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七七年我从插队的农村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扛着父亲给我准备的大箱子，搭顺车，经过两天的颠簸，从黄土地的大山沟里来到省城学校，当时西安美院和西安音乐学院合并为陕西省艺术学院。到达目的地，我已经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司机下车在门房问好了去处，背起箱子就上楼了，找到宿舍将东西放好，就告辞了。宿舍里共有八张床，其他人已经先我一步到达，有三个是工农兵最后一届学生，其余三个和我同班，空一张床放东西。宿舍里只有一个陕南来的同学，互相介绍后，领我去报名。

在报名处填表时，使我欣喜若狂，家庭出身那一栏我很难为情地填上最为憎恨的两个字"地主"。低着头交给系里的老师，老师拿着表仔细地看完，指着出身这一栏说："不用填成份了，你父亲干什么工作就填什么"，我诧异的抬起头，看到一个和蔼可亲、年轻漂亮的面孔正在注视着我，冲我点点头，我的心几乎就要蹦出来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地主"随着我的大学生涯就此消失了，我用笔重重地勾去这两个罪恶的字，从内心深处一笔抹去，工工整整地填上"职员"，抬头交给解放我心灵的老师，后来这个老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直在我的心中。

学校报名还有一天，下午乘公交车去我大姐的纺织厂，第一次进入工厂，看到了电影里的场景，硕大的厂房里，机器声轰鸣，只有几个纺织女工在工作，非常繁忙。大姐的工作很辛苦，在插队时曾经我也向往过这份工作，身临其境，才知到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

和大姐来到他们的食堂，品种繁多的食品使我感觉到，大姐天天在过年，很幸福，大姐要了几种肉菜、米饭、白面膜招待我。晚上没有回学校和大姐挤在一个床上说话。大姐为我考上大学比我自己还高兴。

第二天早早返回学校，还是挨了系主任的一顿尅，离开学校没有请假。这里的老师可真厉害，一点不留情面。由于搁置了十年，所以我们班22名学生，年龄悬殊很大，从三十几岁到十几岁，因为是特殊专业，所有学生都是城市户口，而且大都为西安市学生，还有几个美院附中的学生，老大哥文革前附中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为我们的班长，其余附中学生成为学习委员，班上只有我和光利是党员，光利为副班长，我任生活委员，负责给同学们领饭票，发饭票等生活上的事情。

改革开放第一批大学生，受到很好的待遇，尤其我们贫困地区来的学生，每月的饭票全部由学校发放，而且学习用品也由学校负担。我也过上了天天过年的日子，饭堂的师父一听到我们的乡音，每次打菜时都有意识地多给一点肉，多盛一点饭，他们认为我们很不容易，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能考上艺术院校。

老师们攒足了十年的劲，给我们上课，第一堂课新生摸底考试，老师提前在两个教室摆上了伏尔泰头像、海盗头像，使我们边远地区来的学生无从下手，从来没有画过，考试时画的是静物和人物头像。其他学生非常熟练地选好角度，开始画，我们左顾右盼不知从何下手，只有硬着头皮，按照画人物那样的方法去画。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班里的水平悬殊很大，我也从刚刚被解放的兴奋中一下子跌到了低谷。从县上的名人到了不会画画的学生，在没有考美院时，我作为农民画家，作品曾被几个出版社印刷成年画，全国发行和展览，插图、农民画经常发表与各种报刊杂志，并且到北京、户县参观学习。咋就不会画画了，在老师的耐心辅导下，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的勤奋努力下，几张作业下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两个外地同学甚至跑到了前面。距离逐渐缩小，信心逐渐增大。

上大学技术的提高并不是主要的，各种修养的提高，整体素质的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除了画画，日以继夜地泡在图书馆看书，晚上整夜不眠，以至于小偷进房间抱走了衣物都没有觉察，每个星期天都早早起床到小寨书店排队买书，当时买的大都是世界名著，美术丛书等。每次买到都会高兴一个周，也是成为在同学中炫耀的资本。所有的学生都沉浸在学习的紧张与快乐中，所有的老师都想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知识都传递给学生。校园里除了歌声、读书声、写生的学生没有一点杂音。

二、那时候老师真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在认真教课之余，特别关心我们的身体、生活，每天晚上熄灯后，都会按时到宿舍查铺，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每次都和他们捉迷藏，来了关灯睡觉，走了开灯学习。系主任黄老太是工艺专业，表面上对学生很严厉，毫不留情，但她很细心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及身体健康，记得我刚上学时，由于专业基础差，思想负担很重，经常加班加点以至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她就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要注意休息，帮助我学习专业课。

素描老师多才多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电器方面也很精通。我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的儿子就拿回家让他爸给修好了（他儿子是我学弟），还给贴钱买了晶体管，给钱咋都不要，当时也不懂送礼，也没有给老师任何报酬，现在想起来还很歉疚。

宿舍的一位学姐，父母都是美院的教授，经常领我到老师家去看画，一次到蔡亮、张自懿老师家，不仅得到教诲而且把饭都混的吃了。这两位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代表作《延安的火炬》，张老师给我们上人体素描课时，那种娓娓而谈、和蔼可亲的教学态度，扎实的基本功都令我们倾倒，一阶段的课程结束，我们不同程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观念上的改变。学姐家在这边校园了有一间房子，弟弟在城里读书，她如果外出写生，我就住在那里一边照顾她的弟弟，一边学习。

暑假里我几乎都不回家，在学校画画，有一个假期学姐将我介绍给她的家人，在美院旧址兴国寺住下来和那里的学生一起补课，每天画素描、色彩，他们不仅帮我辅导专业课，而且联系图书馆看画册，那里不回家的学生很多，大多是外地的，食堂照常开饭，师傅们知道我是陕北的，非常照顾，有时还跑来看我画画。

一年半后，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分开了，我们搬回了美院，学习的机会更多了，这里有油画系、国画系、版画系、工艺系，黄老太回到了工艺系。

学生的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昔日的国产电影、进口电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有时候学校组织放映，有时候到旁边的工厂去看，周日偶尔进城到电影院去看，有阿诗玛、流浪者、冷酷的心、卖花姑娘、悲惨世界和日本的许多电影。

学院建在农村，置身于田野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写生条件，见证了庄稼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农民朋友也成为我们很好的模特，每到收获季节，我们的操场就成为他们的收获场地。

交谊舞、喇叭裤、长头发一时间风靡了整个校园，尤其是大城市来的学生，通宵达旦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毕业我们边远地区来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这项有意的活动。

上学期间经常利用暑假和王老师、刘晓春老师一块到陕北写生，周日到王老师家接受辅导，想尽快和同学们缩小差距，短暂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边缘山区的同学并没有落后，毕业创作杨光利的作品《晨读》不仅获得了省青年美展二等奖而且获得了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我的作品《课余》也获得了省青年美展三等奖。圆满地结束了大学生活，回到了养育我们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