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8年冬，宋代一位布衣学者带着手稿，从福建老家出发，徒步千里来到杭州，希望现任皇帝宋高宗能读懂他的苦心。达到神圣的听觉有多难。一年后，这位一直在等待结果的学者伤心地回到了家。在晚年，他两次完成了提供数千英里书籍的壮举。这位学者是谁？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从他一生居住的茅草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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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有一座高山，名叫戴云山。戴云山的东面有一座山峰，距离市区60多英里。它叫嘉罗山。山里的春天与世隔绝，空气清新。这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公元1128年，一位名叫郑樵的中年人在夹罗山脚下建造了三座茅草屋，并把它们命名为“夹罗草堂”。与普通的封建学者不同，郑樵不喜欢通过考试，但喜欢写书，尤其是痴迷于历史和生物学的研究。我之所以选择在嘉罗山写历史书，不仅是因为那里环境幽静，而且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便于写历史书的生物部分。他非常清楚历史是一个大学问题，历史学家需要非常熟悉天文学、地理学、历法、生物学等。因此，他“结毛夹罗山，与田赋野旧往来，与夜鹤萧猿杂处。我不会问飞行或潜水，但我想知道它的本质。”

现在新建的嘉罗草堂被绿树掩映。(网络图)

郑樵的举动得到了堂弟郑厚的支持。他们开办了博物馆来教授和研究各种古籍。当乐趣来临时，他们一起把酒和米饭带到山上，或者喝酒写诗，或者自由地谈论世界大事。只要郑樵听说别人有书，他就会去他家要。可以说，“只有莆田郑佳洛能读完世界上所有的八点书”。通过广泛的阅读，郑樵在礼仪和音乐、写作、天文学、昆虫和鱼类、植被和书法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

郑樵隐居在嘉罗山近30年。他一边向农民请教，一边仔细观察当地的动植物，集中精力完成了历史书上的“鸟兽植物”部分。与此同时，出于各种原因，他曾三次将未完成的史书和“鸟兽草木”手稿带到杭州，准备迎接现任皇帝。很遗憾，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嘉罗山的郑樵石像。(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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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博物学家，郑樵选择嘉罗山是出于对“鸟、动物、植被”的深刻思考。

结果表明，北宋以前，虽然以研究“鸟、兽、植物、树木”为重点的生物古籍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对这些资源的讨论主要渗透到农业、方志或医学古籍中。然而，这些书的专著却为数不多，如《石矛·鸟·动·植物·昆虫·鱼·树》(三国时期的陆机)、《朱璞》(晋代的戴楷)、《平单泉菊草集》(唐代的李德裕)，都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北宋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覆盖面更广、内容更丰富的生物典籍，但卷帙浩繁的卷帙浩繁的卷帙浩繁的卷帙浩繁却给人一种杂而不精的感觉。然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鸟类、动物、植物和树木”的专著，这往往导致系统的学术研究。例如，陆店的《戴亚》对鱼类、动物、鸟类和其他生物进行了分类，解释了185种动物和92种植物，最初采用了“鸟、动物和植物”的结构。

石矛、鸟类和动物、植被、昆虫和鱼类的复印件。(网络图)

郑樵在认真研究历代生物经典后，明确提出了“鸟、动物、植物”的理论，并强调其在写书中的重要性。“就人类生命而言，只有一个本草科。任何研究它的人都必须知道真相，而不仅仅是其他书所说的。”他认为北宋以前的学者重视本草学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他从资料整理和实际观察入手，致力于“鸟、动物、植物和树木”的发展(即古典生物学，见罗桂环《宋代的鸟、动物、植物和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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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56年，经过系统研究和实地考察，郑樵完成了一部关于“鸟类、动物和植物”的专著——《昆虫和植物简介》。这本书是“万史之史”——同治二十策之一，深受郑樵的喜爱。“轻微”指“书”和“记录”，如“韩曙”中的“法律日历记录”。郑樵的“战略”是总结世界学术研究以供将来参考，即“当今世界总的伟大学术，及其大纲，其略，其中二十略，百年宪章，学者能力，皆在此矣”(《同治·总序》)。

《昆虫·草·树纲》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考察动植物类名的基本原则，而且在文章中也应用和肯定了这些原则。这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强调正名，帮助后代在做学术研究时了解“名称和事物的形状”。“丈夫很难理解，因为它的名字很难理解。五方的名称不同，古今词语也不同。这本书是特别命名的。”(昆虫、树木和植物简介)显然，他想尽可能地集中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正确名称、普通名称、地方名称和以前的名称，然后用实物来统一它们。例如，《野草》中描述的“熊兵”:“熊兵指的是胡兵和郭襄。关中地区称为白井，蜀道地区称为川熊

熊兵，又名川芎。(网络图)

书中约有340种植物和130多种动物，可分为草、蔬菜、米和粱木、水果、虫鱼、鸟和兽。除了详细描述各种动物和植物名称的起源和发展，古代书籍和记录也被引用来区分类似的动物和植物。被引用的古籍有《诗经》、《尔雅》、《石矛》、《草木》、《鸟兽虫鱼》、《新修本草》、《戴亚》、《土荆本草》等。

昆虫、树木和植物简介文本复印件。(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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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树木和植物简介在古代生物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书中对“鸟、动物、植被”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述，不仅代表了当时的学术主流，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南宋时期，许多学者致力于“鸟兽草木”的研究，写下了许多知识丰富、种类繁多的生物典籍，如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石的《菊谱》。元明清时期，先后出版了大量关于“鸟兽草木”的古籍，如《大灶谱》(元代刘观著)、《方群谱》(明代王)、《于一图赞》(清代胡适安著)等。

此外，昆虫、植物和树木讲述生物学的方式也被后人高度推荐。这种方法是以每一个项目的通名为依据，记录各种不同的名称，并附有相关古籍和记录的诗文或资料记录，有的还附有调查结论。明代，医学专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反复寻找信息来解释生物名称的使用方式。李时珍最后以《昆虫、植物、树木概论》为参照，对其生物学命名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并将其命名为《名释》。

自南宋以来，历代都有《昆虫·树木·通志》的版本。郑樵一生中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印刷。然而，《虫草与树》却被一位中级法院官员何云认出并印了出来。

同治的印刷部分。(网络部)

现存最早的《同治》是公元1321年(元朝)的抄本，而《昆虫·草·树》在明代作为一本小册子(同一作者出版的许多书籍之一)很受欢迎。到目前为止，《昆虫·草·树》已经成为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学时不能回避的科学经典。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无愧于当年郑樵隐居深山三十年，三次千里骑硬书。正象一代大学者朱在访问后被他的学者精神所感动一样，他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力学三十年不下山，测量世界；过去已经写了五百本书，精神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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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刘德荣撰写的《南宋郑樵本草学成就》一文见于《医学史研究》。

2.论文《宋代鸟类、动物、植物和树木研究》，罗桂环，自然科学研究(2001)。

3.《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生物学卷》，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