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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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朝着伦敦塔车站眺望泰晤士河对岸，你会注意到南岸耸立着一排新建的办公大楼。建造这些房屋只用了6个月，用覆盖着朴素的彩色玻璃的钢框架组装而成，看起来与这个城市仍不很协调，因为它洁净得出奇，而且与周围建筑的历史格格不入。它传达出一种非本土化、更适宜加拿大多伦多闹市区或美国克利夫兰的乐观气氛。在这些办公大楼东面，一队队外国孩子乘公共汽车来到一个栽着由私人养护的树木、有喷泉的广场上，拍摄泰晤士河的照片。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或在公路上遇到塞车的商人们已经耽搁了正事，只得坐在广场里的长凳上查看穿过明媚的晨风无影无踪地传送来的手机短信。

其中一座高楼顶上有一个不很张扬的标志，算是唯一的外部标识，提醒访客，他已来到世界上最大的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欧洲总部。虽然不事张扬，这座大楼吸引好奇的过路人不加掩饰地观看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楼里的雇员似乎觉得自己在看风景而不是被人看，他们把穿短袜的脚蹬在打印机墨盒上，大大方方地在窗前吃午饭，在转椅上扭动身躯，或者站成半圆形的圈子从事不知名的集体活动，当着屋子里全神贯注的同事的面在白字板上书写首字母缩合词。他们的活动在3层玻璃后面展现，像是在一部怪异的无声影片中表演，只有海鸥、河上来往船只和东风奏出的乐章在为他们伴奏。

一走进大楼，人们便来到一座大厅里，它的设计迫使进来的人仰起头来，目光随着一块块上升的地面移动。就像建造大教堂的工程师带人参观圆顶正厅时那样，人们会联想到那些建起这座巨型建筑的人。与置身于沙特尔大教堂时的情况不同，人们不很明确究竟应当崇拜什么。也许是辛勤劳作、精确、某种冷酷以及审计过程中令人惊讶的复杂工作。贴在墙上的一块匾上写道：“我们喜欢诚实正直、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

看到有许多人坐在大厅里的红皮沙发上，你可以想见要先等一会儿才能与预约的人见面是寻常事。这在无形中会使来访者加深印象，认识到楼上的访问对象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像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里的祭司一般，此处的接待员对自己扮演的庄严角色亦有所感悟。他会当场举行一场短暂的灌顶仪式，递给你一个证章，引导你坐到沙发上去，同时又应允会来叫你。那里摆放着免费取阅的报纸，还有贴上公司名称的瓶装饮用水。等待似乎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元老院的议员在皇帝的寝宫外来回踱步，商人们排着队在中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大理石宫殿里，等候着哈里发的接见。隐约听得到电梯无序地砰砰直响，保安在十字转门那儿巡视，希望有人来找他们的茬儿，那样才好打发这冗长的一天。

如同一个病人坐在诊所里一样，他不禁会瞧瞧其他在候诊的人，思忖是什么病痛使他们来到此处的。他们多半不会直言相告。这些会计师无需满足人生的肤浅需求。直至商业史的晚期、直至千百万人在城市里聚居并且组成产业大军，他们的职业才出现。在此之前，会计工作仅仅占用密室里、烛光下用于记账的那几个瞬间。此后，从事金融事业的专家出现了。这些人不会捕鱼、建房或缝补衣服，只是专事解决分期偿还、标准经营收入、交易税一类的问题，似乎已达到人类历史上劳动分工的顶点。这种分工3000年前始于古埃及，至少它在那些绿洲里产生了可观的收益，不过在心理上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

会计师大楼里一切都显得高雅、保养得很好。这儿看不到寻常之处不免会有的蜘蛛网。人们穿过走廊和高架行人道，前往自己的目的地。5000名雇员分别在审计部、税收部、银行业务部、资本市场部、房地产部和风险咨询服务部工作，另有200名后援人员协助他们，帮他们修理椅子，把茶点推进与客户举行会谈的会场，转发电子邮件，把身份识别卡钉在一起。地下室的文具仓库里储备着数量惊人的用品，甚至比阿拉丁的山洞里的宝藏还多。那里有3000支荧光笔，它们的黄色荧光可以将地球围起来，使你联想到许多耗尽荧光笔的国家和场合。比方说，基辅一家旅馆里有一支荧光笔报废了，原因是有人用它在一份足足有500页、题为《铜开采业中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的文件上划出了重要部分。

公众往往认为，会计工作与官场上的单调乏味是一码事。近距离审视一番后，观察者会发现，这个将天下数字天才招徕到一起的机构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开展个案研究，看各个独立的部门如何令人羡慕地将同事情谊、智慧和无用的工作融合为一体。泰晤士河岸上这家总部是各种行为发生之地，颇具特色，即使与人种学者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部落里的发现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决定在会计师们的这座玻璃大厦里花些时间，并且要去其中一两位人士的府上拜访，以便记录他们在寻常一天里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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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7月下旬早上6点，我在距办公处50公里之遥的伯克郡乡间一个村庄里。毫无怜悯心的电子闹钟不停地嘟嘟响，若要说过去7个小时所做的事情是“睡觉”，而且终于痛苦地捱到早晨，倒也并非妄言。我所追踪的一位会计师看当地新闻节目看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她可能只盖了一床羽绒被，也许那个房间还算安静，只有汽车的前灯不时将灯光投射到天花板上，不过她仍穿梭在汹涌动荡的梦境里，邂逅不曾料到的人士，体验不曾体验过的情感。

她回到学校体育馆里参加代数考试，坐在一个男孩身边，两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和谐迹象。这个男孩是她的同事，也在零售及消费性产品部工作。接着，她在超市里排队付款。女王大声喊叫，说有人偷走了她的耳环。随即这一场面又变为与一位十年未曾谋面的情人在渡船上见面，他准确回忆起他们分手的日子，而她清醒时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外表上，我们看起来十分安静，只有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偶尔动弹一下，实际上却是在这样一列魔鬼火车上行进，这真是奇迹。

闹钟一响，这位会计师便只得起身去盥洗室，她别无选择，甚至没有时间去回味梦境。多愁善感的联想和无法企及的欲望都被中止，自我被重新组装，以一个前后一致的实体出现，有固定的任务、有可预见的前途。在朦胧的黎明时分，在短暂的几秒钟里，她觉得自己有一只脚踏在两个世界内，身体的一部分沉湎于梦中，另一部分则走过场似地拧开水龙头刷牙。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往夜间的吊桥被扯起来，很快只剩下哗哗流水声。窗边的一个壁架上摆着一瓶洗发香波，用粗体印着既熟悉又怪异的词儿“多合一护发素”，赫然宣示白昼的现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在45分钟之前，这个国家仍处于一片静寂之中，然而在此后的30分钟内又有多少人洗头、打领带、找钥匙、刷去衣服上的污垢、朝着自己的配偶大喊大叫。这位会计师家中的诸种琐事也在首都周围巨大的圈子内千千万万个家庭中重演，从福克斯通到艾尔斯伯里、从黑斯尔米尔到切姆斯福德。闹钟在罗廷丁和哈里奇响起，这些闹钟摆在松木架和大理石桌面上。有些闹钟会振动，有些闹钟会让声音悦耳的新闻广播员开口说话，仔细分析飓风的走向和各种货币汇率的走势。

洗过淋浴、穿好衣服，这位会计师会吃一碗“脆果”牌玉米片，随后便匆匆拎起手提袋和雨衣在冷风中赶往火车站。到了室外，人们会觉得自然界居然仍旧存在是一件奇怪的事，而且静谧、安详，对人类的忧虑漠不关心。清晨的天空将昨天的狂风骤雨荡涤干净，而且毫无怨恨之意。这是一幅清纯的美景，激励人们在自己心中寻找活力和愉悦。

车站上的荧光屏显示火车会正点到达。这位会计师走到多年来刷上一层层油漆的维多利亚拱门下的站台终端，从西区戏剧演出海报和富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堡一日游广告前走过去。有一架飞机在头顶飞过，大约是一位老飞行员一早便出航。也许飞机上有一个小孩此刻正在凝视地面，在窗子那么大的范围内看到这条铁路线由海岸蜿蜒通往城市。地面上，一列绿色火车出现了，它朝空旷的大地鸣响汽笛，向两侧微微摇摆。车灯亮着，照在车轮上发出反光。

走进车厢，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打断了教堂里会众的聚会。冷空气刺入早在铁路线起点便开始、在麦田里弥散开来的白日梦。已坐下来的乘客既不抬头也不明确表示已注意到有人走近，不过他们灵巧地挪动肢体让她费力地走过他们身边，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这表明他们知道有人走过来了。火车启程了，再度有节奏地沿着150年前铺设的铁轨咔嚓咔嚓前行，当时资本首次把工人从遥远乡村里的床上拽起来，那边远的农田一度曾是当地居民所了解的全部世界。

若是考虑到大家同属人类，我们便会认为车厢里的沉默不可思议。乘车上下班的人假装在专心致志地想其他事情，这样仁慈得多，不必暴露他们私下如何互相评价、论断、谴责或仰慕。有几个人大胆地朝这里瞟一眼、往那里瞧一眼，像小鸟儿啄食谷物一样，偷偷摸摸的。只有在撞车事故发生以后，人们才会确切知道车上还有哪些人，知道国家经济中的一些小角色在撞车前曾经无害地坐在走道两侧，他们是旅馆、政府部门、整形手术诊所、果树苗圃、贺卡公司的雇员。

大家都在看报。要紧的不是搜集新消息，而是让大脑有事可做，不致沉溺于内省的思绪中，昏昏欲睡。对着报纸瞧犹如把一只贝壳举到耳边细听一般，涌入你耳际的不是海潮般汹涌的声音，而是感觉到鼎沸的人声扑面而来。今天的报上有一则消息说，一个男人开车时睡着了，其原因是他彻夜不睡、在互联网上与人通奸，结果他的车翻下立交桥，砸死了桥下一辆拖车里的一家5口。另一则报道说，一位貌美而且前途似锦的大学生参加过晚会后便失踪了，5天后有人在一辆微型出租车后座上找到她，已被人剁成几块。第三条消息详述一位网球教练和她13岁学生的风流韵事。这些报道显然都是疯狂的灾难，反倒悖论式地使人感到轻松自在，因为这些事情使我们觉得自己神经正常，相比之下洪福齐天。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弃于一旁，体会可以预见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宽慰。我们会庆幸自己严格控制住了欲望，而且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克制住了自己，没有给同事下毒或者在露台下与人闹翻。

窗外闪过熟悉的小场景：一个发电站、一块荒地、一个存放邮件的仓库、一片老树林、一群穿着灰蓝色制服的女生、一团在西边天际伸展的浮云、高速公路另一侧的购物中心、一条晾衣绳上荡来荡去的内衣，随即渐渐出现乡间别墅的后院，预示火车即将到达伦敦的中心地带。

在会计大楼那儿，雇员们通过厚玻璃门走进去。他们是在维多利亚车站、法林顿车站、伦敦桥车站和滑铁卢车站下车的，以后再驾车穿越隧道、乘嘎嘎作响的柴油公共汽车、穿过机场大厅、慢跑穿越公园或骑自行车先翻过山坡再走过大街来到这里。无论以何种方式，他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奔那个蜘蛛网的中心而去。他们吃大相径庭的早餐，如丹麦酥皮饼、前一天晚上剩下的咖喱饭、香肠、苏格兰煮蛋以及一碗碗的“开心”小麦圈和可可玉米片，这些名称起得欢快，使乘公交车上下班的顾客满怀希望。

雇员们径直上楼去，并不向四处看。若要在办公室里感觉自在就不能留意大厅里那座古怪的银色雕塑，就必须忘掉第一天来上班时这地方多么令人感到陌生。开始工作即意味着自由的终结，不过那也是疑虑、强烈和任性的欲望的终结。这位会计师的10000种前景减到了令人惬意的少数几个。她有一张在开会时可以递给别人的名片，告诉别人，也许更有意义的是提醒她本人，她是营业部高级经理，并非一个附属部门中转瞬即逝的人物。同事们做出种种揣测，令人有受牵制的感觉，不过也叫人心满意足，总比早上一个人被迫孤零零地沉思默想自己原本可以成为何种人物、现在却已永远无法成为这种人物好些。半小时后，她预定要与一位保险经纪人见面，还有一点时间去食堂买一份松饼和咖啡。太阳将一层露水蒸发殆尽之时，在办公室的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淡淡的怀旧思绪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生不再是神秘、悲哀、萦绕于心的、使人感动的、令人迷惘的或忧郁的，它只是目标清澈的行动之中的一个实在环节。

3

在7楼一间会议室里，10个人聚集在一起商讨伯明翰一家公司的审计进度问题，这家公司为食品工业生产塑胶封装。这些人年纪、资历不等，从坐在会议桌首席仅穿衬衣的资深合伙人，到那位刚刚入行、穿色彩明亮的条纹西装的年轻人，他去年夏天才大学毕业。会场上有人开玩笑、善意地互相揶揄，令人想起一位教师和一群傲慢却恭敬有礼的学生的对话。“看昨晚的比赛了吗，刺猬。”那位资深合伙人问坐在他右手边的年轻人，这人的头发很艺术化地烫成一个个尖锥。“当然看啦，鲁宾逊。不过，下个周末我们就会抹掉你脸上的笑容。”对方反唇相讥道。

过去的一个月以来，审计组的5个年轻人每星期都到伯明翰来，住在城市南郊塑料厂附近的汽车旅馆里。他们白天在这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翻阅账目、在笔记本电脑上分析数据。到了晚上，他们常去“印度之星”吃饭，那是一家孟加拉人开的餐馆，就在“科尔迪茨”

复式车行道对面（“科尔迪茨”是他们给自己的住处起的绰号）。出差条例规定，经理以下人员可以报销20.50英镑晚餐费。

要让会计师们详细谈谈他们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觉得一个平民百姓表现出的好奇心一定是出于嘲弄的目的——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自从毕业时宣布从事这一职业以来在大千世界中经历的种种人情世故。我执着地发问，他们出于本能的反抗渐渐让位于发自内心的、精通一种非常复杂的技艺的自豪感。

我同埃米莉·万聊天。她今年28岁，最近刚从公司的上海办事处调到伦敦。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她在那儿找到了职位。她把审计工作过程比作一件木匠活儿。她笑着说，若是没有她资本主义制度便无法运作。全世界的审计程序是一样的，因此会计师可以与外国同事配合默契、一道工作，就像飞行员之间的合作一样。那些规则已编辑成一部4000页的会计行业内的《圣经》，书名为《全球审计方法》。我把它带到床上读。在伯明翰，每一位审计组成员都有义务提供某一方面的材料支撑客户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一个人调查它的固定资产登记，另一个人则了解它的负债情况，第3个人负责核查它的应付账款，第4个人走访债权人，第5个人跟进供应商。审计完毕时，那位资深合伙人要在600份表格上签字，在法律上承担账目准确无误的责任，从而使潜在投资者充分信任该公司，让他们的钱通过漫长、无形的数码道路奔这家公司而来。

眼下，这个审计组正在设法查验增值税计费系统是否可靠。他们在图上标出过去6个月以来1亿英镑在客户公司内部的流动情况。由于缺一份档案，作为非审计服务的“年金契约独立维持情况年度报表”只得令人恼火地推迟完成。

虽然何谓“自然的”、何谓“人工的”常常要靠仔细观察方可区分，自从人类在非洲大裂谷显身，250000年已经过去，我们无法否认自己仍旧远未达到人类的生存条件，不能不钦佩人们在订立协议、合同中令人费解的附属条款时所下的工夫。在从前的社会里，人们献身军事冒险或宗教狂热，这些程度不等的奉献已被集中到精确的数字计算上。历史或许会仔细描述英雄业绩和戏剧性场面，但是没有几个人最终到达公海，许多人仍滞留在海港中，在那儿解开锚上的铁链，清点绳索。

显而易见的是，会计职业使它的从业者以一种奇特的眼光看待世界。那些会计师们不问我怎样写书、为何写书，却问出版一本书的税是否可在几年内付清，或是一出版便全部付清。他们像泌尿外科医生，对于这些人而言，一个病人的首要器官总是肾脏。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似乎并无意从事那种有望留下持久影响的工作。他们内心深处存有发挥自己智慧的自由，正如司机发挥他们的认路才能一样。客户要他们去何处他们便去。这个星期可能有人要他们处理一个钻油平台的融资问题，下个星期则是一家超市或一个光导纤维厂的纳税责任问题，他们却不会留下来应付亟待处理的该公司的内部规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弊病和烦恼。他们无意让陌生人了解自己或让人记载下他们应对目前全无迹象、却很快就要发生的事变的真知灼见。他们已甘于默默无闻，而且心理上完全接受。他们已很有风度地接受事实，即自己没有多少机会在审计事业中获得不朽的声名。

4

在1楼的一间会议室里，25位新手正在为期3年的会计培训班里上课，这是第2周。上个星期有人向他们大致介绍了撰写财务报告的原则，这个星期会有人带他们熟悉公司保险制度的运作机制。为了让他们振作精神，公司还用车载他们去伦敦以外的一家环境幽雅的旅馆会见董事长，还去一个矿泉疗养地待了一下午，做理疗和按摩。除此之外，还有人带领他们结识公司的精神治疗医生、了解公司里干洗机的用法、拜会信息技术部主任和会计师中男女同性恋者协会的负责人，这个协会的会员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聚在一起饮酒。眼下，培训班的学员们已听了半个多小时课，许多人已表现出疲倦的神色，于是课程指导教师便提早下课，让他们品尝门外摆放的牛角面包和丹麦酥皮饼。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促使雇员积极迅捷、尽职尽责的唯一工具是鞭子。工人们跪在脱谷房的地上捡回散落的玉米穗或把开采出的石料拽上斜坡时，工头可以经常痛打他们，工头不但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得到好处。但是，在有些职业中，若要从业人员充分履行职责，就要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到满足，而不仅仅是恐惧或顺从，出现了这样的职业，便必须改写就业规则。人们一旦明白，一个有本事切除大脑里的肿瘤、起草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或出售公寓的人，若是心情欠佳、愤愤不平、郁闷或生气便不能有效地工作，雇员的精神健康便开始成为管理层最关注的事情。

对世界上所有玻璃高楼里工作岗位的监管不能依赖雇员对来自外部权利的惧怕。监视塔无助于激励雇员发挥更多聪明才智去起草延期纳税计划书，促使高级经理人员十分耐心、敬业地处理他们负责的事务。这些高级首长们已失去了18世纪船主们的傲慢风度。真令人羡慕，那些船主可以在奴隶刚刚表现出患上败血症的迹象时便把他们推入大西洋中。新一代的权威人物必须莅临日间托儿所和一月一次的职工联谊会，谈笑风生地询问下级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

简·埃克斯泰尔是这家会计事务所人力资源部的主任，在6楼办公，负责把权力的铁拳装进天鹅绒手套的一应事宜。她最近组织了一次风景画绘画比赛，旨在使审计员们发挥出潜在的创造力。眼下，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她忙着在大楼走廊里和问讯处那儿挂上匾幅，上面是配有图片的警示语：“我们的行业箴言：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而工作？”

假如简·埃克斯泰尔来到凡尔赛宫，即使是置身于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的圣西门这样一位日记作家也必须少说话。多亏了她，这家事务所制定了绝不容忍恐吓和散布流言蜚语的政策，为心情不爽的雇员设立24小时热线，还召开讨论会让大家发泄对同事的不满，建立颇得人心的机制，借此让经理叫一位下级知道他有口臭。

采取这些革新措施是基于一个信念，即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一点不比家庭关系简单或缓和，甚至会有更多困难。想到《美狄亚》里的场面，我们看到至少家庭是一个得到承认、获得批准的可以爆发歇斯底里的场所。而办公室里的活动则在浅薄欢乐的掩护之下进行，使工作人员完全不知所措、无法应对在同事之间萌生的愤怒和悲伤的情绪。

虽然人力资源部采取的方法显得牵强，但实际上，这种不够自然的方法也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在这种详尽周到、消磨了一天的讨论会上和小组意见反馈会上，允许员工们男子气概十足地抗议说，这样的培训只会使他们屈从于某些规则，学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然而，这正像在家庭晚会上的情形，客人起初会挖苦提议玩图画猜物游戏的主人，接着他们会吃惊地发现游戏开始后自己便找到了发泄敌意的渠道，能够确定自己情感所系，也逃避了虚情假意的聊天带来的痛苦。

的确，埃克斯泰尔的职务是前无古人的，她使用的职业用语也是前人不曾用过的（诸如“客户关系”、“个人烙印”）。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十分少，因此人们会觉得她是一个多余的病态人物。不过这样想便是错误地理解了当代事务所非常特殊的性质，它是一个生产想法的工厂，依赖成千上万员工彼此恰到好处地沟通的能力，以满足客户过分的苛刻要求。再往深处说，它是一个经不起窝里斗的实体，不能容忍各部门之间不通信息、对不甚公平的薪级表心怀怨恨、经理衣领上出现头皮屑、公司发布的文件中将不定式分开的写法、有人伸出湿漉漉的手去抓重要合同文件，等等。因此这个实体亦无法摆脱小心翼翼地安抚雇员的常规做法，如请他们去唱卡拉OK，实施“本月最佳员工”奖励方案，送优胜者乘船游览，让他们与董事长共进丰盛的午餐，等等。

5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见到这位董事长，但是他先是去了俄国，以后是印度，后来又是美国，虽然后来我可以肯定我曾看到他在伦敦总部跨进电梯。根据官方说法，有段时间他在楼上办公，但是太忙，不能接见我。最后，他终于应允给我半小时，同我谈谈事务所的发展前途以及他的职业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面对面坐在一个没有多少家具的房间里，公共关系部的主人在一边作陪。除了加强暗示，要我说话留神，我不知道他的在场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

董事长表面上表现得亲切和蔼，却掩盖不住他对作家毫无耐心。同每个工作日一样，今早他5点起身，慢跑40分钟，7点以前便开始办公。他管着120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丹麦、喀麦隆、印度、塞内加尔、瑞典、阿尔巴尼亚、北爱尔兰、摩尔多瓦和南非的办事处里。

虽然大权在握，他放弃了所有象征权威的东西。大家称呼他时都只提名不加姓，他没有私人喷气飞机或自己的司机，与别人共用一个秘书。他乘火车上班，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建筑师们起初为他设计了一个可以看到伦敦塔桥的专用办公室，但是他坚持要坐在一间普通办公室里工作，他的桌子与一个实习生的毫无区别。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电话右侧有一块塑料板，上面印着西奥多·罗斯福一篇演说中的一段话，这位美国总统谈道，为了获得辉煌的胜利就必须发动每一个人，“如果他失败了，至少他是在奋力拼搏中失败的，那些既没有享受过胜利喜悦也不曾品尝过失败痛苦的冷漠、怯懦之徒永远不配与他相提并论”。

董事长的家具令我想起W·H·奥登在1948年写的那首诗“经理们”：

从前糟糕的日子倒也不坏：

阶梯的最上层

坐着倒也很不赖；

成功意味着许多好东西——

悠闲、大餐、更多的宫殿

那儿塞满更多的书籍、姑娘和骏马，

从此以后他便轻松自在

让人抬着上山去，

瞧瞧别人怎样行走。

不过，奥登明白领导权在谁的手中。他质疑道，在现代：

哪一位画家愿意

描绘湖里现身的胜利者

他赤身裸体跨上海豚背

周围有一群小天使守卫？

当然，权力并未完全消失，只是重新配置。董事长以普通雇员的姿态出现，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高位。他做出与众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姿态，他的下级因此钦佩他的真诚。其实他内心里意识到，只有摆出常态才能使自己不致再沦落为普通一员。

董事长还被迫放弃了高声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不能斥责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剩下的唯一手段是劝导。每个月总有三四次，他在自己帝国的不同角落里走上讲坛、脱下外衣、望着听众席上的3000名会计师、背对着身后的幻灯片背景对大家说他们都是令人钦佩的专业人士，然后再迅速转入下一个话题，建议他们改进工作方法。他像信仰衰退时代的传教士那样语气谦卑，态度恳切。

他在工作上的成功显然更多地依靠运气而并非业绩，即在经济史的顺流中如何审时度势、发挥主导作用。他像战场上的一位将军，在炮弹爆炸声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徒劳地努力企图造成局面仍控制在他手中的印象。

或许董事长觉察到我所关心的问题。可是他似乎并不将我们的会面当作一个传达有益信息的机会，而是在做一项危险的实验，看看自己能否不说有可能于他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换言之，他想尽可能地表现得乏味。他执着地以愉快却又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同我说话，那语气通常是对一群人讲话时才用的。

我请他讲讲事务所的发展前景。

他回答说：“没有人产生过那种错觉，认为我们遇到重大挑战。相反，没有人怀疑我们有一些极好的机会。”

他想为他的雇员做些什么？

答曰：“我们所有的人和合作伙伴都希望成为一个获胜的、一定会成功的团体的一部分。这个团体正在赢得市场份额，因此也在为所有的员工创造机会。”

他喜欢旅行吗？

答曰：“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全球性行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多，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市场做出最大贡献。”

他的事务所与竞争者有何不同？

答曰：“我们的员工就是客户眼中的品牌，一种特别的与客户打交道的经历只能由我们的员工身体力行，通过实现自我价值观去创造。”

就这样东拉西扯了20分钟以后，我非常想问他，最近一次他正在开会时闹肚子是何时的事。不过他以这种方式谈话并非是想保守秘密，而是多年来在世界上飞来飞去、在空调中生活、出席重要会议养成的习惯，这使他淘空了个性。也许10年来他一直独自待在一间房里，无所事事。我的厌倦之意已演化为对这个人的怜悯，他却根本不以为自己有可怜可悲之处。

6

午饭时间到了，随之而来的是由门廊弥漫到楼上的油煎食物发出的诱人香味。员工们可以在内联网上看到食堂的特价优惠菜。星期五的特价菜是“当天捕获的面糊炸鲜鱼，配塔塔汁和柠檬片”。星期五吃咖喱食品，星期二是“烤火鸡和各种花色配菜”。为了避免让来吃饭的人耽搁时间，网络摄像头在播放餐厅里排队的实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吃午饭时放松一下。在这座大楼顶上的一排供高管就餐的饭厅里，一些资深合伙人开始在盘算如何从国内最大的企业代表那里收取数百万酬金的复杂问题，却装作只对最近的假期和孩子的教育感兴趣。这些可能正在博弈中的钱数目巨大，普通零售商人或打电话做推销的人手里流通的数目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他们只是在肮脏的底层乞求顾客惠顾，而这些资深合伙人早已学会像医生或大学教授那样摆出稳重、超然的姿态。

马克是在东翼吃饭的合伙人，他在名为“与客户讲话的方式”的培训课上完善自己待人接物的方法。这个培训科目旨在帮助学员开发五项均以字母C开头的技能，即信心、商业技能、交流技能、个人才能、奉献精神。授课地点安排在北安普敦郊外森林边的一座旅馆里。晚间上课时，有一次，一对狐狸从窗外瞧着马克，当时他坐在摆着纸盘子和塑料刀叉的餐桌边，排练如何与想象中的客户一起进餐。

如今马克对面坐着一位真正的客户，他是阿伦，英格兰第三大牙科器械生产厂家的财务总监。他们在谈话中闪烁其词。第一道菜尚未端上，两人已经谈到板球、科莫湖、一级方程式赛车、相比之下太阳能电池板何等低效以及伦敦的鸽子。马克今天特别累，因为他昨天在苏格兰阿伯丁的万豪酒店参加过一个石油行业的会议，讨论用远期交易和期货来抵押贷款，以建立增加现金流动、为发展注资的机制，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好在窗外的景致还吸引人，他们可以再花几分钟辨认哪一座建筑是劳埃德大厦。墙上也挂着一幅画，可充作谈资。这家事务所喜欢艺术，刚刚搬进新总部办公时给一家艺术品收购公司提出要求，让他们用青年艺术家具有刺激性、吸引人的眼球的作品挂满几乎所有的空间。因此餐厅里也挂着一幅大照片，是一头母牛正要迈入一条浑浊的棕色河中去。背景大概是印度，母牛大概正想自杀。

与此同时，吉列尔梅正在餐桌之间忙碌。他今年42岁，来自巴西南方的巴热，受雇于一家独立的餐饮公司，在午饭时辰和晚间做侍者。他在工作时曾遇到埃克松集团、布拉韦哈特投资公司、达纳石油公司、印达古石油公司、欧米茄集团、齐多尼克PLC公司的总裁们。其实更恰当的说法是，他曾与这些人短暂地同处一室，因为这位6个孩子的父亲、褐色眼睛的英俊男子不大可能给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曾用一只银篮子给他们奉上面包。

今天首先上的是蟹烩意大利扁面条，以后是金枪鱼条与炒土豆。假如你雇马克为你出主意，你每小时得付给他500英镑，但是你只要花7英镑便可雇到吉列尔梅。这差别不仅是由两个人祖国的历史和不同的繁荣程度决定的，也是由于马克先用去3年时间攻读一个法学学位，为了掌握审计报告规范，后来又在国王十字车站的英博夏尔学院学习过两年。另一个原因是，他是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已辛勤工作15年，由见习会计师升任主管、由主管升任助理经理、由经理升任高级经理，最终由合伙人升到资深合伙人。

过了好几个月，阿伦终于拿莫扎特歌剧《女人心》的戏票和雷诺阿风景画展入场券对马克小心翼翼的要钱的表示做出善意的回应。至于吉列尔梅，签证期满后他会被遣送回国，虽然他不情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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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这里一片宁静，令人纳闷，仿佛人们对远古午睡的记忆阻碍他们在白天充分发挥精力。在7楼，工作人员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在电脑上工作、看文件。打印机不时呼呼响起，吐出纸张，像刚刚出炉的百吉饼，带着挥之不去的热度。

开敞式办公室的整齐一律，桌子完全按照员工的首字母缩写排列，例如ML6W·246。但是员工们蔑视这一套，在他们的工作地点表露出个性。毡板上贴着家人的照片，有时还能看到杯子或小饰物，印有此人崇拜的运动队的标志或度假地的标示。如果蹲在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脱了鞋子在地毯上来回蹭穿着袜子的脚。这一举动不仅引发透过棉袜的脚与含尼龙的织物的摩擦，也使人感受到对规则的轻微破坏会将家居的亲切感带入工作场所。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善于将环境家居化。他们懂得把带来的食物藏在公用厨房的某一角落里，知道如何选好上卫生间的时间，以免不得不坐在马桶上与某一同事攀谈，而他们与此人不久前曾在一间气味难闻、气氛紧张的斗室里共处。热火朝天的生产活动被晚餐计划、新的风流韵事、对电影明星和杀人犯古怪行为一针见血的分析打断。一天里真的用来创造财富的时间少之又少，却有很多时间用于做白日梦，以及从梦中醒来、恢复常态。

透过窗子，他们可以看到人们穿着便装在河边漫步。这些人悠闲自得，令人不禁质疑这座大楼里展现的更深刻的工作逻辑是什么。忙于做事时，一个人总会觉得一些宏大的问题与己无关，他只是在为4点钟的一个会议准备文件，或是应此人要求、为满足彼人的需要在班加罗尔做一场报告。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会计师们也是总结工作生涯之意义的专家。依仗雇员准备年终财务报表的技艺，这家事务所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收益。这份报表在介绍运营资产、资本收入、借出款和债务的冗长导言后以下列数据说明一年来的收益：

这些数据揭示了办公室生活的真相，无可辩驳。但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会自豪地提醒我们，说生存的目的在于基因的繁殖。与之相比，这种真相仍然是不着边际或令人不快的。僵硬的年终账目其实只是强调，创造多少财富才能成为做其他事情的借口，诸如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在投影仪前煞有介事地讲话，在国外旅馆房间里插上笔记本电脑，做市场占有率的分析报告，以及向凯蒂长及膝盖的灰色羊毛短裙投去热切的一瞥。早在钱挣到手里之前，我们便意识到必须让自己不停地忙碌，我们明白砌砖、将水从容器里倒进倒出、把沙子从一个坑里铲到另一个坑里的乐趣，却从来不去费神考虑这些行为有何种更伟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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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那条短裙，我得补充一句，凯蒂是北欧散客部主任的助手，22岁。今天正在为老板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行安排行程，他会在两星期内启程。她的桌子上有一本《哥本哈根览胜》。她为老板预定了这个城市帝国旅馆楼上的一个安静的房间，安排在7∶30与当地办事处的主要成员一起吃早饭，其中有索伦·斯特罗姆、拉斯·斯科夫·克里斯腾森以及莫滕·斯托克霍尔姆·布尔。

凯蒂大概是附近唯一能够集中注意力做事、不为自己的脸蛋和身材着迷的女人。她的美貌不免令人想入非非，人们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以严厉、不耐烦的态度对待她，会被她误认为他们冷漠，甚至粗鲁。该事务所的行为准则明确规定：“我们不能容忍在工作场所发生性骚扰事件，包括以不尊重的口吻谈论别人的外貌；使用下流的语言；提出涉及别人性生活的问题；侵犯别人的尊严的身体接触或在同事中造成令人不安、带敌意、有辱人格、羞辱、无礼的工作氛围。”

从表面上看，该行为准则极为充分地捍卫了无辜一方的权力，令人钦佩。不过对于这一段措辞严厉的文字还可以有一种更愤世嫉俗的、自私的解读方法。真正受到保护的也许不是一个受到下流猥亵伤害的人，而是该公司。凯蒂的短裙引发的情感具有危险的煽动性，这种情感势必破坏公司的基本运作规程。它有可能暴露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会发现做爱比做工作有趣得多。

公司对员工的嫉妒倒也很平常。若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调节人类的性冲动。我们居然天真地认为自己思想开明，这阻碍我们认识到，在职业行为准则之下遮掩着多大程度上的旧式性压抑。

另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是，这类压抑事与愿违，往往导致性行为，因为色情的本质特点便是，它恰恰会最充分地勃发于受到最严厉禁止之处。在14世纪，圣母修道院是性事最最泛滥之地，而当今最最淫荡之地则莫过于公司里隔成一个个格子的开敞式办公场所。办公室之于现代世界恰似修道院里的生活之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能够激起欲望、力量无比强大的纯洁之地。

如果修道院和办公室曾对那些表现出有犯罪迹象的人予以严厉惩处，那是因为它们都是或一度曾经是社会最看重的价值观之所在，一处是基督的教诲，另一处则是金钱。金钱与办公室的关系犹如上帝与修道院的关系。不论肉体的欲望受到何种语言的谴责，不论是针对性骚扰的政策还是关于罪恶和撒旦的说教，它们只是相似的异端邪说，因为它们竟然敢于拒绝公认的目标，无礼地暗示世上还有比股票行市或耶稣基督更有价值、更强大的力量。

对性欲的压抑至少在一个领域里仍是有收益的，就像已付股利一样。很符合逻辑，在春宫文学作家的想象中，办公室和修道院均异乎寻常地屡屡出现。现代早期的色情小说绝大多数均描写晚祷和礼拜仪式时教士中的放荡不轨、鞭笞，而当代互联网上的色情文学则无休止地描写办公室员工在工作场所、电脑前口交和鸡奸。对此，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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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点，办公室里的人开始离去。1小时之后，只有那些忙着准备很快就要用到的陈述和报告的人留下来。有些人要在桌前度过漫漫长夜，凌晨1点左右会有人送来可乐和比萨饼，那时他们会休息一下。

太阳已接近地平线，在大楼的玻璃上投下橘红色的光芒。今天他们做了什么？一个员工给客户出主意，说明从斯洛文尼亚进口苹果会涉及何种税务问题，另一个人写了一篇论文，比较5个西非国家的营业税有何不同，第3个人给人发胸牌卡、将300个打进来的电话输入电脑。这些成就无疑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部分意义。从现在起再过3年，7月29日下午的日记便几乎无人能够读懂了。它被分割为以小时为单位的小节，每节用于与不同的同事会面，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已变得模糊。

咨询部的一个员工走向伦敦桥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回肯特去。他在路上停下，在一家超市里买一瓶葡萄酒和一块蘸奶酪汁的鸡胸。他整天都不曾离开办公大楼一步，因为他在忙着做一份数据表格，分析一家美国医疗诊断器械公司的投资情况，还要回复正在丹佛做项目的同事发来的邮件。走出有空调的大楼前庭，他吃惊地发现室外那么暖和，泰晤士河显得那么苍凉古朴，那么多人都充满活力，他们个头儿有大有小，行为举止大相径庭。

与平时不同，今晚半节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12年来他一直在走这条路。夏日的阳光斜照进来，割下的青草散发出的气味从旷野中飘进车窗，阵阵怀旧思绪袭来，征服了他。他把双脚放在对面的座位上，回想起另一些与这个夜晚几乎一样的夜晚。温度相同、天色也是这样晴朗，只是那时他母亲还活着，孩子尚未出生，他尚未离婚。他仔细回想所有不容易做的事情、不做亦可的事情、值得懊悔的事情。他从远处心平气和、居高临下地审视自己的缺陷和失去的机会。生活仿佛只是一部拙劣而又多愁善感的电影，他是其中既值得同情、却又令人厌恶的主人公。他已到了喜欢怀旧的年纪，然而就在此刻，就在窗外分散伫立的某一房子里有一位16岁的少年，对于这个少年而言，今年这个炎热的夏天是渴望和发现的季节，是一个30年后注定会在火车上忆起的季节。现在，这列火车尚未造出，只是西澳大利亚沙漠里红色灌木丛中的铁矿石。

公寓里很安静，笼罩在负罪感中。这里万籁俱寂，而在泰晤士河岸上，那位会计师正在网上忙碌。他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对一位实习生发脾气，那是因为他注意到有人在早上洗过淋浴后随手把浴巾扔在沙发上。他面临挑战，不知能否心平气和地结束这一天。他的思想一直集中在办公室里各种事务上，如今这里却是一片静寂，只有微波炉上未定时的电子钟在闪烁。他觉得自己好像刚刚玩过一场无情地考验应变能力的电脑游戏，接着突然从墙上拔下插头。他焦躁不安，同时又觉得筋疲力尽、十分虚弱。他状态不佳，无法做事，当然也不可能读书。读一本严肃的书不仅要花时间，还要留出感情空间，使人先产生种种联想、以后再从种种担忧中得到解脱。也许，他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疲劳与神经紧张混合后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消除它的唯一有效方法是痛饮葡萄酒。没有咖啡带来的振奋、酒精带来的松弛，办公室文化便不够合理。借助智利产的解百纳葡萄酒和催眠术的仁慈引导，丝毫不动感情地对人讲述自己白天做过何种行为不轨的事，看看晚间新闻报道的各种灾难，这都是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