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局局长一向认为医生是个诚实高尚的人，但他仍然怀疑他至少有两万资产。现在他知道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知何故他突然抱住自己的朋友哭了。
使伊万·德米特里奇痛苦的日日夜夜来临了。所有从窗前经过或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暗探和特务。警察局局长一向是在中午坐着双驾马车从街上过，他这是从郊区的庄园去警察局，可是格罗莫夫却觉得他的马车跑得太快，而在他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显然，他这是急于去宣布：在市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罪犯。格罗莫夫一听到门铃响或敲门声就会打哆嗦；在女房东那儿遇到了生人，他就会感到痛苦；遇到了警察和宪兵，他就会微笑吹口哨，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他夜里通宵不睡，等着人来逮捕他，但他高声打呼噜和喘气，像是睡着了，好让女房东觉得他是在睡觉，可不是么，如果他不睡觉，那准是良心的苛责在折磨着他——这会是一个多么有力的罪证啊！事实和健全的逻辑都在开导他：所有这些恐惧全是胡思乱想，是精神病！再说，如果开阔一些想，只要良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真是如此。可是，他思考得越明智和越合乎逻辑，他内心的惊恐却越厉害，越使他痛苦。这情况倒像一个遁世者想在原始森林里砍伐出一小块地方来那样，他越使劲用斧头砍，树林却扩展得越快越茂密。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到：思考没有用处，他干脆就不再思考，让自己完全屈从于绝望和恐惧。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尴尬地咕哝着，“昨天我们谈得多好，可是您不知为什么突然生气，一下子把谈话打断了……大概我有什么表达不妥，或者是我说出的想法不合乎您的信仰……”
“我在为一件有害的事情效劳，从受我欺骗的人们手中领取薪俸；我不诚实。不过，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个分子：县里的官吏全都有害，都在领薪俸……这就是说，我不诚实，但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时代……我要是晚生二百年，我就会是另一个人。”
这时格罗莫夫醒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撑着双颊，吐了一口唾沫，接着懒洋洋地看了医生一眼。显然，起初他什么都不明白，可是过不久他那张睡意朦胧的脸就变了，变成凶狠的带有讥诮味儿的了。他眯起一只眼睛，用半睡半醒的嘶哑声音说：
大家又沉默了。上了茶。驻军首长不知何故一副尴尬样子，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月亮，监狱，竖在栅栏上的钉尖，远处炼骨厂冒出的火焰——这一切都令人害怕。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身后传来深长的呼吸声，他环顾一下，看到一个人，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星星和勋章，在微笑，在狡黠地以一只眼睛使眼色。这也使他感到害怕。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上下的男子，出身于贵族家庭，当过法庭庭丁和省城政府里的书记员。他生的是受迫害妄想症，自以为是被人迫害着。他要么蜷腿躺在床上，要么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好像是为了活动筋骨。他很少坐着，总是激动、不安、紧张，模模糊糊地担心着什么。只消入口处门厅里稍有声响，或者院子里有人喊叫，他就会抬头谛听：该不是来抓他的吧！该不是在搜寻他吧？在这种时候他脸上显出一种极端的不安和反感。
除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做怪脸，他的精神错乱还表现在：有时候晚上他裹着睡袍，全身哆嗦，牙齿打颤，急速地行走在墙角和病床之间，像是得了厉害的疟疾；有时他会猛然停步，注视着病友，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显然，他考虑到人家不会听他说，或者人家会听不懂，他就不耐烦地晃头，继续走动。不过，想说话的愿望会迅速战胜各种考虑，于是他就任其自由，激烈热情地讲起来。他的话混乱，像梦呓，激昂，断断续续，不总是明了易懂，可是，在他的话里——在措词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其中有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他讲话的时候，您可以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人。很难把他的疯话在纸上表达出来。他讲到了人的卑劣，讲到了践踏真理的暴力，讲到了在大地上终将出现美好生活，讲到了窗上的铁栅——这些铁栅时时刻刻使他想到暴力者的愚钝和残忍。从他的讲话中得出的是一首由许多未过时的老歌组成的不规律不协调的集成曲。
“完全正确。”
过去，父亲在世时，伊万·德米特里奇生活在彼得堡，在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卢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贫困；如今呢，他得果断地改变他的生活，他必须从早到晚给人家廉价补课。抄写材料，但他仍得忍饥挨饿，因为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糊口。伊万·德米特里奇经不起这种生活，他心情消沉，身体衰弱，终于放弃大学学业，回到了家里。在家乡这个小城市里，他受眷顾在县立学校里得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但他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们又不喜欢他，不久他就离开了。母亲去世了。他失业了半年左右，光靠吃面包喝凉水度日。后来他当上了法庭庭丁，一直干到因患病而被解雇为止。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此话，从入口处朝病房里张望一下，口气温和地问道：
他读的东西很多，有时他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读，而是在吞，连咀嚼都来不及。可以这么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习惯，他饥不择食地扑向落入他手中的一切，即使是陈年旧报和旧日历。在家里他总是躺着读书。
默默地喝完了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着什么，而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挺兴奋愉快，好像是他要讲一讲什么有趣的事情。医生总是第一个开始说话。
早晨格罗莫夫起床，他心惊胆战，前额冒出冷汗。他已确信随时会有人来逮捕他。他想，昨天的那些忧虑这么长时间不肯消失，说明这些忧虑是有一些道理的。它们真的不可能平白无故地钻进脑袋。
有一天，邮政局局长在饭后来访，恰好霍博托夫拿着一瓶溴化钾也在这时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力地从沙发上坐起，双手支撑着沙发。
春天，雪融化完了，在墓地附近的峡谷里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媪，一个男孩，有他杀的迹象。在市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两具尸体和不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上街走动，而且面带笑容；遇上了熟人他的脸色会忽红忽白，他会向人断言：没有比杀害无保护的弱者更卑劣的罪行。但这种虚伪的做法使他厌腻了，他稍事思考后就断定：在眼前这种处境中，他最好还是躲进房东的地窖里。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以后又待了一夜一天，他冻得慌，待天一黑便悄悄地像贼似的潜入自己的房间。他站在房间的中央一动也不动，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直到天亮。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女房东那里来了几个炉匠，他很清楚，他们是来改砌厨房炉子的，可是恐惧却提醒他：这是警察化装成炉匠，于是他悄悄溜出家门。为恐惧所笼罩的他没戴帽子没穿外套在街上奔跑，几条狗吠叫着在后面追，在他身后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个庄稼汉在叫喊，风在耳际呼呼响，伊万·德米特里奇直觉得：全世界的暴力聚集到一起，在他背后追他。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亲爱的，我们软弱无力……我曾经是个冷淡的人，也曾精神振作、妥切合理地议论过，可是只消生活粗暴地碰我一下，我就会丧失信心……就会虚脱……我们软弱无力，我们一无所长……您也是如此，亲爱的。您聪明，高尚，同吮吸母乳一起吮吸了崇高的激情，可是一踏进生活，您就厌倦了，生病了……我们软弱无力，软弱无力！”
“现在是几月份？是三月份吧？”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但这许多想法已经毫无用处。他刚想象到一百万年后的地球，霍博托夫就穿着高靿皮靴出现在那光秃秃的悬崖后面，要不就是勉强哈哈大笑着的邮政局局长，甚至还会听到他的愧疚的低声细语：“在华沙借的债，亲爱的，在这几天里我一定还清……一定。”
后来，为了不再让自己感到非常害怕，他走近格罗莫夫的床，并在床上坐下。
“您可知道我迟早要力争得到的是什么吗？”以前的拣信员狡黠地眯起眼睛说，“我一定会得到瑞典的‘北极星’勋章。为这种勋章张罗——值得！白十字，黑绶带，漂亮！”
第六病室里很少见到生人。医生早已不接收新的精神病患者，而喜欢来疯人病院参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剃头师傅谢苗·拉扎里奇两个月才来一次。关于他怎样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助他，醉醺醺、笑嘻嘻的剃头师傅的出现使病人慌乱成什么样子——关于这一切我们就不说了。
“你再说！”尼基塔在门外回答道，“你再说！”
虽说他言词偏激和神经过敏，在市里人们仍然喜欢他，在背后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天生的文雅殷勤正派高尚的品质，加上他的旧外套、病人模样、家庭不幸——这一切都使人对他产生良好亲切和忧郁的感情。他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市民们认为，他什么都知道，在市里像是一部活词典。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本市医院就职时，这所“慈善机构”的状况十分糟糕。病房里，走廊里，院子里——都臭烘烘的，令人难以呼吸。医院的勤杂人员、助理护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同病人们一起睡在病房里。大家都抱怨说，蟑螂、跳蚤、老鼠多得叫人无法生活。在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未断根。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手术刀，没有一支体温计，洗澡盆用来装土豆。总务主任、被服管理员和医助们都掠夺病人的钱财，而关于老医生，即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大家都说，他好像是把医院的酒精秘密出卖，说他将助理护士和女病人们组成一个巨大的闺房。市里对这种混乱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加以夸大，可是却安之若素。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原宥，因为住在医院里的都是小市民和庄稼人，他们不可能不满意，比起住医院来，他们在家里过的日子要差得多，总不该给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认为，地方自治局不资助，市里无力办一个好的医院，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有一个医院，虽说它并不好。而新设立的自治局呢，他们借口说市里已经有一个医院，就既不在市里办医院，也不在附近的地方办。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欢智慧和诚实。可是要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种明达和诚实的生活，他却缺少魄力，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力。他压根儿就不会命令，不会禁止，也不会坚持。好像是他曾经立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不使用命令式。说一声“给我”，说一声“拿来”——他都会觉得难以启齿；在他要吃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会先犹豫不决地咳一声，然后对厨娘说：“假如能给一杯茶的话”或者“假如能让我吃午饭的话”。要他对总务主任说“别再偷盗”，或者要他把总务主任赶走，或者要他干脆废除这个寄生的职位——要他做这些事情，他完全是力不从心的。如果有人欺骗他，奉承他或者拿一张分明是糟糕的账单要他签字，那他的脸会涨红得像龙虾，他会感到自己有过失，但他仍会在这账单上签字。如果病人向他诉说吃不饱或者诉说助理护士态度粗暴，他会感到局促不安，抱歉说：
“这是一份关于贵院的报告，”大家寒暄完毕围桌坐下后市政厅的成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霍博托夫先生说，药房坐落在主楼里嫌挤，需要把它挪到一座平房里去，挪动是可以的，当然，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原因是平房得修一修。”
“我有事找您，同事，我是来邀请您：您愿意同我一起去会诊吗？”
再说，既然死是每个人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结局，干吗要妨碍人们去死呢？一个小官吏或者商人多活上五年十年又有何用？如果说医学的目的在于用药物减轻病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干吗要减轻病痛？第一，据说病痛可以使人完善人格；假如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药水减轻自己的病痛，他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而人类直到如今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各种灾难的办法，甚至还在其中找到了幸福。普希金感到惶惑，后来则恐惧起来。
“即使我离开这里，谁又会因此出什么事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问道，“莫名其妙！尼基塔，我得出去！”他说，声音发颤了。“我需要出去！”
“庸俗！”他说着急剧地站起来走向窗口。“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话粗陋无味？”
安德烈·叶菲梅奇惬意地想道：谢天谢地，他早已不自己开业给人治病，不会有人来打搅他了。到家后他立即进书房在桌旁看起书来。他读很多书，而且总是兴致勃勃地读。他的一半薪俸用于买书，六居室的房子里有三间房堆满了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文章，在医学方面他只订阅一本杂志：《医生》，而且总是从最后面的文章读起。他每次读书一读就是数小时，不休息，不感到疲倦。他读书不像格罗莫夫以前那样读得迅速和急躁，而是慢慢地满怀热忱地读，读到他喜欢或不懂的地方他会停下来。书旁总有一小瓶伏特加酒，一条腌黄瓜或一个糖渍苹果，这些东西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装盘子。每隔半个钟头他目不离书地给自己倒上一小盅伏特加酒，喝完后摸过一根黄瓜咬上一口。
“那么永生呢？”
吃过不可口、不干净的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屋里踱步，思考，双手交叉在胸前。时钟敲了四下，之后又敲了五下，他仍在踱步，思考。厨房门偶尔吱呀一响，露出达里娅的睡意惺忪的红脸：
“不，不很泥泞。花园里的小径已经露出来了。”
“哪怕并不信教，但祈祷一下就不知何故会宁静一些。您，亲爱的，您恭敬地亲吻一下圣像吧！”
“过去的事别提啦。记仇的人没有出息。柳巴夫金！”他突然大声叫喊，声音大得使全体邮工和顾客都哆嗦。“拿把椅子过来，你先等一等！”一个婆娘正从窗户口向他递来一封挂号信，他对她说，“你难道没看见我正忙着？我们别提旧事啦，”他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请坐，亲爱的，谨请您坐下。”
邮局局长首先把朋友领到伊维教堂。他热烈地祈祷，沉沉鞠躬，噙着眼泪，结束祈祷后深深叹了口气说：
“多么遗憾，”他摇摇头，不看对话人的眼睛（他从来不看对话人的眼睛），慢慢地低声说，“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我深感遗憾：我们市里没有人善于并喜欢进行有智慧有风趣的交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连知识阶层也不能超脱庸俗习气。我认为他们的发展水平丝毫不高于下层人。”
有一次，那已经是六月的末梢，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家里未找到，他就上医院院子里找，在这里人们告诉他：老医生去看精神病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侧屋，在入口处停下，听到了一席谈话：
“唉！”邮政局局长叹口气说，“您还希望现今的人有智慧！”
“亲爱的，我去那里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祈求说，“您一个人去吧，让我回家吧！我求您啦！”
“啊呀，圣母……”达里娅叹气说。
为了省钱，乘火车他们坐三等车，在一个不吸烟的人坐的车厢。乘客中有一半是衣着整洁的。邮政局局长很快就跟许多人陆续相识。他从一个座位转到另一个座位，大声说什么不该坐这种令人气愤的车沿着铁路走，周围尽是欺骗行为。骑马则是另一码儿事了：一天骑上马儿走一百俄里，你就会感到自己强壮有力，精神饱满。我国之所以歉收，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给排干了。总之到处是可怕的混乱。他很兴奋，大声说话，不让别人插嘴。这种没完没了的空谈，掺杂着高声大笑和生动手势的空谈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他气恼地想：我们两人中究竟谁是疯子？是我，我尽量不以任何举动打搅旅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聪明有趣而不让任何人安宁的利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听他讲，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呷着啤酒，在思考着什么。突然间他打断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的话说：
“请您先给我讲市里的情况，然后再讲一般的。”
“见鬼去吧！”
这里一共有五个疯子。只有一人出身贵族，其余四人都是小市民。紧靠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亮亮的棕红色胡子，眼睛上留着泪痕。他双手支着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看。他一天到晚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交谈，问他问题时他一般不作答。给东西吃喝时他就机械地吃喝。以使他痛苦得直哆嗦的咳嗽、消瘦以及脸颊上的红晕来看，他已经患上了肺痨病。
九点钟过了，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就告辞了。他在穿大衣时叹着气说：
“这儿谈不上什么道德和逻辑。一切都取决于偶然。把谁关进来了，谁就待在这里；没有关谁，谁就在外面自由游逛，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说到我是医生，而您是病人，在这方面既没有什么道德，也没有什么逻辑，有的只是一种无根据的偶然性。”
“讲话要有根据嘛。”
他默默地抚摸一阵膝盖后说：
这种种想法压抑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心灰意懒了，不再每天去医院了。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说，“您来我一向高兴。”
不久医院里就传开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探访第六病室。医助也好，尼基塔也好，助理护士也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为什么去那里？为什么一坐就几个小时？他们谈些什么？为什么他不开药方？他的行为令人觉得奇怪。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常常在家里找不到他，而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厨娘达里娅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医生已不在固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连吃午饭也会迟到。
“我在场的时候他就来了。怎么，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
天色已晚。格罗莫夫脸偎枕头躺在床上，瘫痪病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低声哭泣，翕动着嘴唇。胖子农夫和以前的拣信员已经睡了。屋子里静静的。
在这堆垃圾上躺着守门人尼基塔，他嘴上总叼着烟斗。这是一个退役老兵，臂章已经褪色，成了淡棕色。他的脸严厉而瘠瘦，两条低垂的浓眉使他的脸具有一种像草原牧羊犬似的神态。他有一个通红的鼻子，个子不高，看上去瘦骨嶙峋的，可是举止却令人生畏，拳头很结实有力。他属于这样一种人：头脑简单，忠实可靠，服从命令，麻木不仁，在人世间他最喜欢的是秩序，因此他深信对付“他们”必须揍。他打脸，打胸部，打后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而且他深信：不打，这儿就不会有秩序。
“是，先生，我向监管人报告。”
从入口处通向病房的门打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生人的声音，他忽然认出这是医生。出于气愤他全身哆嗦，满脸通红，凶狠地瞪着双眼，跑到了病房的中央。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局长的真诚关怀以及突然闪现在面颊上的泪水感动了。
“我只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安德烈·叶菲梅奇茫无所措了。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愧疚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未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其他方面呢，您，显然，您过分夸大了。我看得出，您在生我的气。请您安静，如果您能做到，请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何生气？”
“一百年倒不一定是一百年，再活上二十年是足够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别再让人担心了。”
“没有听见？别纠缠我！何必呢？”
“我上过大学，但是没有毕业。”
医生在场，尼基塔不好意思搜查莫伊谢卡，于是莫伊谢卡就把乞讨来的面包块、纸币和小骨头在自己的床上摆弄。他冻得还在哆嗦，很快地用犹太话念叨着什么，像唱歌似的。他这是在想象他开了一个小铺子。
“这是一种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听了格罗莫夫的话感到害怕，他耸耸肩膀又重复了一句：“一种什么误会……”
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沙发上，全身哆嗦，像得了寒热病似的，并且说了很长时间：
“因为这不受我的支配，请您想一想，如果我把您放了，您因此能得到什么好处？您走吧！市民或警察局准会把您抓住送回来。”
“可是我待在这里对谁都没有用。”
没有向他再提任何问题。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通向侧屋的狭窄小径去看看屋子里面是什么情形。打开第一道门，我们就进了入口处的门厅。这儿墙边和炉子周围是一堆堆的医院破烂物：床垫、破旧的工作服、裤子和带有蓝条纹的上衣，怎么也不能再穿的旧鞋子——这许多破烂物乱堆在一起，腐烂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
“我在铁栅栏后面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拜托啦！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告诉他，是我请求他。”
他的长相笨重粗糙，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伏的头发和结实粗笨的身材倒像是一个在大道旁开小酒店的肆意妄为、脾气暴躁、身体肥胖的老板。他神情严肃，满脸青筋，小眼睛，红鼻子，身材高，肩膀宽，手大脚大，好像他一拳就能打死人似的。可是他的脚步缓慢，走起路来细心温和，在狭窄的走廊上遇到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给对方让路，而且用不是像人家预料的嗓门低沉而是柔和的男高音说：“对不起！”他脖子上长着一个小瘤，因此他不能穿上了浆的硬领衬衫，总是穿柔软的麻布或花布衬衣。一般说，他在穿着上不像医生。一套衣服他能穿上十来年。新衣服呢，他一般都在犹太佬的小铺子里买，穿到身上像是已经有人穿过的，皱巴巴的，同旧的一样。他接待病人也好，吃饭也好，做客也好，都穿着同一件常礼服。这倒并非他为人吝啬，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仪表完全不在意。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不错，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说来奇怪，您可知道……就各种情况来判断，在京城里思想并未停滞不前，它有进展，就是说，那儿应该有一些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从那儿派来的尽是一些我连看都不想看的人。不幸的城市啊！”
“是，先生。”
“唉，得了吧！”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尼基塔捧起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抱着出去，随手关上了门。安德烈·叶菲梅奇羞怯地掩上睡袍的衣襟，觉得自己穿上新衣像是一个囚犯，心想：“反正一样……反正一样……什么礼服，什么制服，还有这件什么睡袍，都一样……”
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前走过，这不会是无意的。瞧，有两个人在房子旁边停下，一声不吱。为什么他们一声不吱？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嘴凑着枕头说，“第二，您白费劲，从我这里您一句话也打听不出来。”
“我当真会相信您？”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着从床上爬起，既讥嘲又惊慌地看着医生，两眼通红，“您可以上别处去当暗探和拷问，在这儿您没有什么事可做。昨天我就明白您来是干什么的。”
“奇怪的想象！”医生苦笑着说，“您认为我是特务？”
医生在床前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责备地摇摇头。
“我根本就不强求您接受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轻声说。他感到遗憾：人家不愿理解他。“而且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吃过苦，而我没有。痛苦和欢乐都是无常的，不谈它们吧。问题在于：我同您都在思考，互认为是善于思索和议论的人，而这却使我们心意一致，不管我们的观点差别有多大。我的朋友，如果您能知道就好了：我十分厌恶普遍的愚蠢、庸碌和迟钝，而每次同您交谈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您是有理智的人，您使我感到欣慰。”
伊万·德米特里奇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擦擦额头说：
“这儿有个病人得了肺并发症。”霍博托夫在同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起进病房时说，“请您在这儿稍等，我马上回来，我去取一个听诊器。”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房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舒泰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自身之内。”
“不，我想知道您为何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谈什么参透生活、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曾经痛苦过？您可知道什么是痛苦？请问，您幼年挨过鞭打吗？”
“我们都一定会好！”邮政局局长快活地说，“我们还将活上它百把年！正是这样！”
“您问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这个地方。不过，很遗憾，这么做也是徒劳。准会把您抓住。如果社会要隔离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说不稳妥的人，那它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个办法：您要认为您待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您要安静下来。”
“第奥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暖和的房间，在他那个地方本来天气就热，可以舒服地躺在大桶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如果他生活在俄国，别说在十二月里，就是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进屋。也许，他会冷得蜷缩起来。”
“胡说八道，我听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低声说。他在床上坐下。
“您这就大可不必了。如果您能多做些思考，您就会理解：身外的一切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它们却使我们焦急不安。应该努力参透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看法，可是思路断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我是想说：有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卖身为奴，为的是要替一个近亲赎身。您瞧，这说明，就连斯多葛主义者对刺激也会有所反应，因为要做出这样的慷慨举动：为了近亲而使自己陷入绝境——就得有一颗激愤的同情心。在这个监狱里我把学过的东西全都忘记了，要不我还能想起一些什么来。可以拿基督作例子吗？基督是以哭泣、微笑、悲伤、愤怒来回应现实的。他并非微笑着去迎接苦难，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让他不遭受这份苦难。”
“至少你得去叫霍博托夫医生！你就说是我请他光临……只一会儿。”
他本想温和客气地再说下去，可是却不由自主地攥紧拳头，并把它们高高举起，脸涨得通红，浑身哆嗦，声嘶力竭地喊道：
想必在任何一个别的地方生活绝不会像在第六病室里这么单调。早晨，除去瘫痪病人和胖子庄稼汉，大家都在入口处门厅里用大木桶中的水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把脸擦干；然后用锡制的大杯子喝水——茶是尼基塔从主楼那边拿来的，每人应得一大杯。中午吃酸菜汤和稀饭，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稀饭。在空闲时间就躺躺，睡睡，看着窗外，踱步。天天如此。就连拣信员谈的也总是那些勋章。
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就离开；剩下的病人由医助接诊，因为诊室里的一切：怯懦糊涂的病人，紧靠在他身旁的信教的医助，墙上挂着的画像，还有他自己向病人已经反复提了二十多年的那些问题——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厌倦。
“参透……”伊万·德米特里奇皱一皱眉头说，“身外的，身内的……请您原谅，这些我可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而有机组织，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应当对任何刺激作出反应，所以我也就有所反应！我以喊叫和流泪来反应痛苦；我以愤慨来反应下贱行为；而对卑鄙龌龊之事我的反应是厌恶。我认为，这实际上就叫作生命。机体越低级，它就越不敏感，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有力。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一点呢？身为医生，连这种小事都不知道！要想做到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什么都不大惊小怪，就必须达到这种状态，”说着伊万·德米特里奇指指那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子，“不然就得让痛苦把自己磨炼到对任何痛苦失去任何反应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再活着。请您原谅，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激动地继续说，“在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我没有能力议论什么。”
“也许，我倒不会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怎么会不叫！要是您一下子瘫痪了，或者有个傻瓜和无耻之徒倚仗权势当众凌辱您，而且您知道他不会因此受罚，到了那个时候您可能会明白：怎么可以叫别人去参透生活，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这见解很独到。”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双手说，“您倾向于做概括，这令我钦佩。而您刚才给我做的鉴定可真是出色。说实话，同您交谈使我得到极大的乐趣。好吧，先生，我听完了您的高论，现在请您听我说……”
“我有幸已经打了报告：把医疗这一块交给地方自治局管。”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的是：近二十五年来，医学有了神话般的变化。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曾觉得医学不久要遭受同练金术、形而上学一样的命运；而如今在他夜读的时候，医学使他感动，使他惊讶甚至狂喜。确实是：多么出人意料的辉煌，多么深刻的革命！在抗菌法的帮助下，人们在做着伟大的皮罗果夫认为即使in spe也不可能做的手术。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敢进行膝关节截除，剖腹手术的死亡率只是百分之一，而结石病则被认为是区区小病，不值一提。对梅毒已经能够进行根本治疗。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卫生统计学，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医疗！精神病学及其现在的疾病分类法和诊治方法，若与过去的状况相比，那它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厄尔布鲁士山了。如今已经不朝精神病人头上浇冷水，不给他们穿紧身衣，而给之以人道待遇，据报载，甚至还为他们组织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当今的观点和要求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事只能存在于离铁路线两百俄里的地方，存在于那种小城市里，那儿的市长和地方自治局委员全是识字不多的小市民，他们视医生为祭司，对他应当不加评判地信任，哪怕是这种医生向病人口中灌注锡水；要是在别的地方，公众和舆论早就会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狱捣毁了。
霍博托夫把门打开少许，朝病房里瞧了一眼：戴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做着怪相，哆嗦着，不安地用睡袍紧裹身体；医生一动不动低头坐着，脸红红的，一副无可奈何和忧郁的样子。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了一下，同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了耸肩膀。
“不错，少不了要修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比如，要是把拐角上的那座平房调整做药房，我认为至少需要五百卢布，这是一笔无谓的开支。”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里暖和，还有橙子香呢，这种哲学不适合于此地的气候。我这是同谁谈过第奥根尼？是同您谈的吧？”
傍晚时分安德烈·叶菲梅奇患中风病死了。起初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战和恶心，觉得有一种可憎的东西从胃中涌向头部，浸满了眼睛和耳朵，潜入全身，甚至到达了手指头。眼中出现绿雾。他明白：他不行了。他想起了格罗莫夫、邮政局局长和千百万人都相信永生。万一当真有永生呢？但他并不想要永生，他这不过是在一瞬间想到了它。一群异常漂亮优美的鹿从他身旁跑过去了，昨天他在书中读到过这些鹿；接着是一个村妇伸手递给他一封挂号信……邮政局局长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迷入睡了。
来了几个勤杂工，他们执着他的手和脚，把他送到了一个小教堂。睁着双眼的他被放置在一张桌子上，在夜里月亮照着他。早晨医助来了，对着基督被处磔刑的图画虔诚地做了祷告，把老上司睁着的眼睛合上。
“您是个有智慧、好思索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从自身找到安慰。进行自由深刻的思维以参透生活奥秘，彻底蔑视人世的愚蠢空忙——这是人迄今所知的两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您可以获得这两种幸福，哪怕您是生活在三重铁栅栏后面。第奥根尼在木桶里过日子，他却比人间所有帝王都幸福。”
尼基塔帮他收拾，总打他，狠狠地挥手打，毫不怜惜拳头。十分可怕，令人可怕的倒不是打他，对此会看得惯的，可怕的是这头麻木不仁的动物对挨打竟一无反应，不出声，不躲闪，不眨眼，只是微晃一下身子，像一只重重的木桶。
格罗莫夫又吐了一口唾沫，躺下后嘟哝道：
大家谈开了，说一个正派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会感到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俱乐部最近举行的舞会上女士有将近二十位，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总聚在小吃部或者在一起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低声说：真遗憾，真正深感遗憾，市民把精力、心血和才智都浪费在玩牌和传布流言蜚语上，他们不会也不愿进行有意思的交谈或读书，不愿享受智慧给与人的乐趣。其实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他一切都是渺小的低级的。对同事的这番讲话霍博托夫听得很仔细。他突然发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几号？”
得到答复后，他和美发医生一起用一种感到自己笨拙的考官的腔调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听说在第六病室里住着一个卓越的先知，这是否是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脸一红，说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走到尼基塔指给他的床前坐下，看到尼基塔在一旁站着，他便脱光衣服，他感到害臊，然后就换上了医院的衣服：内裤很短，衬衫太长，睡袍上有一股子熏鱼味儿。
就在那天傍晚，霍博托夫穿着短皮袄和高靿皮靴突然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说话的语气是：似乎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就在这天晚上，邮政局局长来了，不做寒暄，径直向他走近，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
不管怎么说，他医学系毕业后并未当神甫，也没有表现出他笃信上帝，在初当医生时，他同现在一样不像神职人员。
“不错，不错，正是这样……”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着擦了擦前额，“这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您正想去哪儿呢？”他问道。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一个多么美妙的城市啊！一块儿去吧，亲爱的！”
霍博托夫和邮政局局长惊慌失措，面面相觑，退向门口，走进了入口处的门厅。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溴化钾药瓶子，朝他们身后扔去。药瓶子在门槛上打碎了，发出清脆的响声。
“为什么呢？为什么？”
“我们的老爷爷好像偏离航线了，”走出侧屋时霍博托夫说。
邮政局局长一直催着他去华沙。
他心情平静下来后，首先想到的是邮政局局长，现在他大概是十分羞愧，非常难受。这真是太糟糕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智慧和分寸感哪儿去了！对事物的参透和哲学家的冷静哪儿去了？
“是的，我认为……反正一样：是特务还是医生，把我送去受他拷问的医生。”
“咱们，老头子们，该休养啦！”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而他依然羞怒交加，满脸通红，不连贯地发出一阵不必要的誓言，戴上大盖帽就走出去了。过了约摸两个小时他回来了，倒在圈椅中大声喘口气说：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生气了。
“医生来了！”他喊叫一声后便哈哈大笑起来，“终于来了！诸位，我祝贺你们，医生大驾光临啦！该死的坏蛋！”他尖叫一声，跺一下脚，病友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狂怒，“打死这个坏蛋！不，打死倒会是便宜了他！在茅坑里把他淹死！”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喊道：他全身在哆嗦。“我要求！”
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还有脸上的怪相——都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喜欢。他想爱抚和安慰这个年轻人。他同他并排坐在床上，想了一想说：
“这是一种误会……”他疑惑地摊开双手说，“得弄清楚，这儿有误会……”
“我问您一共有多少资财？”
病人多，时间少，所以治病也不过是进行简短的问询配一些氯化铵软膏或蓖麻油之类的药物。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诊室里，一个拳头支着脸，思索着，机械地提着问题。医助坐在一旁，搓着手，偶尔也插话：
像从前一样，他八点钟起身，喝茶，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买新的——他已经没有钱了。也许是因为书是旧的，也许是因为环境变了，总之，阅读已经不能深深吸引他了，他感到厌倦。为了不虚度光阴，他给他的那些书编制了一份详细目录，把一些小标签贴到书脊上。他觉得，这种机械仔细的工作倒比阅读更有趣些。这单调仔细的工作不知何故却陶醉着他的思想，使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就连坐在厨房里同达里娅一起刮土豆皮或从荞麦米中挑出秕子，他也觉得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上教堂，就在墙边，眯着眼睛听唱诗，心里想着父母双亲、大学和宗教信仰，他感到心情恬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他会抱憾：祈祷仪式结束得太快。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客气地说，“假如能给这个犹太人发一双靴子……是否可以……不然他准会感冒。”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现在他是否该去第三次？而去倒是非常想去的。
“八十六个卢布。”
医生走走，看看，吃吃，喝喝，可是他只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对邮政局局长的恼恨。他想离开他这位朋友，躲起来，休息一下，但他的朋友却认为自己有义务叫他寸步不离，并尽量多地使他消遣散心。如果没有什么可看的，朋友就用言谈给他消愁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对朋友说自己身子不适，想整天留在家中休息。朋友说，既然如此，他自己也留下来。其实也真是需要休息一下，不然这么走两条腿都会不够使。安德烈·叶菲梅奇脸朝里在沙发上躺下，咬紧牙关听着朋友讲话。朋友正在热烈地要使他相信：法国迟早一定会粉碎德国；莫斯科骗子很多；不能凭外表判断马匹的优点……医生开始感到耳鸣心跳，可是他出于礼貌，下不了决心请朋友走开或闭嘴。幸好邮政局局长在房里坐着觉得厌烦，午饭后就外出闲逛去了。
第六病室的第五名，也即最后一名栖居者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在邮局里做拣信员。他个子瘦小，发色淡黄，神情善良，略带狡黠。从他聪明平静、闪着清晰欢快的光芒的眼睛来看，此人城府很深，保存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惬意的秘密。在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有一样什么东西，他不肯给任何人看。这倒不是他怕人家抢走或偷去，而是出于腼腆。他有时会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们，把一样什么东西戴到胸前，低头观看；如果此时有人向他走近，他就会感到局促不安，把那样东西从胸前扯下。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难。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
“身体是该好啦，同事，该好啦。”霍博托夫边说边打呵欠，“大概您自己也给拖得够厌烦的了。”
“别纠缠我！滚，两个人都滚，两个人！”
“两个人都滚！”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大声喊叫，“笨蛋！蠢人！我不需要什么友谊，也不需要你的药，笨蛋！下流！可恶！”
“这儿假如可以收拾一下的话……尼基塔……气味太难闻！”
送走朋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桌旁坐下，又读起书来。宁静的夜晚，万籁俱寂，时间似乎也停下来了，并同医生一起屏息看书；好像是除去这书和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存在。面对人的智慧活动，医生的那张粗糙的庄稼人似的脸由于陶醉和欢欣的微笑而渐渐开朗起来。“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他想，“为什么要有大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觉、言语、自我感觉和天才？这一切东西都注定要入土，同地壳一起冷却，然后跟地球一起毫无意义和目的地绕着太阳浮动成百上千万年。为了这种冷却和浮动实在没有必要把人连同他崇高而非凡的智慧从虚无中召唤来到地球，之后又犹如嘲弄他而把他变成泥土，实在不必。”
“生您的气我可真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疾病是无情的，我明白。昨天您发作，把我和霍博托夫医生吓坏了。后来我同他谈到了您，谈了很长时间。亲爱的，为什么您不愿意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难道可以这么做吗？请原谅我这友好的坦率。”他低声说，“您生活在不利的环境中：拥挤，龌龊，没有人护理，没有钱治病……亲爱的朋友，我和霍博托夫医生一起衷心乞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院！那儿有健康的饮食，有护理，有治疗。霍博托夫医生虽说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这话只能在咱俩之间说——可是他懂行，是完全可以依赖的。他向我保证过：给您治病。”
“您住院吧，亲爱的。”
“亲爱的，您保证：您一切都听从霍博托夫医生。”
“说这话有啥用？”安德烈·叶菲梅奇恼怒地说，“人在生命的晚期很少会不体验到我现在体验着的东西。当人们说您的肾脏不好和心脏肥大的时候，您就着手治疗；或者，当人们说您是疯子或罪犯时，一句话，就是说当人们突然注意到您的时候，您就该明白：您已经陷入了迷津，再也出不来了。您越想出来，您就越迷惘。您就投降吧，任何人的努力也救不了您。我觉得是这样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是这么过日子的：早上八点钟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坐在书房里看书或者去医院。在医院的昏暗窄小的走廊上坐着一些门诊病人，他们在等候着治病。医院的勤杂人员和助理护士从他们身旁走过，皮靴在砖地上敲出响声；瘦弱的穿住院服的病人打这儿走过；抬过去了一些死人；有人端着便盆过去了；有孩子在哭；刮着穿堂风——这种环境，安德烈·叶菲梅奇很清楚，对于发烧病人、肺病患者乃至于一般敏感的病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迎接他的是他的助手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一个小胖子，肥软的脸庞洗得干干净净，刮得溜光。他举止文雅，身穿一套肥大的新西装，不像是个医助，倒像是个议员。市里很多人找他治病。他打的领带是白色的，他认为自己比医生更懂行，医生根本没有实践经验。在诊室墙角的神龛里供着一大张圣像，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放着一个用白色罩子罩着的高烛台；墙上挂着一些主教的画像、圣山修道院的全景画和一些用干矢车菊扎成的花圈。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他喜欢宗教的庄丽气象。圣像是他资助安装的；每逢礼拜日，他就吩咐某个病人在就诊室里朗诵赞美歌，朗诵完毕他就亲自提着香炉到所有的病房去焚香。
安德烈·叶菲梅奇以为，霍博托夫是约他外出散心或者真是想给他一个赚钱的机会，便穿好衣服同他一起上街了。他感到高兴：有机会消除昨天的过失而重修旧好；他从心底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后者对昨天的事情只字不提，看来是饶恕他了。像这么一个没有修养的人难得会如此彬彬有礼。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生他自己的气：把积攒起来的一千卢布花在旅游上了。这一千卢布现在该会多中用啊！还使他感到气恼的是：人们仍然不让他安宁。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义务偶尔前来探望病中的同事，而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厌恶这个人身上的一切：他那张肥胖的脸，不求全责备但令人不快的腔调，他口中说出的“同事”这个词，还有他那双高靿皮靴。最令人讨厌的是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而且认为他真的是在治病，每次来时总带上一瓶溴化钾和一些大黄药丸。
他在场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齿听他讲，而心里却落下一层又一层的水锈。朋友每来一次，医生就觉得这水锈越积越高，好像要到嗓子眼了。
尼基塔迅速把门打开，粗暴地用双手和膝头把安德烈·叶菲梅奇推开，接着就挥拳打他的脸。安德烈·叶菲梅奇只觉得，一个咸味的大浪向他劈头盖脸地扑来并把他拖到了床上。他嘴里果真有一股咸味：该是牙床出血了。他挥舞双手，好像他想从浪中游出那样，他紧抓住一张什么人的床，就在这时他觉得：尼基塔在他的背部击打了两下子。
时钟敲响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向后仰身，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他要稍许想一想。在从书中读到的美好思想影响下，他无意中回顾起自己的过去并扫视现在。过去是令人厌恶的，最好是不去回想它，而现在又同过去一样。他清楚：就在他的思想同冷却的地球一起绕着太阳浮动的时候，在他寓所旁的医院大楼里，许多人正在受着疾病和龌龊的折磨；也许，有个什么人睡不着，正在同虫子斗争，有个什么人染上了丹毒或是因绷带缠得太紧而正在呻吟；也许，一些病人正在同助理护士们一起打牌喝酒。在上个统计年度，受骗上当的病人有一万二千，而医院的全部业务仍像二十年前一样，全都建立在盗窃、倾轧、诽谤、徇私和露骨的欺诈上，所以医院仍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对居民健康十分有害的机构。他清楚，在第六病室里，在铁栅栏后，尼基塔正在痛打病人，而莫伊谢卡每天都上街乞讨。
“现在坐马车到郊外兜兜倒是挺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着红眼睛，像是半睡半醒。“然后回家坐在温暖舒适的书房里……找上一个好医生，治一治头痛……我过的早已不是人过的生活了。这儿丑恶，丑恶得无法忍受！”
“啊，把您也关进来啦，亲爱的！我很高兴，以前是您喝人家的血，现在有人可要喝您的血啰！太好啦！”
莫伊谢卡回来了，他看到了医生，就伸出手来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完医院后，作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它对住在里面的人的健康非常有害。在他看来，当前可以做的最为明达的事情是：把病人放出去，把医院关掉。不过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光凭他的意愿不够，再说这么做也会是无益的。如果把身心的污秽从一个地方驱走，那它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必须等它自行风化。再说吧，人们既然办了医院并且容忍它，那就是说，他们需要它；偏见和生活中的污蚀也是需要的，因为它们随着时日的推移会改变成为有用的东西，就像粪便会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样好东西其原始形态会是不龌龊的。
“您可以再发表您的哲学议论么！”格罗莫夫讥讽道。
一周后，市里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就是说建议他呈请辞职。对此他的态度很冷淡。又过了一周，他已经坐在邮车里同邮政局局长一起上最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爽晴朗，蔚蓝的天空，清澈的远景。到火车站两百俄里，走了两天两夜，在途中宿了两夜。要是在邮站上喝茶时给的茶杯不干净，要是套马的时间拖得太长，邮政局局长就会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地叫喊：“住口！别犟嘴！”坐在马车上，他不停地讲他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旅行。多少惊险！遇见过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说话时他瞪着惊奇的眼睛，声音很大，使人会以为他在瞎编。另外他讲话时会朝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吐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笑，这使医生感到不好意思，也使他不能集中精神思考。
“我丧失信心了，亲爱的。”他哆嗦着擦着冷汗嘟哝说，“我丧失信心了。”
除了恐惧和抱屈之外，还有一种缠绕人的东西在天色入晚后总使他焦躁不安。到最后他总算是明白了：这是他想喝啤酒和想吸烟。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回家途中想：“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年轻人。这好像是我到本市来后第一个可以谈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的也是需要关心的问题。”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他把门打开，可是尼基塔马上跳起来，把他的去路挡住说：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该睡觉了！”
尼基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用背部顶住。
“不好！别制造混乱！”尼基塔用教训的口气说。
“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格罗莫夫突然喊了一声，他跳起来了。“他有什么权利不放？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好像是明文规定说：非经审判不该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是专横！”
“当然啰，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受到了格罗莫夫喊叫声的鼓舞。“我需要出去，我得出去！他没有权利！你放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您不相信，可是我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伏尔泰的作品中有个人说过：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们也会虚构一个出来。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会发明它。”
为补贴市立医院医务人员的配备，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决定每年拨款三百卢布，直至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为止。这样市里就把县医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请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位医生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高身材，黑头发，宽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少数民族。他到市里来时没有钱，手提一个小箱子，领着一个不好看的年轻女人，他称她是厨娘。这女人有个吃奶的孩子。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戴大盖帽，穿高统皮靴，冬天穿一件短皮袄。他跟医助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出纳员交往甚密。不知为什么，他把其他官员都叫作贵族而回避之。他家里只有一本书：《维也纳医院一八八一年度最新临床处方》。他去看病人时一直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打台球，他不喜欢玩牌，闲谈时他非常喜欢用这样一些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格罗莫夫讥讽地一笑，眯起眼睛说：
第二天早晨，他头疼耳鸣，全身不舒服。回想起自己昨天的软弱，他并不觉得害臊。昨天他胆怯得甚至害怕起月亮来；昨天他真诚吐露了一些从前自己绝没有猜度到的情感和想法，比如，他关于那个爱发哲学议论的小人物对生活不满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什么都已经不在乎了。
“在我幻想的时候会有一些幽灵来造访。似乎有人来到我这里，我听到说话声，听到音乐，我觉得我在林中、在海滨散步，我非常向往生活俗事，向往操劳……请您告诉我，外边有什么新鲜事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那里怎么样？”
“不过，我们假设一下，您是对的，而我是奸险地要抓住您的话柄向警察局告发，把您逮捕，然后判刑，可是，难道判刑坐牢对您来说会比待在这儿更糟？我认为，不会更糟……有啥好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