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另外一次全班上课时，他说他除了对其嗤之以鼻，不准备提到任何一份销量大的杂志。他抱来了一摞“小”杂志——文学季刊——他让我们读里面的作品。他告诉我们全国最好的小说和所有诗歌就发表在那些杂志上面，他说除了教我们怎样写作，也要告诉我们读哪些作家的作品。他傲慢得令人惊讶。他给了我们一份他觉得有价值的小杂志的名单，并且跟我们过了一遍这份名单，对每份小杂志都简单地谈了谈。当然，我们谁都没听说过那些杂志，我是头一次知道有那些杂志。我记得这次——但也许是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说作家除了是天生的，也有后天造就的。（真的吗？天哪，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想每个教创作并且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作家都多少相信这一点。）音乐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都有学徒期——干吗作家没有？我当时容易受到影响，我想现在还是，可是他当时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挑选了我早期文学习作的一个短篇，跟我从头到尾讨论了一遍。我记得他非常耐心，想让我明白他努力教给我的，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挑选正确用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一点有多么重要。杜绝含糊其辞，抛弃烟色玻璃式文字。他也一再跟我强调使用（我不知道除了这样又能怎么说）普通语言，即日常讲话的语言，我们互相讲话时所用语言的重要性。
亨利·米勒四十几岁写作《北回归线》（对了，我很喜欢这本书）时，曾谈到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随时可能不得不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直到最近，这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态。因为就我所记得的，从十几岁起，我就总是得担心马上会有人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我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过我们都迫切想得到，我们相信教育会为我们打开大门，有助于找到工作，好让我们能为自己和孩子创造出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们有过宏伟的梦想，我和我妻子。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埋头苦干，决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们想错了。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按照这种信念，尽量营造出一种生活，这样并不算很糟糕。辛勤工作，目标，好的意愿，忠诚，我们相信这些美德迟早会得到奖赏。我们梦想获得奖赏的那天。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幻灭。
我得说，对于我的生活以及直接和间接对我的写作影响最突出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在我二十岁之前出生的，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共有十九年左右。自始至终，我的生活中，他们强烈而且经常是负面的影响无处不在。
对于我的任何所谓文学尝试，我都想看到具体结果，拜托，不要好听话或者承诺，不要说时间会证明什么，所以我有意识——也是出于需要——限定自己去写我可以一次坐下来（顶多两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我说的是第一稿，我总是有耐心去修改。但是当时，我会高兴地盼望修改，因为修改要花时间，我乐意花时间。说起来，我根本不着急把手头在写的短篇或者诗定稿，因为定了稿，就意味着我得找时间及信念来写别的。所以我在写东西完成了初稿后，仍然对它极有耐心。我会把它在家里放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捣鼓它，这儿改一改，那儿添一点，别的地方删掉点。
这种不看成功与否的写作方式持续了几乎二十年。回头看，当然有过一些好时光，还有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会的某些乐趣与满足感，但是如果要我再过一遍那段日子，我宁可服毒。
从我到这儿第一次听到喇叭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和观众激动的呐喊声以来，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我一直在写一篇背景在埃尔帕索市的短篇小说，我以前在那里住过。这个短篇是写几个去埃尔帕索市郊一处赛马场看赛马的几个人。我并不是想说这个短篇一直在等着给写出来，不是的，那样说会让这件事听着像是别的什么事。可是就具体这一个短篇来说，我需要什么事诱使我把它写出来。我到了亚多这里，第一次听到观众的声音和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员的声音，之后，我想到了在埃尔帕索那段生活中的几件事，让我有了这个短篇的构思。我想起了我在当地去过的那处赛马场，还有在两千英里以外那里发生过、本来会发生、将会发生（反正是在我的短篇里）的几件事。
影响就是推动力——境遇，个性，像潮汐一样无法阻挡。我没办法去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过我一样并非实情。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当然，我写得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想过要是我在忙完工作和家庭后，每天能为自己挤出一两个钟头，那就挺好，本身就是幸福之至。能有那一个钟头，我就高兴了，但是有时候，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挤不出那一个钟头。然后我会盼望周六，不过有时候有了什么事，周六也泡了汤，可是周日还有希望，也许。
我现在是在谈真正的影响，在谈月亮和潮汐。可我就是那样才明白的，就像一阵疾风吹来，窗户啪地打开了。在那之前，我一辈子都在想着——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事情都会解决，我生活中希望拥有或者想去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可是当时在自助洗衣店，我意识到完全不是那样。我意识到——我以前都是怎么想的？——主要说来，我的生活庸庸碌碌、乱七八糟，没有多少光线照进来。当时我感觉——我知道——我所过的生活，跟我最崇拜的作家的生活差别极大，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自助洗衣店里，不会在醒着的时时刻刻，都要受制于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没错，没错，有很多作家曾面临影响写作的更严重的阻碍，包括坐监、失明和受到以这样那样方式折磨至死的威胁。那时——我发誓都发生在那间自助洗衣店——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事情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永远不会真正好转。我明白这一点，可是我能够就这样生活吗？当时，我看出来一定要做些调整。得把目标调低一点。我后来意识到，我已经有了洞察力，但是那又怎么样？洞察力算什么？洞察力又不能当饭吃，只会让事情更难办。
弗兰纳里·奥康纳在一篇随笔中，说一位作家年满二十岁后，就不需要经历很多事。此前能写成小说的经历已经很多，远远足够，她说，足以让他在余下的创作生涯中使用。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现在让我想到可以作为短篇小说素材的事情，多数都是在我二十岁后找上门来的。对于我当上父亲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没记住多少。我也真的感觉在到我年满二十岁、结婚和有了孩子之前的生活中，没有经历过什么事。然后才开始有事情发生。
过了十年，我还活着，还跟我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偶尔还会写个短篇或者一首诗。我把偶尔写的短篇之一寄给了《君子》杂志，这样做，是希望暂时能忘掉它。可是这个短篇给退回来了，还附上戈登·利什（当时是这份杂志的小说编辑）所写的一封信，说他要退回这个短篇，他没有因为退稿而致歉，没说是“不情愿”地退稿，只是退回来。但是他要求看看别的，我就马上把手头的全寄过去了，他只是同样快地全退回来了，可是在我寄给他的作品之外，他再次附了一封友好的信。
最近我们在纽约州的伊萨卡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我提醒他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有过的几次谈话，他回答说他跟我所谈的一切大概都错了。他说：“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改变了看法。”我只知道他给我的建议，正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他是位出色的老师，在我人生的那一阶段，对我是件极好的事，也就是会有人足够认真地对待我，坐下来跟我一起过一遍我的稿子。我当时就知道我正在经历一件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一件要紧的事，他帮助我认识到特别重要的，是要精确地说出想说的话，其他一概不要，也不使用“文学性”词语或者“伪诗意”语言。他曾努力跟我解释例如“wing of a meadow lark”跟“meadow lark's wing”一间我在里面待过一阵子的房间里，有什么样的陈设，更不用说能记得整个家里的陈设。甚至对于一处赛车场，我也回忆不起很多具体事物——我们来看看吧，除了大看台、投注窗口、闭路电视屏幕、人山人海、一片喧嚣，等等。我在短篇小说里编出对话，我对短篇中人物的周围进行陈设，还有具体的东西，因为我需要那些。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有时候说我的短篇小说不加渲染、朴素，甚至是“极简主义式”，但也许无非是需要和便宜行事两者有效的结合，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来写这类短篇小说。
所以我就写起了这个短篇，这方面的“影响”可见于此。当然，每个写作者都会受到这种影响。这是最普通的一种——这件事让人想到那件事，那件事又让人想到别的。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就像雨水一样普通，一样正常。
我要谈谈另外两个对我的人生有过影响的人，其中之一是约翰·加德纳，我1958年秋天在奇科州立大学所报的初级小说写作课程是他教的。当时，我和我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刚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派拉代斯，位于奇科市外十英里的丘陵地带。有人答应过我们有廉租房可以住，当然，我们觉得搬到加利福尼亚是件冒险事。（当时还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乐于冒险。）当然，我得工作以养家糊口，但是也打算报名上大学，当一个非全日制学生。
加德纳当时刚从爱荷华大学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还知道他写了几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之前，我从来不认识有谁写长篇小说（无论发表与否）。第一天上课，他让我们去外面坐在草坪上，我记得我们有六个人。他走了一圈，问我们喜欢读哪位作家的作品。我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什么名字，但肯定不是正确的名字。他宣布他认为我们中间谁都不具备成为真正作家的素质——在他看来，我们中间没一个拥有所需的火。他说他要尽他所能帮助我们，但显然他也没指望会有多大效果，可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即将启程，我们最好抓紧自己的帽子。
影响。约翰·加德纳和戈登·利什。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抹杀。然而还是得数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主要的，他们是我的生活和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如你所见，我现在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不过相对而言，现在的天气晴朗些了，而沉默是对的。