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系着血迹斑斑的围裙，一双不大的手沾满鲜血，一只手的拇指和小指夹着雪茄（免得弄脏），走出帐篷。这个医生昂起头，没看伤员，而往两边张望。显然，他想稍微休息一下。他把头向左右两边转了一阵，叹了一口气，垂下眼睛。
“好，马上就来。”助医指指安德烈公爵，医生回答，并吩咐把他抬到帐篷里。
等待治疗的伤员发出一阵怨言。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去，放在一张刚由助医洗干净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景象。四面八方传出的悲惨呻吟，大腿、腹部和背上的剧痛分散了他的注意。他所看见的周围的一切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体充塞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炎热的八月的一天，这样的人体填满斯摩棱斯克大道旁肮脏的池塘。是的，就是那些人体，就是那些炮灰，当时就使他感到恐怖，仿佛预告着今天这样的局面。
帐篷里有三张桌子。两张已有人，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桌上。好一阵没有人理他，他不由自主地看到了另外两张桌上发生的事。旁边一张桌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军服上看，大概是个哥萨克。有四个士兵把他捉住。医生戴着眼镜，在他褐色的肌肉发达的背上割着什么。
“哦哟哟，哦哟哟，哦哟哟！……”鞑靼人像杀猪一样嚎叫。他突然抬起高颧骨、狮子鼻的黑脸，龇着雪白的牙齿，挣扎、抽搐、拖长声音尖叫。另一张桌子围满了人，上面仰天躺着一个胖大的人，他的头向后仰着（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卷发、卷发的颜色和头形十分熟识）。几个助医压在他的胸上，把他按住。一条又白又胖的大腿不停地抽搐，颤动。这个人痉挛地号啕大哭，喘不过气来。两个医生在他的另一条发红的大腿上作着什么。其中一个医生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戴眼镜的医生处理好鞑靼人，在他身上盖了一件军大衣，擦擦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身旁。
他瞧了瞧安德烈公爵的脸，连忙转过身去。
“把衣服脱了！站着干什么？”他生气地对助医们喝道。
当助医匆匆卷起袖子，解开他的钮扣，脱去他的衣服时，安德烈公爵想起了遥远的童年。医生对伤口俯下身子，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向谁做了个手势。腹部一阵剧痛使安德烈公爵失去知觉。他醒来时，大腿的碎骨已被取出，破碎的肌肉已被割去，伤口已包扎好了。有人在他脸上喷了水。安德烈公爵一睁开眼睛，医生就弯下腰，默默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匆匆走了。
在经历了这番痛苦以后，安德烈公爵体验到好久没有体验到的幸福。他想起一生中最幸福的美好时光，特别是那遥远的童年，当时他被脱去衣服放到小床上，保姆在他旁边哼着催眠曲，他把头埋在枕头里，领略着生的幸福。此情此景在他的头脑里仿佛不是往事，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一个伤员旁边忙碌着，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个伤员的头形很熟。他们把他扶起来，竭力安慰他。
“让我瞧瞧……哦，哦，哦！哦，哦，哦！”他断断续续地呜咽着，因恐惧而不住呻吟。安德烈公爵听到这呻吟，直想哭。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荣誉就死呢，还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人世；是因为对那一去不返的童年的回忆，还是因为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还是因为那人在他面前呻吟得那么伤心，总之，他直想流泪——那是天真、善良而近乎快乐的泪。
他们给那个伤员看他那条截下的依旧穿着靴子带着血的断腿。
“哦！哦哦哦！”他像女人似地痛哭起来。医生站在伤员前面，挡住他的脸，这时走开了。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在这里？”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
他认出这个刚被截去腿、失声痛哭、极其虚弱的不幸的人是阿纳托里。他们扶着阿纳托里，给他一杯水，但他肿起的嘴唇颤抖着，碰不到杯边。阿纳托里悲伤地呜咽着。“对，就是他；对，这个人同我有过什么密切而痛苦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还没弄清眼前的事，“这个人同我的童年、同我的生活有过什么关系？”他自问，但是得不到解答。突然，安德烈公爵想起了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他想起了娜塔莎，就像一八一〇年第一次在舞会上看到她那样：细细的脖子，小小的手，又惊又喜、经常处于兴奋状态的脸。他对她的眷恋和柔情在他心里空前强烈地觉醒了。现在，他终于想起这个眼睛浮肿、泪水盈眶的人，想起了他同他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感到幸福，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怜悯和友爱。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他为别人、为自己、为别人和自己的迷误流出了同情和爱的泪水。
“同情、博爱、恋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对了，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就是玛丽雅教给我的爱，可是我一直不理解；对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爱惜生命。要是我还能活下去，这就是我心中剩下的唯一的感情。但现在已经晚了，这一点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