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性骚扰”一词都熟得很。“性骚扰”一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此类行为却不为现代人所独有，晚清文人陈炽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记载。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妇女撞见。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边继续撤尿，一边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彼时女子和现代女子不一样，哪见过这场面，顿时号啕大哭，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家后就上吊自杀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行为可恶，但一无手足勾引，二无语言调戏，只能拟为“缓决”，也就是死刑暂缓执行。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一量刑已经是相当重了，但彼时法律与现代法律不同。清代律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诱奸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要判处“绞监候”，这是一个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审时再作决断——杀还是不杀。这是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要由朝廷大员在秋审时一起决定，此前刑部必须拿出个意见供会审官员参考。一般来说，这个意见都会获得通过。那个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多数刑部官员认为判个“死缓”就够了，可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此案被拟定为“情实”，也就是说该杀，这两个字就送了那个小流氓的命。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类似的案子。一个私塾先生，上课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静处小解，偶一抬头，却见对面楼上有一少女倚窗眺望，塾师不禁对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脸色大变，马上关了窗。私塾先生小解完毕，像没事一样回到课堂。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说是对面有一少女上吊身亡。私塾先生一听，不由得拍桌惊呼：“哎呀！今天错了。”教室里恰好有一学生是少女的弟弟，急忙回家探视。女儿死得莫名其妙，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一听儿子说起私塾先生的异常举动，觉得大为可疑，立马报官。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里去，判了个“绞监候”。案子到了刑部，还是上次那个司员，坚持“虽无实事，其心可诛”，最后拟为“情实”，又送掉一条性命。

读了这两则故事，那些有“性骚扰”癖好的大概要暗自庆幸——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不然，多少脑袋都是不够砍的。“刀笔杀人”的厉害可见一斑。但我们不禁要问，那个刑部司员为何道德感如此强烈，对可杀可不杀的嫌犯非得杀而后快呢？

其实，与其说那个刑部司员心太狠，倒不如说当时的法律太严酷。在现代根本构不成犯罪的行为，在那时却要问成死罪，法律严酷至此，原因何在？案子发生在晚清，但根子却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上。

古人断案，十分强调犯罪动机。而这一传统，最早发端于汉儒董仲舒。

西汉武帝时有一起伤害案。甲的父亲乙和另一人丙发生口角，由动口升级为动手。丙抽出佩剑要去刺乙，甲眼看着父亲要吃亏，赶紧抄起一根棍子朝丙打去。没想到丙没有打着，却结结实实打在自己父亲身上。旁人看见甲打伤父亲，就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汉律规定，殴打父亲是砍头示众的大罪。这个案子如何判法，汉朝的法官吵成一团，都拿不定主意，于是请出当时的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说，父亲是最亲的人，见父亲危险，当然要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为了救父亲，不是为了害父亲，“志善违于法者免”，没有犯罪动机怎能定殴父罪呢？所以甲应该定无罪。于是，“原心问罪”就成了古人的法律传统。后人更上一层楼，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不管外在行为如何，只要法官大人认定你心存恶念，就可定罪问刑，“腹诽罪”、“文字狱”、“思想犯”都是打那里出来的。

古人是否认同当时的法律，这个问题我们已无法去问古人了，只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陈炽在他的笔记里说，那个心狠的司员在一年后与人打麻将时突然暴毙，就是“刀笔杀人”的报应，大概陈炽是不完全同意这两起案件断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