群低收入母亲倾诉着她们渴望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关爱，以及劳伦斯用简洁的格言式语言表述的“我的时光”。“温馨此刻”暗示，它或许能为这些母亲排忧解难。
也许用面团满足心理需求的想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劳伦斯解释说，在一位有经验的商标专家手里，饼干的宽度、形状、外观、包装和命名能够赋予它一种个性，微妙却又恰如其分，正如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其中主人公的名字是此或彼往往会产生细微差别。
劳伦斯从一开始便认识到，他的饼干必须是圆形的而不是正方形的，因为在几乎所有文化中，圆形与女性温柔气质以及完美之间均存在诸多联想。同等重要的是，饼干中必须有小粒葡萄干和完整的细条巧克力，以传达出于好意的放纵印象，但是不应加入奶油，虽然奶油并不会令人产生十分颓废的感觉。
劳伦斯与同事花费半年多的时间研究包装产品中一些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最后决定将9块饼干装入一个黑色塑料小托盘，再把这个托盘放进一个光洁的24厘米长的纸盒里。接着，劳伦斯发起一场讨论，研究为这些饼干起一个什么名称。大家仔细考虑了诸种方案，如“遥想”、“开心”、“乐乐”，以及直接指涉创立这一品牌构想的“我的时光”。后来，我们不妨说有灵感在劳伦斯脑中闪过，使他最终想到现在使用的这个商标。
接下来该研究采用什么字体的问题。设计者最初的方案是把“温馨此刻”这个词儿以浪漫的爱德华式信笺签名体横写在盒子上，有些管理层人士担心这会使人对产品的设计初衷发生误解，认为它只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途径，而并非是一种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食品。这个问题在最后一分钟得到解决：人们把“Moments”一词中的字母m和s变为更竖直的字体，使它符合小点心的功用，既尊重生活中的现实，同时也帮助人们暂时从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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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知道花费一个下午去烘焙饼干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看到居然有一家公司雇用5000名全职雇员去做这件事情，不免会大吃一惊。
本是一个人独立作业便可在自己厨房里完成的工作（预备烤炉、和面、书写标签），在联合饼干公司被分割、形成固定流程，由所有工作人员分担。虽然公司人手的多寡均根据糖果和咸味小吃的销售额制定，用他们的专业术语来说，那就是占很大比例的职工已经离开了食品生产第一线。他们在仓库里管理叉车，或研究印在一包标准的盐味干果两侧的那80来个词儿是否得体。有些人学会了专门技能，会搜集并分析超市的销售记录，还有人每天都从事研究，探讨运输薄脆饼时如何尽量减少摩擦。
于是随着分工专业化，许多神秘的工作岗位应运而生：诸如包装技术员、商标主管、学习中心经理、战略目标评估师等等。职业分工向纵深化、细致化发展。员工从“呼啦圈”起步，在“皱边玉米饼”得到升迁，平调到“切达干酪小烘饼”，在“麦克维铁果饼”成为经理，最后在“姜汁饼干”完美谢幕。
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家公司的成功证实，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20世纪初制定的效率原则似乎是正确的。帕累托的理论指出，一个社会的富有必须以其成员放弃常识，转而去培养在狭窄的领域里的个人能力为代价。完美的帕累托经济学认为，可以将职位做更细的划分，以便员工熟悉复杂技能，并相互交流。医生不必浪费时间学会如何修理锅炉，火车司机也不必为他们的孩子缝制衣服，这符合每个人的最大利益。同理，饼干包装技术员可以把产品的仓库贮存问题交给专攻供应链管理的研究生去操心，这样他便可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改善包装工艺。在一个理想社会中，所有的职位都会高度专业化，其结果是谁也无法再弄明白别人在做什么。
在与部分职工的许多次令我困惑的谈话中，我渐渐意识到，如今在联合饼干公司，帕累托的乌托邦已成为真实的场景。然而，不论将一下午的工作当作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来仔细分割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人们仍有理由怀疑这样做会带来何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尤其是在天色昏暗的日子里，向东飘去的浮云低垂在海斯镇公司总部上空之时，人们不禁会问，这里的芸芸众生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生活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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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何时会觉得某种工作是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只要它能使我们开心或减轻别人的痛苦便有意义。虽然我们常常受到教诲，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天生自私自利的，渴望在工作中做有意义的事情似乎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执拗特质，与我们对发财致富、获得高位的欲求并行不悖。这是因为我们是关注意义的动物，不仅仅致力于物质追求。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考虑放弃安全的生活，而从事将饮用水送到马拉维的乡村去的工作，或者是辞去生产消费品的工作，去护理心脏病人，我们明白，谈到改善人类的生活状态，一部得到良好控制、供心脏病人使用的除纤颤器可比一包最精美的饼干强多了。
不过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不致将有意义的工作之概念定得过死，仅仅限于医生、加尔各答的修女或是旧时的宗教领袖们所从事的工作，还有一些不那么崇高、可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途径。巧克力圈在从九点到午间的漫长上午能够填补迫不及待想得到食物的胃，故生产一只形状优美的条纹巧克力圈似乎理应在发明的神殿里得到一个牢固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位置，这些发明旨在减轻人生的痛苦。
其实，问题的真正焦点不在于烘焙饼干是否有意义，而是这类不断延伸、将5000人的生命细分到6个不同的加工地点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显得有意义。只有当它在数目有限的人手中快速传递之时，一种被赋予意义的努力才显得有意义，因此，某些工人能够在想象中将自己在工作日里创造的业绩与对别人施加的影响联系起来。
区域销售经理或住房售后服务工程师之类的角色极少出现在儿童读物中，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那些成人通常只是店主、建筑师、厨师或农民，这些人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地与人们生活的明显改善联系起来。正像动物天生对平衡与协调有感觉一样，我们不由自主地觉察到某些职位的名目甚为古怪，如“甜饼干商标管理协调员”。无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论证基于何种逻辑和判断力，另一尚无人为它冠以有说服力的名称的原则却被忽略，更微妙的人类律法遭到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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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因为不论联合饼干公司的目标是多么合理，生产“温馨此刻”以及同类产品的手段无疑需要热忱和自律，其程度并不逊于管理一所医院或成为芭蕾舞女所需要的热忱和自律。于是出现一个动机问题，即公司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员工灌输一整套高超的理念，驱使他们在这些理念的感召下为公司竭尽犬马之劳、奉献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对于这些员工而言，联合饼干公司的工作氛围还是有一些严肃的，犹如机场指挥塔工作时的气氛。这是因为，即使人们对饼干的味道有争议，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却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盈利远远超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的国库收入。参照研究都铎王室的现代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爵士的一些图表，审视饼干带来的利润，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每年赚到的钱比亨利八世国王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他们统治时期赚到的钱加起来还要多。这些利润都是经由海斯镇东北角饼干公司那所浅褐色砖楼创造的，那里距离汉普顿宫金碧辉煌的殿堂仅有20分钟车程。
即使是黑石私人股权投资集团的老总有时也会屈尊亲自出门去买块糕点吃，虽然此人富可敌国，其资产比人类发现火以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王国的财富更多。建造总部时，饼干公司也许从一家路边旅馆获得了审美灵感，不过其原因在于：与凡尔赛宫和埃斯科里亚尔宫主人的想法不同（那些人被上帝、权力和美的种种观念搅得心烦意乱），这家公司的领导人十分清楚他们该崇拜哪一位神灵。
也许是出于此种原因，我没有遇到有人拿某一种饼干开玩笑。照管姜汁饼干、茶饼、雅法橙饼和“温馨此刻”的人像一群耐心、神色严肃的马屁精，竭尽全力满足一班任性的小皇帝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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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在海斯镇的工商业区，使即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的飞机（许多是由亚洲飞来的宽体喷气客机）发出的光亮格外醒目。这时我路过一间两面有窗、位于拐角的办公室，一位雇员正在打出一份关于“温馨此刻”系列产品销售业绩的文件。这种饼干上市已近1年。这位名叫瑞内的雇员陷入沉思、十分专注。我无法立即说清缘由，但是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令我联想到几年前在曼哈顿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看到的爱德华·霍珀的一幅画。
在霍珀的作品《纽约电影院》（1939）中，一位引座员站在二次大战前一个装饰华丽的影院楼梯口。观众陷入半黑暗之中，她却沐浴在一片黄色灯光里。作为霍珀的作品常采用的笔法，她的表情暗示她正在想心事。她年轻漂亮，一头金发仔细烫过，流露出一种感人的柔弱和焦虑，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占有之欲。虽然她的工作卑微，在这幅画上她俨然是正直与智慧的捍卫者，是影院里的灰姑娘。霍珀似乎在传递对媒体的微妙意见，实际上也是抨击它，暗示使大众为之振奋的技术革新竟事与愿违地阻碍我们对别人的关心。这幅画的力量体现在两种观念的并置：一是这个女人比电影更吸引人，二是她被人冷落的原因恰恰正是电影。观众急于就座，不少人居然如此粗心，不曾留意到有一位女主人公此时此刻就置身于他们当中，她比好莱坞能够表现的女主角更值得同情、更引人注目。影片鼓励观众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画家的任务便是以悄然无声、细腻周到的风格去弥补这一缺陷。
相比之下，海斯镇的公司总部里倒是洋溢着一股活力。这里存在明显的失衡：一边是饼干——一个被人看重的假想的利益中心，另一边是遭到忽视的人类价值，譬如努力工作以期达到他们的要求的瑞内。我很怀疑这些饼干实际上成了他们一直刻意要处理的问题的一部分，它们的生产和销售实际上引起了心灵空虚、神经紧张，而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会减轻人们的这种心理。
我大声对瑞内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最大宗的钱往往是从出售最无意义的商品中赚到的，而且越赚越多；为什么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效率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极少超越寻常商品的供给，譬如洗发香波、避孕套、使用烤箱时戴的手套、妇女内衣。我告诉瑞内，我们的自动机械和发动机的收益在需求金字塔底部占最大的份额，我们在快速建造糖果厂的工作中显然堪称是专家，不过仍在找寻使感情稳定或婚姻和谐的可靠方法。瑞内对我这番分析未置一词。她脸上显现出十分恐惧的表情，要我可否别再来烦她。
后来，我离开海斯镇时塞车了，周围尽是存放减价家具的仓库和储存化学品的罐子。我发起脾气来，祈求《圣经》中记载的那类灾祸降临到饼干公司的房产上，这样它的董事们或许还能学会畏惧他们本该心存敬意的神灵。我想起约翰·罗斯金在《野橄榄花冠》中一段话，此书是1866年写的，81年之后，人们才发明雅法橙饼。“在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便是人力的浪费。假如你清早到牛奶场去，看到你最小的孩子正在同猫嬉戏，他把所有的奶油洒在地上让猫舔。这时你会斥责孩子，为浪费掉的奶油感到痛心。可是，假如那些碗不是盛牛奶的木碗，而是存放人的生命的金碗。你不是等待上帝在泉水边将它打碎，却把其中一只毫无意义地打碎、把人血倾倒在地上，听任魔鬼用舌头去舔。那还不是浪费吗！居然如此！你也许会想：‘浪费人力并不是杀人。’真是这样吗？我倒想知道，你还能用什么更极端的方法去杀死他们。”
好心的朋友们建议我不妨定时吃点儿使人轻松愉快的“我的时光”，因为我显得有点怪，甚至还有点儿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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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后，我接到联合饼干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通知。他们同意我参观生产“温馨此刻”的工厂。厂址在比利时东部，位于韦尔维耶与德国边界之间的乡村山地上。
我决定花几天时间开车到那里去，于是先搭渡船抵达奥斯坦德，以后沿着小路迂回前进，只是偶尔在某个动物园或纹章学博物馆停下来。倘若不如此，我担心自己会早于预定计划离开比利时。每逢吃饭时间，我对当地家庭餐馆强打精神做出的亲密状吓得唯恐避之不及，于是总在高速公路上某个无名加油站就餐。在E40号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加油站里，我遇到一个土耳其人，他驾车将客户托运的枣子由伊兹密尔送到哥本哈根去。我把车子停在他的拖车旁，当时他正在车旁刮胡子，使的是博朗牌高级剃须刀，在他脸上投射出一道令人难忘的绿光，这样我们便攀谈起来。我夸他的镀铬樱桃红色重型卡车，他便邀我上车去看看。车尾有一个卧铺间，里面铺着颜色鲜亮的土耳其基里姆地毯，四壁是精雕细刻的柚木板，还开着一个窗子，透过窗外可以看到不协调的沉闷北欧风景，有一群黑白奶牛在吃草。
在列日，我住进了假日酒店，它坐落在城市外沿一个布满混凝土建筑的街区上，似乎与城市中心的中世纪风貌保持着距离，同时又掺杂着底特律或亚特兰大的建筑风格。晚上，我通过客房服务部要了一份裹面包屑的炸鸡肉，坐在床上边吃边读一本关于低地国家艺术史的书。午夜过后，我开始看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一连串滚动的征友广告，有照片，均是由公众提供的。其中有一个来自沙勒罗瓦的面包师，他正在留心守候“爱，再多一点儿爱”。这个节目已持续好几个小时，伴人度过不眠之夜，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渴求，那倒是我在这个幅员狭小、多元文化的国度里与人短暂接触中不曾留意到的情感。
第二天早上我被门外真空吸尘器的响声吵醒了，虽然仍觉得疲惫。我披上浴巾打开门，看到外面停放着一部推车和随意扔在那儿的一个托盘，上面摆着没有吃完的汉堡包和炸薯条，竟古怪地令人食欲大振。对面客房的门半开着，我瞥见两个清洁工在里面一边干活儿一边起劲地哈哈大笑。看着她们换床单，我想起前一天晚上读过的那本书，书中仔细描述17世纪时当地艺术家竭力颂扬家居服务涉及的一些技艺，尤其推崇清理厨房和庭院的技艺，认为描绘这类活动的题材优于依照惯例取自于《圣经》的更著名的题材。
待我准备下楼去吃早饭时，那个房间的面貌已完全改观。变得一尘不染，仿佛从未有人住过，现在正在恭候新房客的到来。些许尘埃在一束早晨的光柱中的无形空气涡流里随风起舞，除此之外那儿一片寂静。
与赴重要约会前常常会发生的情况相仿，我过早抵达设在兰伯芒特村的饼干工厂，于是便先驾车来到附近一座考古博物馆，了解一番新石器时代比利时燧石和斧子的制作。那儿有一些令人厌恶的记录，一个陈列柜里摆着某人被石斧劈开的、残缺不全的脑袋。考古学家发现此人时，他蜷曲着身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抵御敌人的打击。从前死亡的痛苦许久以后仍历历在目。有一阵子，现时的重要性、可靠性显得如同虚幻。
事先已约定在不早不晚的12：30开始参观工厂，所以那天早晨我盘算过是否会有人请我吃午饭，或是先吃过饭再动身，最终决定吃自助早餐时拿几块奶酪三明治带上。如今我坐在车里边吃这些点心边听收音机里采访比利时财政大臣的节目。
我在工厂门口停下车，经理米歇尔·鲍狄埃已亲自在那里等候我，手里拿着一件白大褂、一双胶鞋和一只发网。所有访客都必须穿上这一套行头，它使人产生一种自己与一件千年不遇的盛事联系在一起的感觉，遂为谈话预先定出特别的调子。
鲍狄埃是一个热心肠而且健谈的人，他已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为我准备好第二顿午饭，希望我多吃些，于是我又消灭了3块三明治，外加几块“温馨此刻”，那是当天早上才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吃饭时鲍狄埃向我介绍饼干生产过程中的几个难点，特别强调必须迅速使面团降温，以免它融化接下来要裹在外层的巧克力。由于多年来在嘈杂的机器边工作，我的东道主的一只耳朵有点聋，因此他养成了与人谈话时很别扭地贴近对方的习惯。他贴得很近，我生怕他说出一个带p或g音的词，喷出口水来。鲍狄埃喋喋不休地谈到工厂每年生产多少吨饼干、巧克力的理想黏度一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并不总能使我十分感兴趣，却也使我完全明白，对于工厂和员工，他充满强烈的自豪感。
除了“温馨此刻”，工厂还为欧洲市场生产好几个有名的品牌，包括“得力巧克力饼”、“高奶饼”和“茶点时辰”。鲍狄埃告诉我，“茶点时辰”，一种裹巧克力的手指形点心，最近推出限量发售精美罐装版，上面印有比利时王室两个年轻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的照片。
我们走进主要生产车间时，我想起自己在其他工厂里看到体积不大的家用物品从巨大的机器口中吐出时的奇特体验，那些机器安装在能容纳飞艇的硕大厂房里。在此之前我所见过的那种9块装成一盒的饼干，在这儿以每分钟1100块的速度从传送带上滚下。一个多维喷洒装置正在给“温馨此刻”裹上巧克力，另一部喷洒器为它们嵌入坚果碎屑。这部机器采用一些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工艺，譬如机关枪、订书机、航天飞机的机械手以及织布机。一部搅拌机在揉捏6000吨重的面团，而它旁边的一部奇妙的机器每小时可组装出35000个色彩鲜艳的饼干盒。
并非工人无法手工完成这些工作，实行机械化的原因在于人力已变得十分昂贵，厂方负担不起。为此经济学制定出高超的法则，即雇佣几位工程师研制出三臂水压机，再解雇2/3的工人，付给他们失业救济金，让他们坐在家里看电视。这笔失业救济金正是用联合饼干公司一类的企业缴纳的企业增值税收益支付的。
在现场，一个参观者会感受到许多，那是一些撕开“温馨此刻”就吃的消费者未必能想到的。比方说，在那个无窗子的大工房里，在飘逸着柔和的糖和巧克力香味的氛围中，两个戴着发网的中年妇女面对面地坐在一块移动的橡胶铺垫前，审视那些小面团有无最微小的质量问题。她们不时会伸手拣出一块看着不顺眼的饼干，她们专注的目光使人联想到她们像是在下跳棋。虽然如此，这工作仍令她们有精力聊天。其中一位告诉另一位：她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阻，在同一个一心只惦着穿漂亮衣服和参加日光浴俱乐部活动的懒女人来往，虽然她自己也表现出对这类东西的兴趣。与此同时，密集排列在一起的饼干从她们眼前经过，命运未卜，或是来到邓迪的会议室，或是去了普尔的疗养院。
哈桑的工作是守着一个有一所房子高的搅拌机，必要时往面粉里添些植物油。3个月前，他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个村庄来到比利时。工厂外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公共汽车站，工人们由此前往邻近的乡村和城镇。工厂周围是一片引人注目的自然气息，附近的田野里有一匹马懒洋洋地凝视着联合饼干公司的旗帜。它在寒风中微微飘扬，像一块法兰绒。
这家工厂是一个经济实体，但它无疑也是一个建筑学、心理学、人种论的产物。人们会纳闷，不知道这家工厂在“黑石集团”的主人们是否意识到在比利时拥有一片土地以及200多人一生中的黄金年华的全部含义，不知他们坐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浏览盈亏账目数字时，脑子里是否形象地闪现过这些事实，亦不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他们会不会因为曾经投资与盈利无关的事业产生一种特别的喜悦、一种责任感。
鲍狄埃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工厂的生产线始终运转。去年夏天室内温度曾达到摄氏40度，他只好向比利时空军借来一排空调机，以免巧克力融化。四处飘散的落发始终是他关注的问题，因此每星期都要给员工讲解棉布帽的正确戴法。即使如此，在圣诞节前生产线还是停工3次，损失惨重，原因是安装在某些机器底部、酷似黑色头发的硬刷子上的鬃毛脱落下来，造成一场虚惊。这些事件促使鲍狄埃安装一套新刷子，鬃毛呈人的头发极少有的鲜橙色。
鲍狄埃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技能进一步印证了我前一天晚上读过的那本书中的论点，该观点分析了新教与天主教思想史上对于工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天主教的教义中，高尚工作仅局限于神父侍奉上帝，而实际的、商业方面的劳作均属于低贱的工作，与展示基督教的美德完全无关。新教的观点却与此恰恰相反，自16世纪以来它便看重日常工作的价值，指出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活动能使人们表达出心灵的特质。依照这一模式，谦卑、智能、尊崇和仁慈的美德可以在一家店铺里通过劳作获得，而且并不比修道士在修道院苦修缺少诚意。灵魂的救赎可以在平常生活中实现，无须经过天主教特别属意的宏大圣礼。扫院子、整理洗衣店的橱柜均与生存的最有意义的主题密切攸关。
鲍狄埃身体力行新教的理想。他的工作态度使人不再留意他在做什么，而是怎样去做。他的努力使人想到，在最有意义和最无意义的工作之间或许有连续性。在这梯子的两端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们在做最崇高的工作时发挥出的聪明才智亦常常见于回响着面粉搅拌机和巧克力裹皮机轰鸣声的巨大车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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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以一种轻浮的方式营销产品，无意中损坏了自己的形象，使它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工作亦是对人类的有益贡献。一位雇员花费3个月时间推出一项超市促销计划，其内容不过是免费向顾客赠送印上卡通人物粉宝宝的不干胶贴纸，听到这样的消息，人们唯一理性的反应就是悲哀。成人为何如此小家子气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呢？难道在死神披着黑斗篷、挎着镰刀出现在地平线上之前，我们竟没有更宏伟的抱负可以施展吗？
不过，在为此嘲笑咸饼干商标主任或那位签字同意把比利时的菲利普王子和玛蒂尔德王妃印在什锦饼干罐顶上的市场策划经理之前，我们必须明智地记住，处于饼干销售核心的最迫切问题不啻是生存，这无疑也是紧要、简单之至、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工人们忙于完成一个古老的使命，即设法生存下来。在一个全然以满足非本质需求为基础的消费经济社会里，想要活下来便不免要做一连串几乎是滑稽可笑的事情。
虽然联合饼干公司有过好几年盈利的好时光，它的资产负债表表明它时常是脆弱的。随着当地钢铁、纺织、煤炭工业的歇业，饼干厂周围地区已成为欧盟失业人数最高的地区之一，伴随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自杀率。在商标设计上的失算、在生产工艺上的出错、面粉突然涨价，或可可粉供应出现变数，只要遇到这类问题，有一部分人就会立即失业，而且他们很可能再也无法在当地找到适当工作。鲍狄埃明白自己为他的人承担着怎样的责任，他特别关注他的主要竞争者的掠夺性行为，即读起来声音悦耳，却会误导消费者的“露依”品牌，这个品牌属于庞大的法国达能集团。这两个企业像为争夺一块栖息地进行殊死搏斗的雄鹿，斗得难分难解。在此处，这块栖息地就是遍布北欧超市里那大约有10米长的饼干长廊。它们的销售队伍施展狡诈的手段偷偷夺取对手的市场占有率。联合饼干公司在比利时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被“露依”仿制，联合饼干公司的“得力巧克力饼”（一种裹上巧克力的黄油饼干）面对的是“露依”的产品“小博士巧克力饼干”；它的普通黄油饼干“高奶饼”与“露依”的“小奶油饼”针锋相对；它的巧克力橘味“哥伦拜恩”饼干同“露依”的“皮姆橘饼”对着干，甚至它的“多明诺”——一种带巧克力奶油馅的薄脆饼也与“露依”的巧克力“沙翁”展开殊死搏斗。
所有这些产品的生产和推销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而是在为生存做出努力，因此与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猎人猎获野猪同样意义重大、同样值得尊崇，因为全部落人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那次打猎是否成功。如果一部新的包装机器未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高效率地工作，或者一条广告口号未能引起顾客的遐想，厂房里的人们便没有出路，韦尔维耶的郊区便会陷于绝望之中。这些饼干关乎许多人的生计。
也许现代商业竞争与我们被教导的英雄主义无关。它们只涉及用平庸的手段作战，只涉及“买一送一”的特价商品和死缠烂打的贿赂，但是这些竞争仍是作战，其强烈程度和对竞争者的要求可以与猎人在史前比利时静寂森林中追踪鬼鬼祟祟的野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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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每星期运送“温馨此刻”的拖车走过的路线回到英格兰，这些车从工厂送货到联合饼干公司设在阿什比德拉祖什的分销中心。快到达奥斯坦德时，我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前院里有一排排等着驶上穿越英吉利海峡渡船的货车。
我由此想到遍布欧洲大陆的各种工厂，它们生产意大利饼干条和蜡烛、橡皮圈和黄油、意大利宽面条和电池、枕头套和玩具船。此后我又想到那些无论何时都在穿越欧洲的卡车，把套装火锅食品运往北部，把高保真音响设备送往西部，把玻璃纸运到阿尔卑斯山下，把泡夫麦片运到比斯开湾附近地区。
在加油站对面一块田野的尽头便是高速西北列车铁轨，高速列车以每小时250公里的速度疾驶在法国和荷兰之间，每一部机车约值2800万欧元。乘客们也许正在车厢里喝姜汁汽水、“百事轻怡”、“维力康纳混和果汁”、“芬达柠檬汁”或“舒味思无糖橘汁”。车窗外，婆娑树影在黄昏的暮色中摇曳，像早期电影投射出的影像。这真是一种古怪的文明：人们虽然已富可敌国，仍孜孜于财富的增长，其手段是出售十分微不足道而且与人的生活关系不大的商品。这种文明已分崩离析，无法敏锐地断定哪些事情是值得投入金钱、有意义的，哪些事情在精神上往往毫无价值、最终会导致当代人的自我毁灭。
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便意识到商业社会的种种悖论和巨大成功意味着什么。商业社会看重贸易、奢侈的生活和私人财产，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则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从一开始，商业社会的观察者们便惊恐地注意到，这类社会有两个最显著特征：一是财富的增长，二是精神的堕落。处于鼎盛时期的威尼斯正是这类社会，其次是荷兰，18世纪的英国是第3个。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仿效它们。
这类社会的自我放纵往往令它们最高贵的、道德上有远大抱负的成员惊恐不安，这些人严厉斥责消费主义，崇尚美与自然、艺术与友谊。然而一家饼干公司的楼宇会卓有成效地使人想到，那些忽视巧克力饼干有效生产的国家无不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于是它们严厉地劝阻那些最能干的公民，不准他们把人生虚掷在推进富有创新意识的市场营销方面。这些国家始终很贫穷，穷得无法确保政治稳定或照料那些最易受到伤害的公民，只得听任他们受饥馑和流行病的折磨。正是那些志存高远的国家让自己的国民饿死，而那些只顾自己的、稚气的国家却躲在炸面圈和多达6000种的冰淇淋后面，有充足的资源投资产科病房和颅腔扫描仪。
阿姆斯特丹是靠出售葡萄干和鲜花建立起来的；威尼斯的宫殿用地毯和香料贸易的收益垒砌而成；布里斯托尔是用蔗糖筑成的。虽然采取了种种不道德的方式，贯彻了不顾理想、甚至自私的自由主义理念，但商业社会获得了荣耀，这些社会里的店铺商品琳琅满目，积蓄的巨额财富足以为修建寺院和育婴堂提供资金支持。
坐在奥斯坦德郊外加油站靠窗座位上，我目送一辆载着厕纸的货车发往丹麦。我打开告别时鲍狄埃送给我的一盒“温馨此刻”，想到在一些企业中大量财富的积累与我们的内在的重要的需求没有多少关联，又由此想到在这些企业中人们难以逃脱手段的正当与目标的琐屑之间的失衡，因而在电脑终端和仓库里不免会陷入精神危机，会质问这一切有何意义。人们有几分绝望地思考自己劳作的不合理性，同时又崇尚由此而来的极大物质丰富。他们明白，表面上看起来像小孩子游戏的劳作实际上从来都是关系到生存的大事。这些想法似乎都牢牢嵌入一盒出乎意料地给人带来莫大安慰、粘糊糊的、裹着巧克力外皮的“温馨此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