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就互相争吵。这种生活她大概过厌了，她巴望有自己的栖身之所，再说年纪也是该注意的，到这种年纪已经顾不上选择对象了，嫁给谁都行，哪怕是嫁给希腊语教师。何况我们的大多数小姐都不问嫁给谁，只求嫁出去。总之，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示明显的好意了。
“这样的人将来还会有许多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是啊，一些有思想和正派的人，读的是谢德林和屠格涅夫，还读巴克尔等等，可他们就是屈服了，忍受了。……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两个人消失了。别利科夫的脸色由青变白，他确实呆住了。他停下步来瞧着我。……
“有时候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声音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两手一摊问我：
“‘这事不归我管，随它去，哪怕她是嫁给一条毒蛇，我不喜欢干预别人的事情。’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莫非是我的眼睛骗了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这难道体面吗？’
“月色多好啊！多好！”他看着天空说。
“不，该睡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哈哈哈！’
“真的，不管这有多么奇怪，他差一点儿结婚。一名新的史地教师被派到我们学校来，他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是一个小俄罗斯人。他不是单独一个人来的，还带上了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个儿，皮肤黝黑，有一双大手。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得出他说话的声音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好像是一只大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她呢，年纪已经不轻，大约三十岁上下，身材颀长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一般的女郎，而是像水果软糖一般甜美，她活泼机敏，爱热闹，总是唱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总是哈哈笑。她动不动就高声大笑：哈哈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家里，在命名日宴会上。在一些严肃的、十分枯燥无味的教师中间，在这些把参加命名日宴会也看作是尽职责的人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个崭新的阿佛洛狄忒找您，是为了缓和一下心情。我觉得非常难过。有个诬蔑人的家伙把我和一位女子画成可笑的样子，而这女子对您和我是亲近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使您确信，这事跟我无关。……我没为这种嘲笑提供任何口实，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一向是正正派派的。’
“这时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不，婚姻是终身大事，事先该权衡一下面临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闹出什么事情。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宁，夜不能寐。说老实话，我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式有点古怪，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您知道，有些古怪，他们的性情也太活泼。你结了婚，以后恐怕会卷进什么不幸的事故。’
“‘如果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当着我的面提到上司时千万别这么说话，对当局您应当尊敬。’
中学教师走出板棚。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子，头顶完全光秃，长长的黑胡子几乎齐腰。跟着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两条狗。
“他睡在被窝里感到害怕。他担心：可别出什么事，阿法纳西可别把他宰了，小偷可别潜了进来，接着他就通宵做梦，令人不安的梦，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同他一块儿去中学，他闷闷不乐，面色苍白。可见，他前去的那个人数众多的学校使他整个身心感到害怕和厌恶，而与我同行则使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感到难受。
“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想到了我们的别利科夫尚未结婚。现在我们感到奇怪：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并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这么重要的细节。他对女人究竟抱什么态度？他怎样为自己解决这个紧要问题？对此我们从前完全没有关心，也许，我们甚至未曾想过，一个不管天气好坏总是穿着套鞋和睡在帐子里的人会恋爱。
“‘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米哈伊尔里克作迅速地穿上衣服，脸上显露出恐惧的神情。可不，他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这种粗暴的话。
“各种破坏、规避或偏离规章的行为都使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一切似乎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个同事做祈祷时迟到，或是传来又有什么中学生恶作剧的消息，或者是有人在晚间看见班级女训导员同一个军官在一起，他就会激动不安，老是说，可别出什么事啊。在教务会议上，他的谨慎、多疑和一些套子式的想法简直使我们难受，他说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青年人都行为不端，说教室里十分吵闹，‘哎呀，可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可别出什么事啊！’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就太好了。结果呢？他凭着长吁短叹和一副架在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脸小得像黄鼠狼的脸）使我们大家受到压抑，结果是我们让步了，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操行等级，把他们禁闭起来，直到把他们开除。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时常到我们的住处来。他一到教师家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用心观察着什么似的。他这么默默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后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上我们家来坐，这在他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他之所以上我们家来，只是因为他把这看作是他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的教师都是些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精神熏陶，然而，这个一直穿着套鞋和打着雨伞的人却拘束了整个中学，足足达十五年之久！一个中学受拘束又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受到拘束！星期六我们的太太们不举行业余演出，因为她们担心，可别让他知道了。他在场时神职人员不好意思吃荤和玩牌。在像别利科夫一样的这种人的影响下，近十年到十五年以来，我们城里的人开始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写信和交友，害怕读书，害怕周济穷人和教人学文化……”
“别利科夫就住在我所住的那幢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而且同住在一层楼上，房门对着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所以我知道他在家里的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睡帽，百叶窗，门闩，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有‘哎呀，可别出什么事啊！’，吃素不利于健康，荤的又不能吃，因为人家会说他别利科夫不遵守斋戒，于是他就吃油煎鲈鱼，这食物不是素的，但也不能说它是荤的。他不用女仆，因为他怕别人会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雇的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厨师阿法纳西，这是一个傻头傻脑、成日里醉醺醺的老头，从前当过勤务兵，好歹会做点菜。这个阿法纳西通常总站在门旁，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老是深深地叹着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着吸了一口烟。
已经是午夜时分。往右边瞧，整个村子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条长长的路伸向远方，大约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沉浸在安静而深沉的梦乡之中，没有动静，没有声响，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自然界竟能如此安静。在月夜见到宽阔的村路和村里的小木屋、干草垛、熟睡中的杨柳，人心里就会宁静。在这宁静之中，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人的心灵避开了困难、忧虑和哀痛，它显得温和、凄凉和美好，觉得好像星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好像世上已经没有邪恶，一切都平安圆满。朝左边看，村旁便是田野，它一望无际，直到地平线，在辽阔的沉浸在月光里的田野上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响。
“科瓦连科绷起脸坐着，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稍稍等了一下继续轻轻说，声调悲伤：
“‘哎呀，我的上帝，米哈伊尔里克！你发什么脾气，我们谈的可是一个原则问题。’
他们俩走进板棚，在干草上躺下。两个人都已盖好被子，正微微入睡的时候，忽然间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笃泼，笃泼。……有个什么人在离板棚不远的地方走动，走了不多几步就停下，可是过一会儿后又走动了：笃泼，笃泼。……狗吠叫起来了。
“他感到十分惊讶，以致不愿再走下去。他回家了。
“别利科夫呢？他到科瓦连科家去就像到我们家来一样：一到他家就闷坐着，一言不发。他默不作声，而瓦莲卡却唱《风在吹》给他听，要不就用她沉思的黑眼睛瞧着他，或者是她突然间大笑起来：
“‘您究竟要怎么样？’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后来，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居然差一点儿娶老婆。”
“‘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需要解释？难道这还不明白？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就只好脚底朝天用头走路了！既然政府没有通告说准许做这种事，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大吃一惊！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睛就花了。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从墓地回去的路上，我们的脸却一张张都是端庄持重、怏怏不乐的。谁也不愿意显露高兴的心情，这心情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在童年时体验过的心情，当初每逢大人出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一点儿类似自由的东西，哪怕有可能自由的一线希望，就会使人的心灵生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如今可繁殖了许许多多啰！’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我说，‘让他们随便骑吧！’
“在恋爱这种事情上，特别是在婚姻上，怂恿有着很大的作用。大伙儿，同事们和太太们，都要使别利科夫确信：他该结婚了，他在生活中除了娶个妻子以外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大家向他祝贺，一本正经地讲一些俗套话，说什么婚姻是终身大事，瓦莲卡长相不错，招人喜欢，又是五品文官的女儿，还有一个庄园，而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亲热诚恳的女人。他开始晕头转向了，认为他真的该结婚了。”
，最终十之八九他会求婚，而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也就会办成了，这类婚事在我们这儿成千上万，全都出于烦恼和无所事事。该说明的是，瓦莲卡的弟弟科瓦连科打从认识别利科夫的头一天起就憎恶他，不能容忍他。
“他甚至给了别利科夫一个外号：‘土豪，或蜘蛛’。因此，很自然，我们回避同他谈他姐姐瓦莲卡准备嫁给‘nayk’的事。有一天校长夫人暗示他说，安排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倒会是一桩好事，他一听就皱起眉头嘟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