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与己相关，而宗教信仰的不同又使我无法企盼什么，所以我该怎么办才好？被迫无奈，我只得不耻下问，而且，因为自己永远成不了对别人有用之人，那我就尽量地使自己变成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我要尽可能地练习，使自己变得彬彬有礼而又不虚情假意，讨人喜欢而又不卑躬屈膝，吸收社会上好的东西，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任何一个闲散之人，要想研究社会，至少得在一定程度上按这个社会的一定之规行事，因为一个对他人毫无用处而又不讨人喜欢的人，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允许他置身其间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已经学会讨人喜欢，别人就不会对他作过多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是个外国人的话，他大可不必去参加什么小集团，参加阴谋和纷争；如果他对每一个人都行得端做得正，如果他对某些女人既不排斥也不偏爱，如果他能保守他被接纳的那个圈子的秘密，如果他不张家长李家短，如果他避免与人过从甚密，如果他不给人添乱，如果他处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么他将能静静地冷眼旁观这个社会，并保持自己的习俗、正直甚至坦诚，只要他的坦诚源自一种自由精神而非来自党派观念。我决定从爱德华绅士向我推荐的那些人中，选出可以作为我向导的人，并按照这些人的意见做事情。现在，我已经开始被一些人数不多但选择较严的社交圈子所接纳。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了一些定期举行的午餐会，而席间唯一的女性就是这家的女主人。巴黎的无所事事者，只要是认识的，都会被邀请参加。餐费的支付因人而异，你可以说几句风趣话，也可以来几句奉承语，大家吃得开心热闹，吵吵嚷嚷，与在小旅店的餐厅里差别不大。
人们也无法轮番地又看又思考，因为看戏时必须集中注意力，所以顾了看就顾不上思考。一个人若是想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忽而在社交场合，忽而孤身独处，那他在离群索居时，心情总是激动不安的，而到了社交场合，又感到陌生孤单，所以待在哪儿都不行。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别无他途，那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分成两大块，一部分是用来观看，另一部分则用来思考。不过，即使这样，也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理智并非一件家具，可以随意地搬来放去，一个人若是十年不动脑子思考的话，那他一辈子也就不会考虑什么了。
因此，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看事物，这里的一切只是一些隐语谜词、胡言乱语、无关紧要的废话。在舞台上如同在社会上一样，舞台上的道白，听了也白听，根本学不到什么，再说，学了又管什么用？你听一个人说话，就能知晓他的行为如何吗？他没干过什么坏事？他没被人议论过？这里的所谓好人根本就不是指那种行为端正的人，而是指说一些漂亮话的人。只要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一句不甚得体的话来，那他就犯下了无法弥补的过错，今后四十年都清清白白也抹不掉这一污点。总而言之一句话，尽管他们做的事并不像他们所说的话，但我却看得出，别人对他们也只是听其言而并不观其行。我还发现，在一座大都市里，上流社会的人显得比一些不矫揉造作的人更平易近人，甚至更可靠，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就更富于人性，更平和，更公正呢？我对这一点毫无所知。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在这些露在外面的极其文雅的表象下面，也许他们的内心比我们更加的隐蔽，城府也更加的深。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外国人，与任何事任何人都无瓜葛，也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所以，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谈话偶尔转向同桌宾客，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只有深知其中奥妙的人才能听得懂的社交圈内的某种隐语来交谈。借助这些隐语，他们彼此根据当时兴致开了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玩笑，而在说笑的时候，最傻的并不是那个最不出彩的人，因为在这种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懂这些隐语，只好尴尬无奈地默然待着，或者虽然一句也没听懂，也跟着哈哈大笑。这就是除了二人单独交谈而外，在这个国家的社交场合中我所看到的人们亲切友爱的情景。二人单独的交谈，目前我尚未看到，将来也一定无法看到。
因此，如果要让所有这些一模一样地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感动的话，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必须通过其他的办法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了解他们。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那些隐语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无法用它们来判断当地的风情民俗，只能利用它们来判断巴黎占主导地位的言谈举止。在这里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你是可以学会的，但即使学会了，也无法利用它们来鉴别这里的风土人情。我的这种看法对大部分的新作适用，而且这种看法对于戏剧同样也是适用的，因为自莫里哀起，戏剧就成了一个只说俏皮话而不反映民间生活的舞台。这里有三家剧院，其中两家演的是一些虚幻怪异的人物，也就是说，一家演的是穿黄绿相间衣服的小丑，穿灯笼长裤的小丑，穿黑衣蓄长须的小丑，而另一家演的是神明、鬼怪、巫师。第三家倒是在演那些不朽之作，其台词让人听得很畅快，另外还演出一些新的剧目，其中有好几出悲剧，不过不太感人，如果说剧中也表现了一些自然的情感和内心的真实感情，但对它想愉悦的观众来说，却并无任何个人道德方面的裨益。
我还觉得，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去研究社会的话，那纯粹是胡闹。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观察而不思考，那他什么也观察不出来，因为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连玩也不会，那哪儿都不会欢迎他的。只有融入进去，才能了解别人的一举一动。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如同在爱情的学堂里一样，你想学什么，就必须动手去做。
一般说来，法国的戏剧舞台上，台词很多而动作很少，这也许确实是因为法国人说得多而做得少，至少是因为他们重言语而轻行动。有人看了《暴君德尼》之后出来说：“我什么也没看懂，只听见台上好多人在说话。”喏，这就是人们看了法国戏剧之后所下的结论。尽管拉辛和高乃依才华横溢，但他们也只是编词说故事的人，而他们的那位继承其衣钵者是第一个敢于模仿英国人的样子，偶尔在舞台上表现一下剧中人物心情的人。他们的剧作都在运用漂亮的对话，句法严谨，辞藻华丽，而大家首先发现的就是，每一个对话者最最关心的是哗众取宠，引人瞩目。几乎所有的台词都是空泛的格言警句。无论演员们有多么激动，他们心里始终挂牵着的是让观众喝彩，而不是考虑如何表现自己的内心。他们看重道白而非感情的表现：除了拉辛和莫里哀，在法国戏剧中，与在波罗亚修道院的文章中一样，“我”字全都被删除，但凡谈到个人的情欲，即使像基督徒的谦卑般克制，也都用“人们”来代替“我”字。另外，在动作与道白中，还有着某种矫揉造作的成分，使感情无法通过语言确切地表现出来，使作者的思想无法通过其笔下的人物得以体现，也无法在台上加以表演，以致作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舞台效果和观众反应的制约。因此，即使剧情达到高潮时也要精心设计些高雅的话和漂亮的动作让演员亮亮相。如果要表演一个人痛不欲生，绝望自杀，尽管自己往自己胸口捅上一刀，也不能像波丽克塞娜那样立即倒地，要死而不倒，昂然挺立，所有表演某角色刚咽气的演员，刚一死就立刻站了起来。
至于喜剧，可以肯定它原本就应该是为了反映人民的风俗习惯的，以便他们可以像人对镜擦拭脸上的污迹一样地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德朗士
这样一来，我开始看到了研究社会的种种困难，我甚至都不知道该站在什么位置上去很好地了解它。哲学家离社会太远，凡夫俗子又离社会太近。一个是看得太多而无法进行研究，一个则看得太少，故而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哲学家对于每一件引起他关注的事，都要对之单独加以研究，因为不能看出它们与他无法理解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从未把事物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去加以研究，所以就既感觉不出事物的道理，也感觉不出它的真正意义。而凡夫俗子是什么都看，但却又没有时间去思考，而事物是动态的，所以他也只能是瞅上一眼，而无法仔细观察它，而且，事物是在迅速地相互交替，因此他只觉得眼花缭乱，看见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此，我不得不改变自己道德情操的准则，不得不重视虚妄的观念，并压制住自己的天性与理智，这样一来，我发现自己把内心深处那个神圣的榜样给丑化了，那可是我向往的目标和行为的准则呀。于是，我从荒唐到放纵，我的兴趣不断地被舆论所左右，没有哪一天我能够肯定我今天所喜爱的东西明天仍旧是我之所爱。
这种表面上的有板有眼，使他们为人处世的共同方法蒙上了极其滑稽可笑的色彩，甚至在对待最严肃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何时该派人去别人家问候请安；何时该写信表示心意，也就是说以信代替登门造访；何时该亲自登门造访；何时该说自己有空在家；何时又该说自己不在家，尽管自己确实在家；什么礼物该送，什么礼物该谢绝；对这个或那个死者的悲伤应该表达到何种程度；在乡下应该哭多长时间；哪一天可回城来自寻慰藉；何时何刻可以在丧期之间办个舞会或看一场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做法全都一样，一切都像军队打仗时队形变化一样，都按着节拍在进行。他们简直就像一个个被钉在同一块木板上被同一根线牵动着的木偶似的。
我惶恐恍惚、羞愧难当、痛心疾首地看到，在我身上人的天性已经堕落，看到自己的那原本使我们火热的心互相鼓舞的高尚情怀已变得极其卑劣，所以每每晚上回到住处，总是愁肠百结，对一切厌恶透顶，内心空虚，像一只充满气体的气球似的鼓胀着。啊，爱情！啊，我从你那儿得到的情感！……当我恢复本来面目时，我是多么的心花怒放！当我重新找回我当初的爱和我当初的尊严时，我是多么的激动不已！当我重又看到美德的形象大放光芒，并在这光芒中凝视着你的形象时，啊，朱丽，端坐在光荣的宝座上，轻轻地吹散那些幻象，我好不欢喜呀！我只感到我那受压抑的心又恢复了跳动，我觉得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恢复了我的生命，我怀着我的爱，又重新恢复了使爱情堪与其所爱之人匹配的所有崇高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